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汪曾祺与钱锺书

2018-01-05 | 高恒文 | 来源 《文汇报》2018年1月5日 |

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西南联大的“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未尽才——故人偶记》)。“钱锺书研究”已成“显学”,但素无“钱锺书学派”之说。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当时的钱锺书还是刚刚留学归国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的出版,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 这实在耐人寻味,亦可谓现代学术之“传奇”。此前,类似的“传奇”,仅有20年代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及其巨大的学术声望。

汪曾祺还一再赞同钱锺书的著名的“打通”说。《作家应当是通人》开头即云:“钱锺书先生说他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较’,而是‘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整个20世纪,文学研究真正能够“打通”中西者,朱光潜、钱锺书之外,还有何人?今日“比较文学”研究,“打通”者几无,不通者众。反倒是文学创作,大家、名家者,鲁迅、知堂以下,大都中西“打通”。汪曾祺当然在“打通”者之列。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打通”,对钱锺书的“打通”之说,作了独到的发挥:不仅“中西文学的打通”,而且“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此说极是,亦可谓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创作而言,或许我们应该补上第四个“打通”: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绘画之间的“打通”?

虽然也可以说两人都是小说家,但艺术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佐林、伍尔芙和纪德”,“我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寻根》);钱锺书的小说则与英国的奥斯汀、萨克雷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管锥编》论《老子》所谓异类相通、相反相成之说来看,他们的小说,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说中的“发议论”的问题。

汪曾祺反对在小说中“发议论”,强调“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小说笔谈》)。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围城》的特殊之处,就是随处可见的“发议论”!不仅叙述者大发“麻将当然算是国技”、“老科学家”与“老”的“科学”之类的议论,而且人物也爱“发议论”,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铺子”等等,最著名的关于婚姻是“金丝鸟笼”还是“围城”。

不过汪曾祺还说:“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短》)《围城》不就是讽刺小说吗?《围城》中的议论正是以“机智”著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说:“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像是说书人。说书人太有个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题发挥,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因为太好听了”;“《围城》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夹叙夹议。其议并非正规的说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新儒林外史——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此说可笺疏汪曾祺所谓的“机智”。余光中还说:《围城》中的议论,“短一点的一闪而逝,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钱氏一向惯于挥霍。长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此乃“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谓也欤?

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思想和语言》)在《“揉面”——谈语言》一文中,他说:“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论,自黄庭坚论杜诗有“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以后,出处、来历就成了主要命题。但是,论小说的语言而有“来历”之说,汪曾祺似第一人,首倡。《围城》中的议论,旁征博引,充满典故,语言也常常是有来历、出处的,这是引入注意的特征;《槐聚诗存》中的作品,语言的出处、来历是重要艺术特征;而《谈艺录》开篇总论“诗分唐宋”之后的第二则即为“黄山谷诗补注”,是此著的几十则笔记中的篇幅最长的一则,这不仅是钱锺书重视黄诗,也表明了钱锺书对黄诗的出处、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钱锺书的诗,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他在《宋诗选注》中,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来历,称为“形式主义”。尽管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批评,固然是因为迫于时势,但还是巧妙的修辞技巧,皮里阳秋,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来历的弊端,而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技巧本身,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相反却对黄庭坚以及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惜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联的出处、来历: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之一末句“时有归牛浮鼻过”是有来历的,并且是“点铁成金”;《书湖阴先生壁》最后两句“是王安石的修辞技巧的有名的例子”,“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汪曾祺论“来历”时还说:“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前一句近乎“若胸臆语也”之意,后一句强调“积学有素”,是和黄庭坚的思想一致的。

关于汪曾祺与钱锺书,可说的还有几点,比如“老妪都解”、黄庭坚书法等等,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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