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8年4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最后一路步行团近300人抵达昆明时，四个前来欢迎的小女孩为他们送上了一个大大的花篮。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15岁、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次女赵新那。

8月21日，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来到中南大学，登门拜访了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

虽然赵新那老人并未在西南联大就读，但她的一生与西南联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父亲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新那的爱人黄培云，是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

为西南联大师生献花的小女孩得知我们采访团是“重走西南联大之路”，赵新那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那时候虽还是个学生，但由于日本侵华，记忆很深刻。” 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时分三路迁移：一路是经广州到香港，乘船到海防，经过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是从长沙经桂林、柳州、南宁到镇南关，到越南河内，经滇越铁路赴昆明；另一路就是后来被称为“湘滇黔旅行团”的步行团。 4月28日，为了迎接西南联大师生到达昆明，先期赶到昆明的赵元任率领同人在路边等候，赵新那的母亲杨步伟和几位学者的夫人则亲自编网篮，就地采来野花，做了一只庆祝迁移胜利的大花篮。“西南联大步行团进入昆明那天，刚好也庆祝清华大学校庆，我们在云南大学迎接他们，我和姐姐就是去献花篮的小女孩。”那一刻，西南联大师生的刚毅坚卓在少女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此后不久，赵新那就随父母一起远赴美国。若干年后，当她再次回到祖国后，又随丈夫一起定居长沙，而这里，正是西南联大的起点。

赵新那不仅和西南联大有过亲密接触，和清华大学的渊源更是久远。1925年，跟随父亲回国的赵新那才刚学会走路，当时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她也成了清华幼稚园首批学生，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快乐的时光。几年前，清华大学校庆期间，赵新那还跟随爱人黄培云院士回到了清华园，黄院士的红色胸花上写着1938届，她则十分风趣地戴上了写有“1928届”的胸花。当得知采访团成员中有两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时，老人甚至有些调皮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学哦，是1928届校友！”

“最听话的女儿有三件事没听家里的”

“我从小就很听话，父亲母亲都觉得我是家里头最听话的，但是有几件事情没听他们的。第一个，找老伴是自己决定，俩人是私底下互相见面的。”赵新那与丈夫黄培云在美国相识，1945年成婚。提起丈夫，老人的语调轻快了许多：“他是清华的学生，我爸爸是清华的老师，清华师生经常会组织一些校友活动。特别是二战时候交通中断，当时滞留美国的很多留学生和教授都去我们家做客，他也来了，就这样认识的。”其实，大洋彼岸并不是二人的初见地，缘分还要追溯到数年前。1938年，在赵新那献花的西南联大步行团的队伍中，黄培云就是其中第五小分队的队长。谁能想到，数年之后，两人有缘在异国相逢，结发白首。

1945年，赵新那于美国大学毕业，待一年的工作合同期满，1946年便与黄培云一道回到祖国。当被问及回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时，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简单。“我当初根本不想去！我爸爸这一辈子都没跟我发过脾气，就是1938年的那一次，因为我不肯去（美国）。我说在国难期间，我们在国内应该做点事情，不肯去。”但在当时，赵元任先生已经答应了去夏威夷教书，赵新那拗不过父亲，上火车后还大哭了一场。“我到了夏威夷那一年，不跟日本人讲话。”异国求学，苦等八年，只是没想到，1946年父女这一别，27年后才见面。回想那段时光，老人的语气里带着些许委屈，更多的是骄傲：“我心里从来没有想着不回来，而且我也成年了，22岁了，一旦有机会就会回来。”老人还一直在感慨，要是日本侵略军早一个月投降，自己1945年一毕业就回国了，也就不用给外国人打一年的工。

出生在美国的赵新那带着美国籍回国。有一天在大会上，她当众宣布要放弃美国籍，“我要当中国人！”“一个结婚，一个回国，一个国籍，最听话的女儿这三件事没听他们的。”老人笑的有些腼腆。

家国情怀历久弥坚

赵新那1923年出生于美国，赵元任先生1925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两岁的小新那一同回国。当时她并不会说中文，只会说法语，与家中保姆的交流都要倚靠赵先生做翻译。如今92岁高龄的她，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话语里都是浓浓的中国情，中国味，这其中又是如何转变的呢？“你不晓得我们小时候在上海，那受气不少，小孩子去公园爱玩打秋千，就打个秋千吧，管理员还把我们赶下来，外国孩子要打秋千，我们就得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在骂他，说把外国人都当成你的祖宗了。”

抗战爆发后，赵新那随父母来到长沙，由于年龄不够录取标准，赵新那只能就读于福湘女中，一所教会学校。“有一次上家政课，就听见玻璃一直在那里震，我经历过，知道那是飞机轰炸，可其他人还都不知道。在那次轰炸中，我一个同学的家人全部遇难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就在国人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连番的炮火轰炸，流血伤亡，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景象大大刺激了这个种子的萌发，年轻的赵新那也不例外，总想着为国家做一些事。“教会学校就希望我们别管外面的事。但年轻人，国难当头，哪能坐视不理。不管学校里怎么说，我们还是织手套啊，慰问啊，做这些力所能及的。”

“人家还问我，说我这小儿子，怎么不把他搞到国外去，其实他也挺喜欢呆在国内的。可以去国外转一圈，但要在国内安身，为中国人做事。父母、姐妹、儿子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我回国去美国领事馆签字的时候，工作人员只跟我讲美国多好多好，中国那时候条件很差，很困难，但我没管，就是要回去。等了八年了，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那还能不回去？”

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朝花夕拾，娓娓道来，时而莞尔，时而动情，淡淡述说着往昔，宛如一幅多彩的画。一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为了不打扰老人的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没想到老人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大家连忙劝阻，她坚持道：“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只要有客人到来，一定要送客至门口。”同样的坚持，在进门时老人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签名，“这是我家的规矩，”她的儿子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