百年清华

1929年9月，私立南开大学3位留美骨干教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他们是历史学教授蒋廷黻，经济学教授萧蘧，植物学教授李继侗。加之其他2位留美骨干教授同时离校他就，带来南开工作和学校名声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文称之为1929年事件。分析这一事件，有利于澄清私立南开大学(以下或简称南开)与国立清华大学(以下或简称清华)一段历史往事，有助于人们更为具体细致地了解当时两校的些许情形。

1929年事件，是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办学功绩，罗氏曾留学于美国普利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1929年事件的发生，是罗家伦大刀阔斧兴革校政、竭尽全力延揽人才的结果。

罗家伦

罗家伦于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执政于清华，上任不久，将清华大学由外交部、大学院(罗上任后改为教育部)共同管理改为由教育部单独管理，并为清华大学加上“国立”两字。

根据研究国立清华大学多年的苏云峰先生分析，罗家伦在不到2年时间里，对清华有8点贡献。其中3点如下：健全清华基金管理，稳固清华大学经济基础；加强图书仪器及校舍之建筑设备，使清华师生有一个更优良的读书与研究环境；解聘不力教员30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40余人，并改善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苏云峰并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开启日后清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稳固清华经济基础和加强图书仪器等建设之外，罗家伦求贤若渴、延揽鸿儒硕彦的主张与实践如下：

1929年，罗家伦明确提出与日后清华校长梅贻琦英雄所见略同的大师论。是年，他在清华开学时演说，表达了相关理念：

办一好大学，光是盖几所大房子决(绝)不够(但这种观念在中国很通行，在西洋也有时难免)；实则，建筑物不过是死的躯壳，应当有学术灵魂在内，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有人只是以添盖几所房子为荣，而不计及其学术的灵魂，那末(么)，对于此种事业，简直是一种侮辱。

罗家伦指出，“一个大学要办好，最重要的就是教授得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罗家伦剑及履及，与私立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的一段故事，足见其为清华求才所付出的心血。

罗家伦与蒋廷黻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早在哥大时期便颇为赏识蒋氏的才能。执政国立清华大学之后，决计将蒋廷黻罗致于清华。后人在转述当时的情形时谈到：

志希(即罗家伦)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意离开南开的。但是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

更有甚者，罗家伦为延聘掌握世界史学潮流的蒋廷黻作清华历史系主任，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中国史学专家朱希祖先生，未让朱先生主政清华历史系。在等待蒋廷黻来校过程中，罗家伦以校长身份兼历史系主任长达一年。为了清华历史系走上现代化轨道，罗氏“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其一心为公精神，跃然纸上。

以上可见，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3位骨干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与罗家伦执政清华的改革力措直接相关。

除国立清华大学因素以外，1929年事件，密切相关于私立南开大学内部因素。下面将从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比较研究维度，分析1929年事件背后的三个原因。

一、私立南开大学办学经费相对拮据是发生1929年事件的经济原因

将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办学经费加以比较，足见两校差距。是年，南开办学经费220126元，清华办学经费670000元。由此可见南开经济实力确实无法与清华一争短长。

言及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实力，1929年事件当事人蒋廷黻回忆到：

清华改为国立，预算编在教育部预算中。和其他大学一样，每年经费由国库拨给。除了政府所拨的经费外，清华另一个经费来源是退回的庚款，在当时每年可有四十万元。美方按年继续拨付，于是经费越积越多。就经费说，清华的确是中国大学中的天之骄子。凭借雄厚经济实力，清华校长罗家伦任内大幅度地提高教授薪金待遇，高薪招贤，促成1929年事件。

罗家伦的时期，将教授月薪提高到260―360元，较先前教授月薪约增加40―70元。以清华历史系著名教授吴宓为例，1928年，吴宓月薪增至340元。对此，吴宓陈述到：“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

1929年，蒋廷黻转入国立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月薪380元，翌年升为400元。

较之于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教授的待遇则相对微薄。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创办直至抗战之前夕，教授月薪大多在180至300元之间。该境况之下，南开要留住优秀教师，颇费苦心。

1929年事件经济原因的评论者，是私立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何廉。他事后回忆到：

在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蘧、蒋廷黻、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

萧蘧与清华同仁在清华北苑7号留影，左起：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萧蘧、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鉴于经济因素，何廉深表理解离去的南开同仁，谈到：

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开支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的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本人则已骑虎难下，我只能尽力而为，为南开的继续生存而奋斗。

综上，由于此间中国私立大学缺乏美国顶尖私立大学那样强大的私人资本支持，也缺乏美国社会那样热心于社会公益之心国民的踊跃捐助，因此，即便是南开这一典范私立大学，也难以拥有与国立大学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使得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成为自然。

二、私立南开大学实用和以教学为主的办学特点直接关联于1929年事件

私立南开大学办学特点迥然易趣于颇具研究色彩的国立清华大学，后者无疑更为吸引系统接受美国研究型大学训练的学者，形成了1929年事件。

蒋廷黻，1923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李继侗，1925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林学博士学位；萧蘧，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入哈佛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显然，国立清华大学的研究特性，更为符合上述学者的口味。

李继侗

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特点，固然与校长张伯苓个性偏好有关，但也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

一者，张伯苓办学讲求实用的个性特征，是系统地接受美国自由教育熏陶的教授们一时所不能接受的。

言及校长张伯苓的个性偏好，何廉追述到：

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他承认一些人文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但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上有什么意义?……蔡元培和胡适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

由上可见，张伯苓确实具有不太注重人文学科与基础学科的个性特点。

从当事人蒋廷黻回忆中，可以看出留美博士们对于张伯苓办学风格的看法。蒋廷黻认为“张氏(指张伯苓)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实干家”。“他所采用的教育原理与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来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谈到刚刚任教于私立南开大学的感受，蒋廷黻说：

我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作为南开留美同仁的代表，蒋廷黻认为，张伯苓的办学风格不够现代和西方化。

尽管张伯苓的偏好确有不适合蒋廷黻等留美同仁们的口味之处。然而，即便是蒋廷黻本人日后也不得不承认，张伯苓的办学理念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正如他的回忆，“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指张伯苓)反倒越来越崇敬了。”

张伯苓讲求实用的办学风格，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私立大学经济实力有限，迫使南开不得不保持实用办学风格和教学为主的办学特点。

1929事件发生后，张伯苓经过痛苦思考，制定了学校日后的发展规划。他认识到就学校整体实力而论，私立南开大学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因此，应该停止竞争，争取与后者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张伯苓在与他好友何廉的交流中共同认为，由于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拥有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为此，南开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为此，张伯苓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主张“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

以上可见，私立大学的窘迫经济状况，不允许私立南开大学发展成国立清华大学那样的纯粹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学府。

道破此点的是私立南开大学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黄钰生。他指出，“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奢谈研究，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er institution)，问或有点研究”。

综上，张伯苓校长的个人偏好姑且不论，中国私立大学有限的经济实力，致使南开难以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学者研究提供足够经济支持。何廉教授言及此事时谈到，1928年，他本人也有另谋他就的想法，对方的吸引力在于优厚的薪金待遇和优越的研究工作条件，由于张伯苓执意挽留，并决定单独拨给何廉研究经费和减少其授课时间，才最终留住了何廉。

由于国立清华大学更为接近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样式，因此，1929年事件的发生便易于理解。清华对于留美博士们的吸引力，正如蒋廷黻的描述：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请到清华。但是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

三、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属下行政班子的专擅成为1929年事件的导火索

不同于国立清华大学自由色彩浓厚的内部管理制度，私立南开校长权力较大，导致校长行政班子揽权过多，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引发1929年事件。

美国私立大学中，董事会、校长、教授会、学生自治组织等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学校管理，这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文化传统。

罗家伦执政时期，国立清华大学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教授会、董事会与学生会拥有治校权力。罗家伦作为强化中央政权和校长权力的代表，最终辞去国立清华大学职务的重要原因，是清华董事会甚至学生行使权力的结果。由此可见国立清华大学的美式色彩。

相比之下，私立南开大学的内部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定的制度文化传统。

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尽管力倡师生合作民主办学，重视制定并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则制度，并杜绝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家族化办学传统。然而，张伯苓作为南开的缔造者之一，与南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是南开的总负责人，又是总设计师。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体现了张伯苓的办学理念；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依靠张伯苓的奔走游说和募集捐款。特定的校情，决定了南开董事会、校长等多种学校管理力量中，校长张伯苓的权力较大。私立南开大学校长的较大权力，其体现了中国特定制度文化传统之下私学之特点。此间，中国大学尽管仿效西方，但其实无法全盘照搬，学习西方程度限于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许可范围。校长统一领导体制的优点是高效率与高凝聚力，但是，正如一把双刃剑，该体制也会产生难以预测的问题。私立南开大学校长权力较大导致校长属下行政班子揽权过多，埋下了1929年事件爆发之伏笔。

20世纪20年代，教师完成了白天的工作，晚上在南开百树村教员俱乐部休闲聊天中，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抱怨学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拨校长的亲信们垄断。详述此事的是私立南开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廷，他回忆到：

这群人碰巧是早几年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而面对着诸多在不同领域属于第一流的学者们，学校的3位顶级管理人员――注册主任、会计和总务主任，在同这些人打交道时，不由得感到十分自卑。

上述可见，校长行政班子权力膨胀，已经引起深受民主教育体制熏陶的留美博士们的不满。

这一矛盾，如若张伯苓在校，负面效应可能不甚尖锐。而当珍惜人才的张伯苓离校之时，负面效应注定急剧升温。1928年11月底至1929年9月底，正值张伯苓离校赴日本和欧美募捐并考察教育。此间，便发生了3位骨干教授离开南开流入清华的事件。

根据时任私立南开大学部主任黄钰生回忆：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轻听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的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五位教授，除了流入清华的蒋廷黻、萧蘧和李继侗，还有转入东北大学任教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萧公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也援引南开的相关规定而赴德进修。

其时，私立南开大学机要秘书兼注册课的主任是张伯苓校长的重要行政手下，与萧蘧“交恶”已久。南开注册课管得很宽，相当于其他大学的教务处和训导处。萧蘧的堂弟，时任私立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萧公权回忆到“注册课主任，实际上所负的职务超出‘注册’的范围”。

黄钰生进而述到，1929年“下半年发聘书的时候，教授中成绩很好的肖蘧理应增薪二十元”但是，校长的机要秘书兼注册课主任不同意为萧蘧增薪，黄钰生与其协商，希望将此事拿到教师评议委员会来定夺，被该位校长行政手下拒绝。黄钰生没有坚持，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由其掌控。黄钰生回忆：“消息传出，萧蘧愤然辞职。李继侗，蒋廷黻同情萧蘧也拂袖而去”。由此可见，校长行政手下的专擅，是1929年事件的导因。

根据萧公权的回忆，1929年5月，南开发出下半年的聘书，除了萧蘧没有加薪之外，所有教授同仁都加了十元至二十元不等的薪水。萧蘧在南开认真任教5年，却没有被加薪，认为这是学校不愿意继续留他的示意。是时，蒋廷黻正好接受清华邀请，见萧蘧被冷落，大为不平，当即邀请萧蘧一同前往清华。萧公权进而论到：“叔玉(即萧蘧)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了我脱离南开的决心”。

以上可见，校长属下行政班子的专擅，加之张伯苓校长离校出国，是多位留美教师拂袖而去的直接原因。这对于私立南开大学，确有如遭大劫之感。1929年事件，正是中国特定制度文化传统之下，私立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中的问题所致。

以上，从公私立大学比较分析维度，陈述1929年事件发生背后，私立南开大学的三点因素。

1929年事件，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中国政权由弱变强之后高等教育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该格局决定于中国官学同构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1912―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军队挪占大部分教育经费，致使“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严重摧残了国家教育事业，带来私立大学的发展机遇。南开虽然经费困难，但保证月月按时发给教师薪俸。加上南开学校的名望，私立南开大学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1929年，日趋稳定的南京国民政府业已取代衰微的北洋政府，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极力强化官学实力，国立大学的办学经费、办学条件、设备设施与教师待遇得到改观。从而使得私立南开大学教师资源流入国立清华大学成为势所难免。

四、结语

美国公私立大学发展状态，体现了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文化传统，著名私立大学恰如美国高等教育桂冠上的瑰宝，闪烁着最为耀眼夺目的光辉；与美国霄壤有别，中国政权稳定时期的公私立大学发展状态，是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文化传统写照，著名国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星空中最为璀璨的星斗。

1929年，清华作为著名国立大学代表，办学经费相对充足，办学特点以研究为主，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并相对民主；南开作为著名私立大学代表，办学经费相对拮据，办学特点以教学为主，内部管理存在着校长属下行政班子专擅问题。两校差距，酿成1929年事件。

该事件充分说明，南开即便作为近代中国典范私立大学，终究无法突破中国政权稳定时期高等教育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私立南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小社会中的代表性成员，不仅经济硬实力上不够强大，而且内部管理制度等软实力上也不够成熟。中国民间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对稚嫩，正是稳定的中国政府不自觉地倚重于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因。1929年事件，为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公私学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