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林炎志 ^* （1977级工物）

1966年，我在上高二时就跟同学提前一年学完了高三的课程，准备迎接高考。

就在这一年———当我们一只脚迈进青年，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离开少年时，就遇到了“文革”风暴，在半明白、半不明白时就进入了社会；我们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还没有成人，就被卷入了一个非健康社会、一个无序的环境。它让我们无法主宰自己地经历了大起大落。

林炎志学长近影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北京郊区农场当了5年农民，后又当了几年工人。那时我迫切地想上大学，当时车间里推荐工农兵学员，后来又办起了“七·二一”大学，由于家庭的原因，这些都不让我上。看到人家一个个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心里非常遗憾。

在无序的环境中，你如何把握自己？我选择了读书。记得在农场劳动时，二十几个人睡一铺大炕，白天干活累得腰酸腿疼，汗水凝结在脸上能搓出盐末，收工回来，很多人来不及洗脚倒头便睡。我还是要坚持读书。那时没有条件选择，逮住什么就读什么。一部《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头，成百上千种草药名称、人体360多个穴位，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天文学》与世俗世界毫无关系，但我从中了解到人类现在观测的80个星座，为了验证，我常在夜里读完书后去室外数星星。我还记得偶然抓到过一本大学有机化学教科书，当时真是高兴万分，那字里行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立体而传神的勾画，使我生出一种美丽的诗一般的感觉，并且忘掉一切不幸……《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读了好多遍，支撑我走过来的，与其说是窝窝头咸菜，不如说是这两部书，没有这两部书，我那口气早就散了，精神也崩溃了。

信念、读书是我的精神支柱，读书是我生存下去惟一的精神生活方式。以我当时的处境，本来以为没有上大学的可能了，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大学，都因政治

条件不合格而成泡影。员怨苑苑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上掉馅饼”，但是冷静下来思考，我认为这次机遇是对自己的一次肯定，对自己“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标的学习”的一种肯定。于是，当高考的机遇从天而降时，偶然的“馅饼”就奖赏给所有“必然的人”，并让那些选择了随遇而安的人扼腕顿足。

1977年恢复高考通知发出后，我父亲正好去世。当时我也没有想去报考，但看到周围同志都投入报考，整个社会都投入复习，我才找到报纸一看，允许我报考。等到我报名复习时比别人晚了半个月。于是，我从朋友处借来中学课本，那时的课本都是从床下、旧书摊里找出来的。知识文化在人们价值观中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也受到了重视。

我是67届老高中生，一时也就成了大家的老师。白天我在车间劳动，当辅导老师，不但要回答车间同志们的问题，也回答老师傅的问题，车间老师傅把儿女提的问题记在纸条上，带给我，我给回答。我当时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我们厂属集体所有制工厂，不放假，我只能靠晚上加班复习。记得那时课本是向人借的，有时间限制，还得传给其他人，书角都翻烂了。就这样。就这样突击了两个月，我就进了考场。

考试是在12月，考场在一个中学，那时报考的人很多。考完后，凡我们老三届学生都觉得没有考好，而“文革”后上学的新高中生反而觉得考得不错。结果一张榜公布，我们老高生成绩都较好，看来考试确实能反映一个人的底子。我很感谢我的中学教育，基础打得很牢，所以考上了。我觉得除基础知识好，更重要的是我在11年当农民和工人中没有放弃学习，虽然那时不知道“文革”会结束，不知道结束后还能高考，那是一段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的学习。没有个人功利目的的追求知识是最可贵的。就这样，1977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那年我29岁。

由于我们这代人饱尝过失学的遗憾，一旦重坐课堂听课，真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一般，如饥似渴。当时学校统计过一次每人每周学习时数，绝大部分人在70—80小时。晚上有不少同学开夜车。最初，有个通宵开放的二三百座位的大教室，在主楼三层，我们称之为“不夜城”，每晚那里都坐得满满的，后来学校为了同学身体健康，硬把它关闭了。那时我们有7个班300人一同在大礼堂旁边的阶梯教室里上大课。

临近期末的一天，老师课前宣布：为了减轻同学负担，有两门课不考了，只记考查成绩。全场响起了一片不满意声，老师为之惊愕。同学们解释说，为了学得扎实，希望考试。隔了几天老师又来宣布，学校同意全部考试，全场鼓掌。老师感动得不知是摇着头还是点着头走出去了。

毕业时，我们全体77级同学一起劳动筹资购置了一块大理石，镶嵌在学校主楼台阶上，上边刻着“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学一九八二”。寓意我们就是一块台阶，我们希望后来的人从这里踏上去。以前我们特别喜欢谈“解放全人类”，梦想一口气造成一座大厦，现在我们才清楚地知道了，首先把自己当做一块基石、一级台阶。

* 作者现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