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藏书故事

2018-12-05 |

编者按:在江西近代史上,很少有家族能与义宁陈氏“一门三代五杰”相提并论。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隆恪、寅恪兄弟,陈氏家族谱写了别样的辉煌传奇;从某种意义而言,像这样光前裕后、与国咸休的簪缨世家,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

绮罗高价等珠玑

义宁陈氏本是福建客家移民,清代早期从汀州府上杭县进入地广人稀的南昌府义宁州垦荒,最后定居今修水县桃里竹塅陈家大屋。到了清代中晚期,陈家走出了陈宝箴这样通过科举入仕的读书人,才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地位。陈宝箴(1831—1900)由举人入曾国藩幕,后仕至湖南巡抚,曾主持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疆大吏;陈宝箴之子陈三立(1853—1937)为“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诗坛之巨擘;陈三立长子陈衡恪(1876—1923)是近代著名画家,擅长篆刻、书法、诗文;次子陈隆恪(1888—1956),著名诗人;四子方恪(1891—1966)也是诗词大家;而三子陈寅恪则青出于蓝,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国学大师。

陈寅恪(1890—1969)籍贯义宁州(今修水),出生地却和父亲陈三立一样是湖南,这自然与祖父陈宝箴长期在湘中为官有关。陈寅恪出生之日,正是祖父任湘抚驻节星沙之时。由于陈宝箴父子提倡新学,中西并用,所以陈氏兄弟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陈寅恪也不例外。他先在家接受传统四书五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基础;后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学习东方学和中西亚历史文化;到他35岁回国时,已经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所以清华大学延请没有学历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大师”,足见其学术地位之高。他的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身出名门,所以陈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

身兼清华、北大研究生导师的陈寅恪一边教授佛学和边疆史,一边开始进行“以诗证史”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突破。可惜抗战军兴,他被迫随校流亡,先后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和燕京大学。“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内战结束后,他谢绝了傅斯年邀请赴台的安排,由清华大学转到岭南大学(后合并为中山大学),直到去世。陈寅恪传世著述颇多,主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都是近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

陈寅恪出身名门,却没有官宦子弟的骄矜之气。他治学严谨,博闻强记;通晓多国语言,擅长用不同领域的学术多方考证某一历史论题;他对政治不盲目遵从,平生最痛恨蝇营狗苟之事,尽管先担任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理事,建国后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却从不矜炫人前,也从不以权谋私,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化贵族和传统士大夫的尊严。人们就其学术与人格多有美誉,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还比不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吴宓更将陈诩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说他这样的人才,“近三百年一人而已”。

万古书虫有叹声

义宁陈氏累世藏书,余荫多滋。陈宝箴的书斋叫“四觉草堂”,陈三立的书斋叫“散原精舍”。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即陈寅恪)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父、祖的藏书不仅给陈家兄弟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藏书的爱好。

陈寅恪早期的藏书斋号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住所叫“金明馆”“寒柳堂”,我们且把它当作陈先生的书房斋号之一罢。众所周知,陈先生晚年致力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他非常欣赏柳如是所写的《金明池·咏寒柳》,所以才想到以此名宅。柳如是的原词是: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 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此词为柳如是怀念故国故人最为沉痛之作,颇适陈寅恪晚年心境。他最激赏“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最能衬托自己多病而且情绪压抑的遭际。江西士人崇尚气节,一直标榜“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对名节气概十分看重,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对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也以这个标准重新定义,如有违反这一原则媚政阿俗者,不惜除名师门。实际上,“金明馆”也好,“寒柳堂”也罢,表面上是对明末清初一位奇女子柳如是的肯定与赞赏,其实也是陈寅恪以一位文化遗民的心境,在鼎革之际各种政治运动中保持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他的宅第现在被改建为纪念馆,仍直立在中山大学的校园中。人们走到这里,依旧可以感受到陈寅恪正直、独立的学者风度。

尽管陈寅恪有斋号,自己也有过“青园居士”这样的别号,但他在藏书上加盖的印却很随意,一般多用带隶意的楷书“陈寅恪印”。后来著名篆刻家方去疾为他治了一方篆文藏书印,但他并不常用,这批印后来流向了市场。

陈寅恪的藏书大多损失于战乱及“文革”。但有极少数的藏书侥幸得以保存,有的还流向了市场。2015年杭州西泠印社春拍,就上过五种陈寅恪旧藏,共计《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2册)、《七克十卷》(4册)、《殷墟霾契考》(1册)、《天下才子必读书十五卷》(2册)、《妙法莲华经论》(1册,钞本)等五种。这些书有的经郭麐的灵芬馆递藏,并无名贵珍稀古籍,甚至日本“和刻”《七克》一书,还是清初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的著作,也在寓目之列,说明陈寅恪先生涉猎之广。

独为神州惜大儒

与那些成天只知提笼架鸟、选色征歌的“世家子弟”不同,陈寅恪可以说是嗜书如命。早在留学欧美时期,陈寅恪就大量买书,而且是中西书籍都是他涉猎的对象。吴宓就说“首惊其藏书之丰富”,“哈佛中国学生中,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甚至他应清华大学之聘,行将返国时,也大量购置相关书籍,以至无力支付返程费用,只好托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支取五千多元垫付。

读书人好书,但往往却为书所困,以致经济上捉襟见肘,炊爨不继,这种事情也多次发生在身为大学者的陈寅恪身上。特别是日寇侵华,万方多难,陈寅恪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冲锋冒镝辗转各地,备极艰辛。内战末期,经济崩溃,北平孤城也是物价飞涨,一夕数惊。当局发行法币不久又折改银圆券,过了一段时间银圆券改成金圆券,很快又贬值,教授们经常是拿着成捆的钞票买不到一斤米。陈寅恪家也很快山穷水尽、室如悬罄。他的好友、北大校长胡适知道陈无米下锅,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又好不意思开口向人借钱,遂用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让校方向他买一些“富余”的藏书,以当时的“硬通货”美金支付。结果陈寅恪不肯落人口舌,给了北大一汽车的书,都是西文、佛学和中亚语言文字方面的好书,却只收了两千美元。要知道,就是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就值这个数。

卖书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战乱中书籍蒙受损失就是无可挽回的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凶焰直逼平津,教育部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陈寅恪在离开北平赴长沙时,托付留守的侄子陈封雄把清华园家里的藏书赶紧寄到长沙来。但书到长沙时,他已经南下岭南了。1938年10月13日,长沙发生大火,火灾持续烧了三天三夜,寅恪先生放在亲属家中的那些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寅恪先生得此消息后,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祸不单行的事又接踵而至。同年末,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陈寅恪也随校到昆明。他走的路线是长沙经香港、安南(越南)赴滇,陈寅恪把自己最为珍视的藏书装进了两只大箱子,交由滇越铁路部门托运。而行李托运到云南蒙自取件,却发现被坏人调了包,里面全是砖头,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这对陈来讲如同五雷轰顶,却追查无门。据他后来回忆,其中丢失的好书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和《五代史记注》,以及一些梵文佛教经典、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这些书除了有版本价值之外,上面密写陈寅恪的疏注,是他研究学问的心血之作,无良小偷盗走这些书卖不到几个钱,却毁了陈寅恪的治学心力。这批书被越南小偷在当地出售,甚至到十多年后的1955年,陈寅恪曾收到一位越南华侨的一封信,说他在海防买到了这批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两本,看到眉批,知道是陈寅恪先生的东西,打算清理一下,把包括此书在内的藏书都奉还故主。陈寅恪收信后十分高兴,哪知不久风云突变,越南战事骤起,那位华侨家的藏书连同家产全部付之一炬,陈的这批失物仍旧逃脱不了毁灭的结局。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藏书,如果用“珍若拱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藏书发生意外,就是最大的打击,所以藏书“四厄”,几乎要夺去藏书家的生命。诚如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那都不是普通的书籍,而是寅恪伯父多年心血的结晶;书页的空白处布满寅恪伯父写记的考证、比较和见解心得,学术价值无可比拟!”两次劫难,几乎使寅恪先生藏书的精华全部损失了,这样的损失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文化的一次重大劫难。

给陈寅恪精神的“最后一击”,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劫难。作为“封建权威”的代表,这位国学大师注定已是在劫难逃。一批批“红卫兵”对陈寅恪夫妇进行了多次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令两位老人痛不欲生。一次在“红卫兵”抄走了他的藏书与手稿后,陈寅恪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于1969年10月7日在悲愤交加中离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弃世。可以说,把读书写书当作最大快乐的陈寅恪,却在眼睁睁看着藏书与书稿被毁时“人琴俱亡”,这正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与藏书家所遭受痛苦的一个缩影。

(节选自《近代江西藏书三十家》,毛静著,学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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