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2010-11-25 |

○郑天挺

我和梅贻琦先生(字月涵,曾任清华校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1938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1937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在故宫,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声。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19417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成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个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200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193910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5月,我又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火性发过,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气全消了。这两次旅行,使我加深了对梅先生的认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风趣。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和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摘自《联大教授》,新星出版社2010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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