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执中*(1951研)

1948—1951年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农业经济?当时潘光旦先生任系主任,导师是吴景超先生,其他老师也大多是国家级大师?规定学习的课程有:潘先生的“儒家社会思想”?吴先生的“比较经济制度”?雷海宗先生的“从诗经看中国的古代社会”?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等?他们的讲授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或才华横溢,给人启迪,使我终生受益?今年我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已整50年,还将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尽绵薄之力?

孙执中学长(左)和老伴校庆返校在大礼堂前留影

敬爱的大师们多已作古,但在校时的种种往事还历历在目,常令我感念不已?他们不仅给了我丰富的知识,更教我治学?做人的道理,令我终生为楷模?在此追忆几件印象最深的事,以志不忘?

一

当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国内尚无博士学位)的获得被公认为是最难的,主要是因为它有一门“学科答辩”?在修完了规定的学分课程后,先过“二外”关,再过“学科答辩”关,然后才能参加论文答辩,否则学位就无从谈起了?

“学科答辩”不圈定科目?范围,除本系的教授外,还要聘请校内外关联学科的著名专家参加面试,如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等?所提问题无所不包,有古代的?现实的?如燕大的郑林庄教授问:“你对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如何评价?”历史系教授孙毓棠问:“你说说明代的‘一条鞭法’”;刚参加广西土改归来的吴泽霖教授问到了有关土改的民族政策界限;甚至潘先生还问为什么你名“执中”,典出何处?……幸亏有关著作和政策我都涉猎过,都能一一答来;不巧也有一二个问题答不上,我便老老实实地表示歉意,说“这个问题没读到,以后努力补上”?当时我十分紧张,以为过不了关,正在忐忑不安时,忽然老师宣布对我的答辩投票是“全票通过”!惊喜之余,我才慢慢体会到老师们的良苦用心:允许学生有一二个问题不会,但不许“胡诌”,如果出现“胡诌”现象就满盘皆否?这就是在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认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这件事令我终生铭刻于心,为人?治学最重要的品质是朴实无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二

清华的老师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二是亲,如对子女一样亲和?爱护?二者统一起来,用高尚的言行?人格的魅力,如雨润物般地进行着素质教育?

景超师是社会系的教授,但他发表的论文著作与研究多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他指导我写论文时首先要求要有事实根据,最好是用系统的关键数字来说明论文中的论点?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我读研期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十几篇?如《从去年物价变动看今年物价发展趋势》(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16日)?《论暂时性的粮价低落现象》[载进步日报(即原天津大公报)星期专论,1950年10月14日]?《土改实验区巴沟村访问记》(载观察杂志,1950年6期)……从此奠定了我对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和用数字作依据的研究特色;从此后我从事教学和科研中,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

在发表论文时还出现过一次有趣的花絮?我的《土改后的农民需要购买什么》一文,由香港经济导报1951年年报发表了,编辑自作主张,在作者名字上冠以“清华大学教授”头衔?这一下闹得我十分不安,生怕人以为是我在外面招摇撞骗,情急中便去找系主任潘先生?大出我意料,他不仅不责备我,反而哈哈大笑,连说:“这是好事,编辑认为你是教授,就让它去罢,你没有责任?”这不仅使我如释重负,同时对潘先生为人的豁达大度?对学生的爱护有加,有更深刻的感受?

三

最后还想说一件事来证明清华大学的管理水平是绝对一流的?在70年代末高校又恢复了职称评定工作,职称表上第一次出现“最后学历”一栏,我如实填写“清华大学硕士”?这一来可惹了麻烦喽!当时一位“派性”十足的同事一口咬定:“这是伪造”,认为解放初期我国根本没有授予过硕士学位?不巧我的学位证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销毁,为了洗刷自己,万般无奈,牵出了参加过我硕士答辩当时还在世的两位教授:孙毓棠?史国衡,请学校派人调查,两位教授当然如实写了证言?可那位同事还不肯善罢甘休,说什么个人证明不算,要查正式档案?我心里有些犯嘀咕了:经过52年院系调整,我们文科学生的档案,谁知已流落何处呢?抱着试一试的打算,我单位又派两位同志去清华外调?大大出人意料的是:清华保管学生档案办公室,居然很快就出示了我的有关硕士授予的详细资料?这是我离开母校30年后,又一次得到的最大关怀与帮助?

* 作者为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