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磁共振实验室是一个既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又拥有温暖的社交氛围的大家庭。几十年来，实验室人来人往，有人常驻，有人短暂停留，有人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每个人都为这个实验室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贡献，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

聚焦到某一时刻，2022年的教师节，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大家欢聚到一起，一起聊聊自己在实验室的独家记忆。

左起：周萌、陈凤恩、陶家洵、宁永成、李勇、杨海军、田宇蓝、李文郁、范莹莹、谢瑾、 谯子锐

宁永成，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大方向是否正确，很关键。”

“走出特点，走出新意，这是对年轻人的希望。”

“一定要使自己生活在身心愉悦的氛围中，这不仅会让人身体健康，而且会促进事业成功。”

回顾宁老师的独家记忆。1956年，宁永成老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除去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的7年时间，宁老师在清华大学奉献了自己的六十年。其中，于1978年宁永成老师重新调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开设了鉴定有机物结构的课程，在此之后他讲授了有机波谱学课程直至1998年。为了把自己的著作推向世界，宁老师“忍痛割爱”，谢绝了延聘，不再担任该门课程的授课工作，专心写作。目前，宁老师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九本著作，并向他的第十本书迈出坚定的步伐。

若是谈论宁老师为实验室做的贡献，也可以说是为国内外磁共振事业做的贡献，那必然是完成了多本具有创新性的有机物谱图解析方面的相关书籍。在宁老师的书出版之前，有关谱图解析内容的书籍分为两类：（1）物理工作者写的书，化学工作者较难理解，并且距离谱图解析较远；（2）化学工作者写的书，虽然谱图解析部分便于理解，但会弱化原理方法部分的内容，不利于将原理运用好。宁永成老师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国际知名出版社Wiley-VCH这样评价宁老师写的第一本英文书《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with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This extensive compendium fills the gap between those textbooks devoted to either spectra interpretation or basic physical principles，意思是宁老师的著作填补了以往物理类和化学类两类著作的鸿沟，即克服了物理类著作距离应用较远的缺点，也弥补了化学类著作理论基础不足的缺陷。这条路，宁老师走出了创新性。

除此之外，宁老师也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和新方法。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氢谱的解析。氢谱分析的三个信息：峰型、峰位置（化学位移）和峰强（积分面积）。在以前的解析过程中，人们比较重视化学位移，而宁老师提出了峰的裂分是最重要的化学信息。Richard R. Ernst（独得1991年诺贝尔化学奖）在《有机波谱学谱图解析》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One might call the “Ning gold standard” in the spectroscopic text book literature（在波谱学文献中人们可称之为“宁氏金标准”）。是的，宁老师的书籍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极高评价。宁老师表示，走业务上的路，要将业务上的发展看清楚，再走出新意，具体为之，要多看资料、多动脑，多想，这才能够走得顺利一些。这对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很有帮助。在本次的聚焦时刻，宁老师说：“走出特点，走出新意，这是对年轻人的希望。”

近来，宁永成老师一直在和杨海军老师讨论“在新书章节布置中，是否应将核磁内容前置”的问题。今年，宁老师已有84岁高龄。而为了更好地交流讨论，宁老师骑车2.3公里到杨老师办公室，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他不选择在电话中交流，而是坚持见面讨论的行为，体现了宁老师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及一位终身从事磁共振事业的老教授对于谱图解析大方向的把握。在这次的聚焦时刻，宁老师提及此事时，说道：“大方向是否正确很关键。”

在工作之余，宁老师的一大爱好就是旅游。为了更好地在国内旅游，他考取了国家旅游局的导游证。此外，宁老师一直强调外语很重要，因此他掌握了多门外语，这也助力了他踏出国门的旅游。宁老师自豪地说：“在世界七大奇迹中，我仅剩下埃及金字塔还没有参观过了。”在后续的聊天中，宁老师讲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人的一生都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使自己生活在身心愉悦的氛围中，这很重要。这不仅会让人身体健康，还会促进事业成功。”宁老师讲道，心态很重要，一定要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工作，不要做苦行僧。虽然苦行僧最终也奋斗出来了，但他觉得那样不够完美，大家应该身心愉快地工作。

所有清华人都知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口号。这是1957年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清华体育代表队和校学生会体育干部会上讲话时提出的口号，至今都被清华人视为目标。已经在清华工作六十余载的宁老师说：“曾经我认为这个指标的要求很高，但现在我已经远远超过了这项标准。”李勇老师听后，笑道：“我们要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聊天的最后，宁老师开玩笑地说：“我的一生基本上走的都是最理想的路，或许是上一辈人给我的名字起的好，宁永成。”

陶家洵，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自己做事，尽力就好！”

回顾陶家洵老师独家记忆。陶老师于1967年和1981年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和化学系。其中，在化学方面，陶老师师从徐光宪院士，做核燃料化学与量子化学方面的研究。1974至1978年，陶老师在清华200号作核燃料（Pa）的研究。1981年，陶老师开始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分析中心做仪器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其中主要做核磁共振方向的研究，这也是陶老师首次接触核磁共振。恰逢世界银行有一笔贷款，用于支持高校基础教育而引进大型分析仪器，当时全国十所科研院校引进了J公司的核磁谱仪FX90-Q（性能远超连续波永磁体的仪器）。那时国内的核磁事业刚刚起步，还属于普及阶段，而同时期的国外磁共振领域已经进入超导体核磁的时代！正是液体核磁迅速发展的时代！1983年，为了给仪器接机，陶老师曾去J公司参观访问学习。1984年，验收仪器的时候，由于仪器磁体在长期稳定性和噪声方面不合格，陶老师严格把关，向对方索赔，并通报各兄弟院校。后经过数年谈判的努力，教育部获得16万美元的索赔。

陶老师回忆起自己的过往，他说：“我主要的任务是仪器管理和支持校内科研与教学。此外，我还参与了分析中心举办的仪器分析学习班。在课程中，我主要讲授NMR内容，也为北医代过课。鉴于当时校内的化学合成力量比较薄弱，在科研方面我设想更多地开展NMR在物理化学和多种核的NMR 研究。”在陶老师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注重实验参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也一直希望核磁应用广泛的化学界能从更深层次理解核磁理论，以便更好地应用。

除此之外，陶老师也用文字记录下了他对核磁的理解。陶老师参与了多本书籍的NMR部分的撰写，其中包括《化工百科全书》、《分析化学辞典》和《现代仪器分析实验与技术》等书籍。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核磁共振实验200例——实用教程》这本书的翻译。在工作中，陶老师偶然接触到《核磁共振实验200例——实用教程》这本书的部分实验，而且B公司还将其用作培训教程。该书有将实验与理论紧密联系的特点，陶老师认为这本书非常有利于提高国内核磁水平。他说：“我动心了，想尽快翻译它，于是我就默默地翻译。”当时，陶老师还需要给物理系学生上普通化学中的仪器分析课，有时还需要批阅作业。这些事务都需要陶老师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因此翻译的工作开展得相对缓慢。后来，李勇老师和杨海军老师得知陶老师在进行翻译工作后大力支持陶老师的工作，他们帮忙联系出版社、策划经费，李老师参与写译者的话，杨老师参与翻译写书工作，最终这本译著得以顺利出版发行。

近来，陶老师在磁共振实验室开展了《数学与量子》相关的培训。陶老师说：“多年来，我总感到国外核磁共振在多个领域一直在迅猛发展，而国内尤其是化学界也在不停地紧跟。我感到有必要向大家普及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以便清理路障，更高层次来理解核磁现象。恰好有几本适合用来普及的书，更提起了我的欲望。近来，在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努力翻阅了不少相关的中外书籍，有机会参与实验室讨论组会，希望共同从浅显易懂的方式来理解磁共振中较深的理论，共同提高国内的NMR 技术和理论水平。这也一直是我的追求和梦想。”

这次的聚焦时刻，陶老师总结道：“我一生做了很多事。自己做事，尽力就好。”

杨老师说：“宁老师和陶老师，两位老先生，是我们实验室的瑰宝！”

李勇，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无论做什么，用真心去做事，是最关键的。”

“为学为人，其实为人做好了，无论在哪儿都能做好。”

回顾李勇老师的独家记忆。在1998年宁永成老师退任之后，李勇老师接下了本科生课程《有机化合物谱图解析》和研究生课程《有机波谱学》的授课工作。当时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接任之前李勇老师听完了两轮宁老师的课程，并做完全部习题且保留至今。李老师说，这些习题是十分珍贵的。

在回忆李勇老师与磁共振实验室的过往点滴时，杨海军老师用“艺高人胆大”这五个字来评价李老师。还记得2002年系里老师想要购买一台400 M核磁谱仪，李勇老师帮忙参考购买，当时主要在B公司、V公司和J公司这三家公司中进行招标。其中，J公司想借此次清华大学购置谱仪的时机，时隔十几年后重新返回中国市场。李老师看准了这个时机，“狠压”J公司谱仪的价格，最终用一台400 M核磁谱仪的预算买了两台核磁谱仪（1台600 M核磁谱仪和1台300 M核磁谱仪）。在当时，正是“艺高人胆大”的决定！时至今日购买谱仪时，也并非所有人都敢拒绝“龙头老大哥”B公司的仪器。能做这个决定，李老师凭借的是自己在日本多年的求学经历和足够扎实的专业经验，他了解化学专业应用需求，也了解这家公司能提供的设备与技术绝对能满足当时化学系任何老师的实验需求。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选择也极大地降低了B公司在国内高校市场实现一家独大的可能性。

国内有一段时间没有太多人做顺磁方面的研究，李勇老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时，李老师的工作让实验室在顺磁方向上“延续香火”，并帮助刚来实验室的杨海军老师顺利进入顺磁界。杨老师回忆道：“当时李老师对我说，以后核磁界竞争压力会很大，但顺磁界的发展空间相对大些。”

除此之外，李勇老师拥有绝对领先的理念，他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要将“核磁仪器24小时开放”的设想付诸实施。李老师回忆道：“2003年，当时没有钱，我就用自己的科研经费买门禁等配件设施，让学生实现能够刷卡进出。而且我让学生大胆使用300 M核磁仪器测试，如果仪器真的用坏了，我们还有600 M核磁做后续的实验保障。”这在清华大学校内，乃至到全国都是超前的理念！

在这次的聚会闲聊中，李勇老师对实验室的年轻人这样说：“将来大家在做什么，现在可能你们会有所预想，但真正人生路走下去，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有一点，无论做什么，用真心去做事，这是最关键的。老话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用心，都能做到最好。前提是，你是否真的热爱你的工作。有很多这种例子，有些人一开始可能不喜欢这项工作，后来慢慢在工作过程中喜欢上了，并且在这个方向上成为了大家。”李勇老师还向实验室年轻人举例被称为日本“国宝级匠人”的中国大妈新津春子。新津春子，原名郭艳春，出生在中国沈阳，17岁时举家迁往日本生活。她负责东京羽田机场的清扫工作，2016年被评为日本“国宝级匠人”。她的经历说明了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追求卓越，到达金字塔顶端。

最后，李勇老师提到清华老校友朱镕基先生（曾任国务院总理）曾谈的“为人和为学”的问题。朱镕基先生曾说过：“清华不仅是一个为学的地方，还是教人为人的地方。”李勇老师说：“其实，为人做好了，在哪儿都能做好。如果为人没做好，无论在哪儿，将来总是要吃亏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陈凤恩，清华大学分析中心高工

“初来，倍感温暖。”

“很多事情，表面看起来是运气，但实际上都是有深层次的渊源。”

回顾陈凤恩老师的独家记忆。陈凤恩老师回忆起自己在清华的工作经验，她谦逊地说：“我运气比较好，1987年化学系和化工系分家，院系缺少实验员，借此时机，我便来到了化学系工作。”一开始陈老师在有机实验室工作，后来院系购置了拉曼仪器，陈老师就调到分析中心工作，负责主管拉曼，至今也有35年了。

陈老师说：“初来磁共振实验室，倍感温暖。宁老师和陶老师不仅成绩做得好，而且身体也很健康。真心觉得，在这里，心里很温暖。”杨海军老师听完，说道：“很多事情，表面看起来是运气，但实际上都是有深层次的渊源。现在大家相聚在这里，都是花了很多年的努力才能一起坐在清华吃饭。”

杨海军，清华大学分析中心高工

“不要怕花钱，把花钱当作创新的动力，才能更好地赚回来。”

“你站在这里，没见过外面，你是不了解外面的。”

“人很关键。”但，“地球除去任何一个人能都转。”

“人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仪器的厂家没有高低贵贱，得到好的数据就是好仪器。”

回顾杨海军老师的独家记忆。杨老师的独家记忆，也正是磁共振实验室的飞速发展史。

要回忆杨老师的独家记忆，一定躲不过他的“逃课”经历。在学生时期，杨海军老师从未想过自己的后半生将与“磁共振”如此紧密交织。本科时，杨老师到中科院化学所做核磁测试，他想：我以后再也不做核磁了。研究生阶段，杨老师需要上李勇老师讲授的“有机波谱学”课程。有一次，他翘课了，觉得一节课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万万没想到，自己将来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就是磁共振方向，而那一节课的内容则是最核心的内容——磁化矢量。杨老师每每提及此事，都会懊悔地说道：“就为了这一节课，我补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理解了宏观磁化矢量这一概念。”

初来磁共振实验室，杨老师接手的任务就是报废一台旧的核磁共振波谱仪FX90-Q并且装修房间。当时他向学校设备处借了2万元，用作启动资金。2006年（两年后），杨老师到设备处还钱。设备处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设备处向来都是向外借钱，还从来没有人还过。”也正是这件事，让杨老师在设备处有了极好的信誉，也奠定了后续实验室能够飞速发展的基础。在实验室的生活中，杨老师一直对学生们讲：“不要怕花钱，把花钱当作创新的动力，才能更好地赚回来。”曾经有个学生对杨老师说；“老师，那是因为现在实验室有钱。没钱的话，怎么花？”杨老师笑了笑，实验室并不是一直都如此富裕，不缺资金、不缺设备。在实验室没钱的时候，杨老师接了很多项目赚钱，他说“17O的测试方法就是这个自立自强的阶段开发出来的”。

杨海军老师表示自己开始转变的时间节点是学校启动了工程技术系列青年骨干人才计划（这项计划也是杨老师先向实验室设备处提建议的，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校内的工程师也可以到国外进行访学。由于计划要出国一年，杨老师有些担心实验室的工作，于是向李勇老师询问建议。李勇老师表示大力支持，他说：“你站在这里，没见过外面，你是不了解外面的。”而在美国呆了一个星期后，实验室照常运行，杨老师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地球除去任何一个人都能转。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重要，但其实没有这回事。”在这一年过程中，杨老师又感悟到另一个道理“大多数人出国之后，会更加爱国。”

为什么说杨老师的独家记忆是实验室的飞速发展史呢？杨老师是从2003年开始负责管理磁共振实验室的。那时实验室的设备仅有2台核磁谱仪（李勇老师购置的1台300M核磁和1台600 M核磁）和1台顺磁谱仪EPR200（购置于1983年）。时至今日，接近20年的时间，实验室现在的设备资产已扩大了十余倍，其中包括3台液体核磁（2台400 M谱仪和1台600 M谱仪）、1台600 M固体核磁谱仪、1台连续波顺磁谱仪、1台连续波脉冲兼具的顺磁谱仪和1台低场核磁谱仪。这是实验室的硬件快速发展的结果。杨老师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的原则就是实验室要不断向前走。”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一台台仪器来到这间实验室，从借钱融资到学校批钱，再到与仪器公司的免费合作，每台仪器也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记忆。

现在实验室的“旧”400 M液体核磁，是实验室自己出钱买的。当时实验室没有钱，杨老师便找院系里各个老师进行融资，每个老师出资10万元，其中包括张希老师、尉志武老师、刘冬生老师等。这是化学系第一个自费买仪器的先例。后来，买顺磁仪器需要一百多万元的资金，实验室又开始借钱。学校将这些都看在眼中。也正是因为这些建设实验室的付出，让磁共振实验室在校内有极高的信誉评价，也奠定了后续的固体核磁谱仪的到来。

2005年，杨海军老师在全校做技术培训时，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孝文教授问道：“是否能测银原子核的核磁？”他说待测的样品是陶瓷材料，不能溶解测液体核磁。这对于当时的杨老师来说，是从未遇到的问题，“固体怎么能测核磁呢？”于是张孝文教授分享了一篇文献，“Solid State NMR”，这是杨老师第一次接触“固体核磁”这个概念。作为固体核磁谱仪“入户”的前传，这件事就触发了后续事件。在重点学科申报中，杨老师便申报了固体核磁谱仪，并完成了仪器调研，专家论证等多项手续工作。然而，一台固体核磁谱仪的售价高达七八百万元，因此学校里一直没有批下这笔“巨额资金”。直到2015年，清华大学迎来了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终于有资金可用于购置固体核磁谱仪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更何况为了这个机会，杨老师提早十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杨老师回忆道：“我当时还在美国访学，一下回国的飞机，我直奔固体核磁谱仪购买的谈判。”李勇老师笑道：“所以你出国访学，什么都没有耽误。”看似玩笑间的言语，轻描淡写。可谁又能知道，除了提前十年准备好申报的资料，在2013年的时候，杨老师就和J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购买了500小时的机时，并安排周萌老师到J公司学习固体核磁谱仪的使用。这就使得谱仪入校后，立刻投入了常规使用。杨海军老师说：“我明白，固体核磁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接下来的视角，就该转到磁共振实验室与国内仪器公司的合作了。磁共振实验室和国仪量子公司最初的合作交集是在一个旧磁体上。2010年，为了仪器后续维修做准备，实验室从中日友好医院购置了一台报废的J公司的顺磁谱仪的磁体。当时磁共振实验室并没能将这个旧磁体二次应用，而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荣星表示很需要这个磁体做研究，于是杨老师便将这个磁体转赠给了国仪量子公司。这件事就奠定了双方后续合作的基础。在2019年的春节，杨老师收到国仪量子公司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国仪研发出了第一台脉冲顺磁，并且想要把这台仪器赠送给磁共振实验室。当时，杨老师说：“我要配一套液氦低温系统。”杨老师清楚“液氦低温”这几个字就意味着高难度，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自主研发的低温系统。而这台仪器就是国内第一台国产的具有液氦低温系统的脉冲顺磁。杨老师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压力很大。”19年初顺磁室仅有10平米的大小，并无额外的地方可以放置这台仪器。并且当时在国内顺磁研究领域里，清华大学磁共振实验室的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很多高校的老师发出质问：“国仪量子为什么要把这台仪器送到清华杨海军这里，而不是我们？”面对这样的质疑，无论是国仪量子，还是杨海军老师本人，选择用事实说话。时至今日，国仪量子公司陈祥安表示他们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把仪器送给清华是送对了！磁共振实验室为国仪提供了几百条的维修数据和上百条仪器建议，这些对后续仪器的更新升级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除此之外，磁共振室实验室开展了多次线上、线下培训，将国仪量子的仪器影响扩散到全国、乃至海外。杨老师说：“我们也很感谢国仪量子，他们的维修速率是超高效的。”2019年11月中旬，实验室J品牌顺磁谱仪JES-FA200无法测试到信号，原厂维修需要数月。11月22日，实验室邀请国仪量子工程师现场检查，当天确认故障来源。11月23日国仪量子工程师开始芯片调试，维修电路。11月27日，国仪量子工程师现场装机验证，修复成功。原本数月的维修周期，在国仪量子工程师的帮助下缩短到了几日时间，并且完美解决了问题。除此之外，在今年的第一届“信立方杯”高校分析测试技术培训微课大赛中，磁共振实验室杨海军老师团队的作品《如何测试自由基？》在众多优秀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专家们及广大观众的认可，荣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在微课中，通过自由基测试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国仪量子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与进口谱仪在测试自由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在仪器硬件新技术使用方面国产谱仪更优于进口仪器。杨老师说：“仪器的厂家没有高低贵贱，得到好的数据就是好仪器。只要我们努力，国产仪器可以战胜进口。”现在实验室和国仪量子也达成了深层次合作，杨老师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十分感谢老朋友杜江峰和荣星的支持，当然也少不了大家的帮忙，也要特别感谢国仪量子石致富工程师和范莹莹工程师的日常帮助。

电子顺磁室，左：J品牌，右：国仪量子

到了2019年下旬，第十八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简称BCEIA2019）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展会上，苏州纽迈公司的销售经理丁皓和杨老师说：“我想把这台低场核磁仪器放在清华磁共振实验室。”“什么条件？”“没条件”。就这样，磁共振实验室迎来了另一个新家伙——低场核磁共振波谱仪。但由于当时核磁室空间紧缺，实在腾不出地方，于是暂时将这台仪器放置在了顺磁室。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做顺磁的人不关心低场核磁。杨老师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咬咬牙，将核磁室重新装修，腾出地方，把低场核磁挪到了核磁室，一下子就不一样。目前，实验室已经和纽迈公司达成了合作，共开展了数十次培训，参与的老师、学生不仅来自清华各个不同的院系，也有许多校外人士时刻关注。杨老师说：“人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回忆起这段故事，杨老师说：“为什么我当时要接下这台仪器呢？我是北京波谱会的理事长。作为理事长，我没碰过的东西，我是不敢发言的。所以很多人或事找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和这个事物的认识及背景是有关系的。”李勇老师随后说道：“仪器并不是真的没有要钱，他们得到的是清华的无形资产。你们要记住，要坚持相信‘清华’这两个字，它会让对方潜意识地对你产生信任和相信。”

杨老师说：“所有事情都是慢慢地实现水到渠成。”我们和国产仪器厂商一点点沟通、一点点认识，同时一点点建立信任。杨老师一致致力于仪器国产化工作。他说：“国产化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智商和我们的应用！”造仪器的厂商很需要用户的认可，而清华大学磁共振实验室提供了这个机会。相信，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国产仪器厂商，我们都会有更好的合作和更佳的成果输出！

杨海军老师在职的20年内，磁共振实验室飞速发展，其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有机会，我们慢慢道来。

周萌，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工程师

回顾周萌老师的独家记忆。2013年，周萌老师来到实验室工作。每个人进入实验室的节点不同，对每台仪器的初始印象也各不相同。周萌老师回忆道：“我刚入职的时候，旧300 M核磁仪器还在。后来它坏了，换了新的400 M核磁仪器。”再后来，周萌老师被安排到J仪器公司学习固体核磁谱仪。在这个过程中，周老师将3.2 mm转子适配的探头用坏了，她说：“我依然记得当时害怕的心情”。这种心情，小编也十分能理解！因为小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实验室测试时将3.2 mm探头用坏了。经过讨论，我们发现出现的问题都是样品本身可能带有磁性，装好样品的转子在磁体外旋转没有问题，但是到磁体内部无法稳定旋转。在检查转子本身没有问题后，个人尝试重新装样，再尝试时，转子失速导致损坏探头。小编还记得，出现问题后杨老师镇定的眼神和安抚的语气，他告诉小编：“不用怕，坏了就坏了，这正好是我们学习探头内部结构的机会。”全程没有一句责备和指责。

最后，周老师表示自己见证了实验室建设的飞速发展，从2013年到现在已有九年多了，实验室仪器越来越多，掌握的技术也越来越多！杨老师表示，周萌老师的优点是能将实验室各种繁杂的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范莹莹，国仪量子公司EPR应用工程师

“学习能力很重要。一开始可以不会，但要肯学。”

回顾范莹莹工程师的独家记忆。2021年，范莹莹工程师刚刚研究生毕业，受自己导师李剑峰教授和杨海军老师的推荐，入职国仪量子公司，并在磁共振实验室负责顺磁谱仪的维护工作。范莹莹说：“在研究生期间，我只是将顺磁当作一个表征工具，并没有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过这类仪器，了解比较浅。现在工作领域是顺磁领域，自己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学习。”

杨老师讲到，起初范莹莹工程师在国仪量子面试时，甚至不清楚最基本的“微波功率”的概念。但她的研究生导师李剑峰教授说：“虽然现在她不了解仪器底层的理论，但你只要给她这个机会，她可以学。”杨老师说：“事实证明，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很重要。大家的学习能力也很重要，一开始可以不会，但要肯学。”现在，范莹莹工程师每天除了要完成顺磁实验室和公司安排的实验测试、仪器维护工作以及客户交流和疑问解答等工作，也要抽出时间来解答杨老师出的顺磁题目并负责实验室公众号内的《顺磁问答》专栏，因此范莹莹工程师经常要加班学习、工作。杨老师说：“范莹莹工程师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她经常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学习。想要有所突破，只用上班时间是绝对不够的。”

李文郁，清华大学土木系博士后

“做科学研究，无论是做科研还是研究仪器，都要对很多事情保持好奇心。”

“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持好身体”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绕个大弯又回到某个点。”

“人在不同的年龄，自己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规律。”

回顾李文郁博士的独家记忆。李文郁博士说她在加入磁共振实验室这个大家庭后，有两点明显的感受。第一点是做科学研究，无论是做科研还是研究仪器，都要对很多事情保持好奇心。李文郁博士回忆道：“因为我之前的科研方向主要是固体核磁领域，因此在遇到与弛豫核磁相关的报告和会议时，我就觉得自己用不上，因此很少去听这样的报告，就算是听了，也没有额外的想法。”目前，李文郁博士的研究方向需要利用低场核磁谱仪作为表征手段，她发现虽同为核磁谱仪，但低场核磁和固体核磁适配的模型、适用的体系均不同，因此低场核磁是需要重新学习的。所以很多内容和知识，在初次接触时不好奇也不深研究，结果现在发现其实都可以用到。因此在遇到一些问题或新技术时，我们应该多一点好奇心，再多检索一下，多了解一下，不只是明白些皮毛。

第二个感悟就是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持好身体。“无论是在和宁老师聊旅游，或是和陶老师、杨老师聊锻炼，还是刚刚讨论的是否要加班的问题，我都觉得工作和生活之间真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加班会比不加班的工作状态多一些思考。而且，如果不加班就很难有一些科研上的进步。但是如果真的拼命工作，身体也会吃不消。”李文郁博士分享她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但也要保持好身体。”最后，李文郁博士笑着说：“有阵子我特别想出去玩，但是宁老师当时和我说，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积累。然后我就决定先好好工作，攒点钱！”

最后，杨老师说道：“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绕个大弯又回到某个点。我觉得人在不同的年龄，自己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规律。想要抛开这个规律是很难的，比如宁老师退休后想到的问题和李文郁在职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谯子锐，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生

“学习的时候，有用性是很重要的。”

“工作不在于量，而在于质。”

回顾谯子锐的独家记忆。在这次聚焦时刻，谯子锐同学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记忆和感慨，因为大家都毕了业，只有我还没毕业。”李勇老师笑道：“没毕业的希望最大，正处于现在进行时。”谯子锐继续说道：“在没尘埃落定之前，我就只有一个事情，毕业。”除此之外，谯子锐同学也表达了对杨海军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感谢，他说磁共振实验室对他的帮助太大了，如果没有杨老师的帮助，他的博士课题就会很难完成。距离谯子锐同学博士毕业，还有三年时间，他说：“我会继续努力工作！”

谯子锐同学平时会帮助实验室进行一些样品测试。他说，在实验室工作时，除了满足自己测试的自身需求，在帮别人测样的时候，偶尔也会给自己一些灵感。

杨老师评价道：“老师在讲台上会把每个人的表现看得很清楚。一开始在学习顺磁的时候，谯子锐其实不是很上心，因为刚开始他觉得自己用不上顺磁。后来他发现能用上顺磁之后，我发现他开始慢慢的琢磨了，之后转变很大。所以学习的时候，有用性是很重要的。谯子锐这两年的长进还是很大的，现在已经进入了自我上升的轨道。导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各种细节都很清楚。特别是我，做分析工作的人更会去关注这些细节。工作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你只要能把一个做好，就没问题了。”

田宇蓝，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

“大方向定下来，就坚持去做！”

“历史的机遇是不可重复的，但是赶上了就要抓住这个机遇。”

回顾田宇蓝的独家记忆。“两年前，没想到自己跟磁共振有这么深的渊源。现在除了低场核磁，我和其他的几台仪器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我想，毕业的时候除了几位老师，我还要和几台仪器合影。”这是田宇蓝同学的有感而发。无论是疫情封校期间，田宇蓝和谯子锐一起为全校核磁谱仪加液氮，还是在大雨天他俩一起在“发洪水”的实验室中“除水灾”以保住实验室。这些都是属于田宇蓝和谯子锐这对师兄弟的宝贵记忆。田宇蓝说：“这种经历和记忆是在生活上体现的。在工作上体现的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其中第一章涉及到很多连续波顺磁的内容，第二章涉及到固体核磁的内容，包括二维谱、CPPI序列、旋转边带、指认和定量等，第三章涉及脉冲顺磁。如果没有实验室这几台仪器，我的工作不会顺利完成。磁共振实验室真的是全方位给予我们支持。杨老师也经常和我们说，不用担心钱，放心大胆去做。”

除此之外，田宇蓝还提到了宁老师说到的“把握大方向”的问题。他说，虽然在博士期间，大方向不能由自己来定，但是或许现在的方向看似毫无关联，而在未来，说不定这个方向将会产生很深的渊源。其次，大方向定了，就坚持去做，这些都是以后的宝贵财富。

杨老师评价道：“宇蓝和子锐赶上的最好时节就是，在分析中心改革之后，实验室人手不足。人和人的关系很重要，能谈到一块来的人，你敢放心。历史的机遇是不可重复的，但是赶上了就要抓住这个机遇。”

谢瑾，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

“仪器的重要是体现在‘人’上的。”

回顾谢瑾的独家记忆。在提到自己与实验室的记忆时，谢瑾遗憾地说道：“我来实验室的时间比较短，遗憾的也是我来的时间比较短。如果早点来可能我可以做更多好的东西。”除此之外，谢瑾表示他有一个很大的感受，那就是仪器的重要是体现在“人”上的。他说：“能把仪器用好，再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把仪器表征和我们做的工作联系起来，开发一些新表征，真的潜力无限！”谢瑾是一个很喜欢使用仪器并且研究仪器的学生，在他的博士期间，基本上跟X射线不沾边的仪器，他都亲手拆过并且能装回去。因此在磁共振实验室的记忆中，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和杨老师一起拆固体核磁谱仪的探头。没有几个老师敢带着学生一起拆核磁谱仪的探头。谢瑾说：“杨老师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主观能动性很强，能够把仪器用的这么好。我觉得，在这么好的坏境下，如果不做出好工作，都对不起这个平台。”

目前，谢瑾博士在实验室做固体核磁国产化自主研发的工作，尝试做定子和转速仪。杨老师评价道：“如果可以成功，我们就实现自主了。实际上，我们解决的不是性价比的问题，而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除此之外，杨老师还表示目前磁共振实验室已经把各种条件尽可能做到极致了，无论是科学问题、仪器设备，还是想法和资金，这些都到位了才能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才能发挥好的作用。”

饭香，书香，话语香，沉甸甸的回忆带着宝贵的经验。我想，若能全文读下，各位读者应各有所感。语言间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叙事间没有什么夸大的表现，真人真事，更让人觉得能倍感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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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人员：宁永成、陶家洵、李勇、陈凤恩、杨海军、周萌、范莹莹、李文郁、田宇蓝、谯子锐、谢瑾

该文章已经过实验室全体人员审核

友情校对：杜翼 陈璟涵 范莹莹

2022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