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 山（１９８１级经管）

１９８６年７月的一个傍晚。

李山学长

灯火通明的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朱院长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使整个晚宴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身兼国家经委副主任的院长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勉励大家立志改革。

我作为８１级经１班的一员，也要被院长和老师们送出校门了，但却不能立即投身经济改革，因为学院推荐我考试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于是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那所吗？”院长问。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我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院长盯着我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学院成立之初就担任院团委书记的我肯定地说。

“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院长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当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我也变认真了，开始求教。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院长脱口而出。

想了想，他提笔在我的毕业留言薄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笑着说：“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学生一定不辜负院长的厚望。”我郑重地回答。

两个月后，我到达阳光明媚的加州。

一年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家。

“我是应该尽快学成回国服务，还是转学去顶尖的学府学习？”回国完婚的我仍像在清华读书时那样请教我尊敬的导师。在加州大学获得全优的学习成绩及研究生的最高荣誉——“校董会奖学金”，反而使我怀疑自己是井底之蛙，担心自己在这所学校获得的学识有限，不足以今后回国担负重任。

“如果能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你就在国外多学习一段时间，打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再回国。”邵老师建议说。

我想了一下，认真地点点头。

又一年后，妻子和我从加州驾车横穿美国，到达东部的波士顿市剑桥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１９９３年，留美苦读七载，我终于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此我在这世界最高学府获得了最高学位，尤其得知自己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兼并收购的毕业论文将被美国最权威的金融理论杂志发表，心中颇有几分自得。

同年，我进入纽约华尔街这个曾令我颇感神秘的地方，在世界著名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从事外汇衍生证券交易工作。

１９９３年９月，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家高级酒店，我的临时住所。

房间里徘徊不安的我。

刚才接到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电话，邀请我加入高盛担任国际经济学家，负责中国经济分析。我犹豫不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１９９３年的华尔街最热门的三类工作是：外汇、衍生证券和亚洲市场业务。我此时担任亚洲市场的外汇衍生证券交易经理，似乎没有更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公司确实待我不薄。

何况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获取一个成功外汇交易员的巨额奖金和在公司内部的权力。

但是，由于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无从交易，我的工作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担任中国经济学家则可使我很快熟悉了解国内的情况，为今后回国服务作准备。

我动心了。

回国的计划使我最终选择了高盛。

要实现这一计划我必须做好三件事：

第一， 组织一批爱国的海外金融人才。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但我知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业。我相信我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回国创业。

第二，获取国内有关部门的支持。要在“九七”回归前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的办法是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第三，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足以领导一家高度专业化的投资银行，我必须具有从事投资银行实际业务操作的经验。

主意已定，我开始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深知成功创办投资银行的关键是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投资银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吸引自己最优秀的海外金融人才回国创办国际水平投资银行的原因。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必须找专业上比自己更强、更有经验的人。

我首先找了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先生。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８０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十分丰富的股票交易经验。

一拍即合。

我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５日下午６时，由总裁Ｈａｎｋ Ｐａｕｌｓｏｎ先生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副总理。

“朱副总理到了”，忽然有人通知。

代表团鱼贯而入，我走在最后面。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人们很熟悉的那幅迎客松画屏前，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会回来的。”我有些措手不及，赶紧回答。

“我不是责备你。”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

宾主依次入座，院长继续发问：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作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我认真地说。

“我们付他钱为你工作。”高盛总裁不愧是一流的投资银行家，在听完翻译译文后，立即巧妙地补上一句。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高盛有望获得融资额达四十多亿美元的中国电信（后改名中国移动）海外上市联合主承销权，代表团成员都十分高兴。

临别，院长走到我面前：

“我会叫你回来。”

我郑重地点点头。望着院长为国事操劳略显疲倦的面容，我由衷地补上一句：“院长多保重！”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朱院长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同往常一样，院长滔滔不绝，全场气氛热烈。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院长：“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次日，朱副总理将该函批转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领导。

五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陈元副行长办公室。

“你回去组织一批人，搞一个具体的方案。”陈行长颇为郑重地向我指示。

十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电信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创有史以来亚洲（不含日本）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我松了一口气。这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一百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中国电信到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留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我心中又开始焦虑了。

次日，我被公司调往伦敦，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

４月４日，英国伦敦。

刚当选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访，下榻海德公园旁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我向总理陈述了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理由。

事情发展的速度出乎我的预料。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有指示，希望我立即回国面谈。

４月１６日，我飞抵北京，径直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

“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决定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陈行长十分愉快地告诉我。

我给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的语音信箱留言，告诉他们我请求辞职，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

“我为你感到骄傲！”公司总裁很快回话了，他很清楚这一事件的商业意义。成功组建国家投资银行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高盛公司不可忽视这一潜在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

几天后，我首次出席了开发银行的行务会议。

会后成立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陈元行长亲自担任组长，我出任副组长。

筹备组成员除了开发银行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位随我从美国辞职归来的留学生。一位是我的同事，高盛公司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执行董事王先生，他曾对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草案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纽约听到批准筹备的消息，他立即辞职飞来北京参加工作。另一位是摩根士丹尼公司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汪潮涌先生，他虽未参与撰写筹建草案的工作，但也在获悉国务院批准筹备的消息后辞职加入了筹备组。

筹备工作立即开始了。工作非常紧张，大家都希望早日完成机构申报工作，尽快开始业务。

我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具有海外资深工作经验的金融人才主导经营管理，通过他们带回现代投资银行的技术、管理和企业文化。人才是投资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但要吸引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国家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包括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及人事管理等）都必须遵循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标准。这些理念得到了筹备组的支持。

６月５日，经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国务院。

二十多名在外国投资银行工作的留学生郑重向国家承诺：“一旦国家批准按国际标准成立国金公司，我们将辞去现有职务回国，全心投入国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大家充满了希望，随时准备回国服务。

６月１５日，我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准备在正式辞呈上签字。提起笔，想起一句话：

“富贵不能淫。”

又一转念：

“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并购中国投资银行，国内外新闻媒体据此推测开发银行即将大张旗鼓地进军资本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筹备组成员举杯庆贺。

我醉了。

李山（经８１），１９６３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国家开发银行顾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１９８６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３年毕业后进入纽约华尔街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先后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ＣＳＦｉｒｓｔ Ｂｏｓｔｏｎ）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经理，美国高盛投资银行（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纽约总部国际经济学家、亚洲研究部和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欧洲并购部执行董事、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美国雷曼兄弟公司（ＬｅｈｍａｎＢｒａｔｈｅｒｓ）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