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运升*(1969建筑)
清华校园的西北角,原来有座两层小楼,青瓦灰砖。与校园主体建筑相比,这小楼简单朴素。墙面古旧斑驳,窗纱外面,爬满绿叶青藤。 灰楼周围,环境清幽,离教学区和宿舍区都远。楼门入口,悬木牌刻绿字,这是清华的音乐室。
我入校不久,参加考试,听音视唱,笔试口试,被提琴班录取,每周到这小楼来上琴课。陆以循先生,中等个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依稀留存“老清华”的气息。老清华没有音乐系,但还是出了以音乐为业的人士。早期有黄自,后来有茅沅。陆先生原上西洋文学系,与季羡林同班,一上清华,却刻苦跟从俄国琴师学琴。与他同住一室的曹禺,支持鼓励他的音乐事业。陆先生留日回国后,成为小提琴家。
我们学习的教材,是陆先生自己编选,音乐室自刊自印。基础技法,选用西方教材片段,简化了。插入的小曲,以民族作品居多。教本里出现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陆先生示范,我们听得痴迷入神。纸上的音符,好像流淌出清澈湖水,渺渺远去。我们跟着学,也想依着那短曲的起伏婉转,拉出几分音乐的悠扬。 “回琴”检查,若是听到音准或节奏有差,陆先生偏着的头轻微一颤,嘴角浮出一丝微笑,再重新指点。错处多了,我们自然不好意思。我们是四个同学一起上课。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交上课表,陆先生才分别单独指教。
从宿舍来音乐室,要经过新斋、明斋,走过化学馆。路边是挺拔的杨树。春天里,柳絮杨花飘飞迷眼,在地上滚出大大小小的绒球。小球追逐着和煦的暖风,在松软的泥土地上,到处乱跑。向晚时候,气温转低。从灰楼练琴出来,已是夜色昏黄。再匆忙奔往图书馆,或是找间空荡教室,静下心来,还是要埋头书本功课。初夏,校园的紫荆和迎春花都已开过,满园新绿。走进灰楼,感到清凉。二楼的琴室里,阳光透过窗上的藤叶,把房间照得柔和明亮。按着先生布置的作业,练完手指把位,分弓跳弓,再翻乐谱,练习一支有标题的乐曲。不长的《牧歌》,像一首诗,舒缓而宽广,是如歌的行板。那乐曲越过窗上耀眼的绿叶,飘飞出去,消失在宁静的虚空里。
周末时有过一次重奏音乐会。那之后,就要参加学校管弦乐队的排练。听说乐队曾经演奏比才的《卡门》,但我们入校以后,文化气氛改变,只能跟随着那个时代的特殊节律,排练一些大气磅礴的作品。纵然那些作品气势夸张,现在也记不起那时演奏的是何曲何调,但几十把提琴同时奏响的时候,当不同声部交织成各种和弦效果的时候,我们还是被这音乐的奇妙所感动。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音乐音响的集体创造者。我们随着乐谱,跟着指挥,奏出高低缓急,奏出抑扬顿挫。我们自己的情绪,也紧随弓弦下飘出的音符,感受高昂,感受激越,也感受低沉中的如泣如诉。
音乐,是琴弦的振动,也是心灵的震颤。参与在创造音乐的演奏集体里,体验音响和时间的奔流,是人生的又一种境界。学习提琴,原只是课余,在忙碌之中,它带给我们精神上更多的充实。
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专业课停了,提琴课也停了。嘎然而止的琴课,就定格在《克莱采尔》教材中的一页,定格在《新疆之春》的中段,定格在司徒华城加写的“华彩”里。 我们没来得及说几句话,感谢陆先生的教导,因为没有想到,那会是我们学琴的最后一课。此后一生,也许还会带着一把提琴到处迁徙,但截断了的音乐旋律和美好情怀,却无法再修补缀联。
乐队同学只是排练相见,原本不熟,从此烟消云散。“文革”中,一位工程化学系的女同学走上礼堂讲台,在压力下表示态度,说要批判她的父亲,划清界限。她父亲是“三家村”中当过《人民日报》主编、写过《燕山夜话》的作者。看那同学,奇怪,那不正是我们乐队中的一位吗?十年之后,我们又涌回学校,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门厅里,意外地有人写出通知: “Love science,love music”。一位旧日的乐队同学,说要相约“五四”,在紫荆花开的春天里,再回校重奏一曲,以音乐相会。那提议让人激动。十年沧桑,十年生聚,我们能在音乐声中找回那逝去的岁月吗?不巧的是,我没能等到校园的紫荆开放。3月里,料峭春寒未过,我就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失去那次乐队重聚,从此不敢奢想在集体演奏的音乐里,再去领受启示和欢欣。灰楼音乐室,建在校园的僻远一角,但并非无足轻重。那是学生们文艺活动的大本营。管弦乐,钢琴,民乐,都在那边教学,练习,会聚。去那里的人,并不是打算要走上灯光炫眼的舞台人生,他们只是希望在人生的舞台上,再添加一些斑斓色彩。他们中的十之八九,后来都从事实实在在的技术工作,画图设计,科研教学。他们担任各种专业职务,分布在天南海北,四面八方。
十多年前我再去校园寻访灰楼,遍寻不见,大概已经拆除。音乐室,已经迁址了。
*黄运升,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