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 山（沈纪平，1949,中文)

1999年校庆在图书馆看到校史资料中，有一篇写解放前学生生活的报道，编者注明“均录自《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495—497页)。我读了“阳光社”和“新诗社”两段。我是这两个社最初的成员。从它们成立到我1947年底离开清华，它的活动我是知道的。我和赵宝煦同志（在联大时读政治系，后曾在北大任国际政治主任）还在《闻一多纪念文集》中，写了闻一多先生作为这两个社的导师教导我们写诗、画画、做人的纪念文章。而在这篇报道里，连闻先生都未提到。事实上，“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的战斗性与闻一多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社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北大的民主斗争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应该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

但因为已有《闻一多纪念文集》中那篇文章，1999年闻一多先生百岁纪念又出版了《回忆纪念闻一多》一书，在这里我就不用详述两个社的成立、成长经过，只简略说一下主要的事实，同时指出该文的失实之处。

1944年4月9日，十几个西南联大同学由联大新校舍步行到郊区闻一多先生住地司家营。闻一多教授和大家谈诗，并同意担任“新诗社”的导师。“新诗社”把闻先生的谈话归纳成四条纲领：一、我们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见《回忆纪念闻一多》中《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今天读来，闻先生的思想对当前中国诗歌创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这几条纲领来看，可以看到我们追求的“民主”，已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诗不是商品，不是玩物；写诗，就是工作。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开始时并不需要规章条文，大家都自觉地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工作，但也不是“散漫”。诗友可以自动报名加入，而且不分校内校外，但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吸收。因为参加者都要带自己的诗来，朗诵给大家听，经过大家的认可。这是为了扩大诗社的队伍，扩大影响。至于说“路过的人站在窗外听，被请进来，就成了社员，开完了会，便成了干事”，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在联大结束前一段时间，地下党还派人参加了“新诗社”的工作。

“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是双胞胎。开始出壁报，名为《诗与画》。社员中有一部分人既写诗也画画，何达、赵宝煦，加上对画有兴趣但画不好的我。何达（后到香港，写了许多诗，有朱自清先生为他写序的诗集《我们开会》等）当时画的劳动人民的素描就相当出色，闻一多先生颇为欣赏。赵宝煦画的时事讽刺漫画，更是联大生活中常引起轰动的事件。我们觉得画画有其特殊活动方式，于是另外成立了“阳光美术社”，赵宝煦是主要负责人。很快就出了“阳光”壁报。后来不断组织写生，并请校外的画家林聆先生辅导。作品积累多了，就在联大南区教室开了个不大的展览会。闻一多先生是美术家，自然就兼任了“阳光美术社”的导师。开展览会时，他穿着灰布大褂，拿着“士的”，仔细地看同学们的每一幅习作。“一二·一”运动中，“阳光美术社”的成员全部投入战斗，不但在联大，而且到云南大学等单位组织、绘制宣传画，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罪行。

联大结束后，分到清华的“阳光美术社”社员，组织了清华的“阳光美术社”。新同学中爱好绘画的积极分子不少，自然就聚拢在“阳光”之下，发出了光与热。写生更多了，有人假期天天骑车到颐和园画美丽的风景，技艺大进。大家投入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动统治的战斗，深夜里扛着画有美军舰在青岛威胁解放区以及蒋光头的漫画墙报《阳光》，挂在大饭厅与明斋之间的走廊里，引得吃早餐的同学挤满了通道。纪念闻一多先生被害一周年，吴晗先生作报告。“阳光”社员画的闻一多头像，以及以“新诗社”、“阳光美术社”名义写的悼诗、悼词，贴满了清华大礼堂舞台。悼诗中大骂“民贼”，下面座位上就有国民党的特务。

48级“年刊”文中所说的“木炭社”和“淘沙美术社”，与“阳光美术社”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知道有这两个社，也不知当时联大有什么学书法、木刻、西画、图案……的美术团体。

至于说这个分工细致的“淘沙”社是因为“名字不大好”改称“阳光”，那不符合事实。

该文又说，在1947年暑假助学运动中，“阳光社”组成了广告、书签、金石三个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之一，不知有此事。至于说“阳光的缺点也够多的，彼此联系的不够，活动太少，一部分同学还带有传统‘艺术家’的坏习气过不惯团体生活”，我只能说，“阳光”现在看来，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但社员们联系却很多，亲密无间。没有一个人有传统“艺术家”的坏习气，个个都爱“阳光”的团体生活。好在当时“阳光”的积极分子宋华沐（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现名钟涵）和在北京建筑研究院的张德沛（高级工程师）还在北京，他们可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