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朱安东（1990级土木，1995级经济硕）

２００５年金秋时节，我终于又回到了清华，成为一名教师，实现了出国时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作者２００５年７月在美国阿姆赫斯特镇附近夸滨水库

我１９９０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１９９５年保送到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读硕士，１９９９年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经济系攻读博士，２００５年秋完成学业并回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任教。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我不得不说，我的生活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清华的烙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前进。

清华时光

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刚入校不久，贺美英老师在大礼堂给我们新生作报告时讲的清华的历史，我第一次知道了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是由美国返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而美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接受了美国思想的亲美领导人。但当时的我，除了课程学习外，对各种社会问题思考得并不多。

我真正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兴趣是从加入“求是学会”以后开始的（曾任学生“求是学会”第三任会长——编者注）。在那里，我遇到了一批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同学和老师，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文章，为后来的学习、研究以及几次重大的抉择奠定了基础。说到“求是学会”就不能不说到邢家鲤先生，正是在邢先生以及其他老师的引导下，我逐渐意识到，国家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还需要大量站在工农大众和民族的立场上作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这促使我在大五时下定决心转学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学所学习期间，我逐渐感觉到西方经济学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影响，它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要想看清楚这些问题，不仅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还要对西方经济学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们不仅需要立足于中国来看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也需要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正是这两点促使我下定决心出国留学。正好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系，这是西方一个左翼经济学的中心，系里的教授不仅对西方经济学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有好几个还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听了朋友的介绍和查阅了该系的一些资料后，我决定申请这个系并幸运地被录取了。

在美国的日子

我在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３日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这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小镇，学术氛围很好，附近一共有五所大学，包括著名的阿姆赫斯特学院、蒙特哈里约克学院以及斯密斯学院等。还没等欣赏周围的风景和感受这些学院的氛围，一段紧张艰苦的日子开始了。到美国以后的第三个星期，当时在日常生活中话还说不太利落，我就被要求上讲台给学生讲课。这个系有个特色，系里针对研究生的助教职位主要不是由老师而是由学生来进行分配，而且要保证每个研究生不用为生活发愁。对我们新生而言，帮老师作研究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作助教，而这个系对绝大部分助教的要求都是要把教授在大课上讲的内容在小课上再择重点仔细讲一遍。这对刚到美国的我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语言关还没过，另一方面对所要讲的内容并不熟悉。同时自己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上课听不太懂，而且每门课的必读材料摞起来至少有一尺厚，自己的阅读速度又比较慢，要完成课程的要求很吃力。那是我上学以后最紧张和艰苦的一段时期，面对着各种困难和压力，清华对我８年熏陶的结果开始显现出来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成了我重要的精神力量，没有了周末，几乎没有了节假日，我只想着把身边的每一件事尽力做好。到第一个学期末，我们几个外国学生都自豪地说：我们挺过来了！

艰苦的努力逐渐开始有了回报，无论是给学生上课还是自己选课都开始找到感觉了。这样，我在第三个学期后的那个寒假就通过了进入博士候选人阶段所必须的两门资格考试，同时取得了独立给本科生授课的资格。后来，在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之外，我独立地给该校的本科生讲授了４门不同的课程。在清华本科学习时打下的数学基础在此期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鲍尔斯教授主讲的微观经济学ＩＩ课（其内容是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上，与其他同学相比，我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优势，不仅在课上就能够完全理解他所讲的那些思想和模型，而且还能指出一些模型的不足之处。由于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表现出来的特长，一些教授开始让我担任他们的助研工作，先后多次协助科兹教授、爱博斯坦教授和珀林教授进行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是以我为主进行的。

当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私有化已经在全球许多国家泛滥并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除了个别学者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此视而不见，仍然在大肆宣扬国有企业天生就是低效率的，私有化是必须的等论调。面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好好研究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看看他们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西方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和贫富分化的影响。

在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收集和初步处理数据之后，我又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完善模型并进行数据回归，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在西方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越快，同时贫富分化越小。后来，在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我宣读了我的相关论文。我的研究结论与许多人的印象不一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又对国有企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案例研究，我查阅了许多资料，考察了巴西、印度、韩国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情况。我发现，虽然西方这些由国家投资和控制的企业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还非常严重，但一方面他们当年搞国有化和设立国有企业都是因为私有企业无法满足当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缩小贫富分化确实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国讲学

２００４年暑假，我和另外一个学者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顾问回国做研究，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题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讲。那一次，我们一共用了大约５个小时的时间，用非常翔实的数据和资料讲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分析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动机与可能的后果，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会后，社科院的领导还主动建议我们把我们的相关研究写成专著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我们这次演讲的整理稿被作为社科院的内部报告报送了上级领导。

毕业回国

还在出国之前，我就对自己说过，将来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定马上回国。很多人都说，出了国，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爱国。这种说法至少对我是适用的。那种对祖国的牵挂是无时不在的，到后面这几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洗漱和吃早餐，而是打开电脑上网看看关于中国的新闻。如果说这还只是对祖国的一种朴素的感情的话，那当年在“求是学会”所受的熏陶以及在美国所学习和了解到的许多东西则把这种感情上升到了一种理性的层面。在这方面，中国和世界的近现代史以及美国在其中的所作所为让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留在美国为其霸业添砖加瓦，虽然导师也曾希望我留在他的研究所工作。

因此，在毕业之前，我没有申请国外职位，由于对清华的特殊的感情，我只申请了清华。最后，我回到了清华马研中心工作。在拿到录用函那天，我在心底里说：

清华，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