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宝基（1938-1941土木）

按：王宝基学长于2007年6月19日逝世，享年88岁。今刊载王宝基学长生前撰文《一位清华老校友的故事》，以示悼念。

求学联大，留学英国

我193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1937年 12月南京吃紧，复旦去四川，最后到达了重庆。1938年暑假前，同学盛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招收插班生，以补当时生源的不足。在此以前，我只知道上海交大、唐山交大和复旦、大同、大夏等上海一些主要大学，对于北大、清华、南开是前所未闻的，这说明我当时何等闭塞落后！在同学们的鼓动下，我试着把成绩单寄到昆明，没有想到，一个月后西南联大通知我被录取了，真是意外。这样，我在1938年九十月间由重庆从公路经贵阳坐汽车到了昆明，走进了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的大门。工学院的校舍当时主要是以迤西、江西、全蜀三大会馆为中心的一大批民房，物质条件也很差，由于电力不足，晚间自习经常点油灯。当时日军疯狂轰炸，跑警报，跑茶馆，很艰苦。西南联大工学院，其实就是清华大学工学院，因为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一个化工系。

2006年8月母校授予王宝基学长“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校友工作者”

当时求知欲望很高，爱国思想很浓，老为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出点力而惭愧，但求将来为祖国战后重建多出力，俗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日军一度曾冲到滇西保山时，我和很多同学都曾想过投军从戎上前线打游击。幸而从缅甸向滇西进犯的日军很快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美国的飞虎队也出了大力。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年，我早就花尽了我在浙赣铁路局时的所有积蓄，经济来源主要靠政府救济，靠奖学金，靠家教打工。所以，我能上中学、大学，主要靠人民培育。因此，从很早起，就一心想报答人民。自己学习一直很努力，我曾被学校评为1941年优秀毕业生。正因为我在西南联大工学院的优良成绩，我在 1942年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英国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中英合作留英实习生选拔中得到了学校的保送。经过 1943年4月在重庆的中英联合面试后，我被录取了。同届留英同学全国共有31名，西南联合大学同时被录取的有四名，即李鹗鼎、陈力为、唐统一和我。

我在 1943年6月离开昆明去印度，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尚在激烈进行，但盟军已经开始战略反攻。我们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候船共四个月，当时印度亡国之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1943年11月我们 31人经过地中海，在盟军军舰、飞机的护航下平安到达英国利物浦。在伦敦稍事停留后，我先到了苏格兰基尔马诺克（Kilmaynock）的一个工厂实习闸门设计制造；后到了英格兰中部鹿格贝（Rugby）的一个工厂实习水轮机设计制造；最后到伦敦有名的亚历山大和吉勃顾问公司（Alexander ＆ Gibbs）实习水工设计。到英国后，受到英国工业界非常重视实践经验的影响，逐渐放弃了原想通过实习，再设法到英美大学深造的念头。于是，在1945年击败德国法西斯，特别在1945年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在实习同学中第一批离英返回祖国。同时回国的还有李鹗鼎、程学敏、黄大能三人。

1946年6月，我们经过美国平安地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上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祖父和母亲等亲人身边。同月，也和我订婚已10年的赵文英女士完了婚。

忧国事，毅然投身革命

1946年12月，受到老同学黄大能（黄炎培的儿子）的影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因蒋介石顽固反共，内战终于全面爆发，内心很彷徨。“五·二○”南京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发生，我站在南京街头，亲眼目睹学生的激情，内心极为感动。我心想学生已经起来，作为一个正直有良心的公民，也应挺身而出，为呼吁和平做出最后努力。因此在“五·二○”的一个星期后，也就是 5月 27日，独自跑到南京中心地区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前，猛喊了几声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 的口号，幻想唤起国人一起起来制止内战。理所当然，这样的幼稚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粗暴干涉，并且还被特务扭送到新街口警察派出所。当时我血气方刚，无畏无惧，在派出所内向警察理直气壮地大声宣传“反对内战要和平”的种种理由，两小时后“无罪”释放。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先生在原中共办事处的梅园新村亲自接见了我，后来他还在《国讯》杂志上专门发表文章赞扬了我的爱国行动。我从此丢掉了幻想，一步步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先是党的地下组织与我联系上了，1949年1月正式吸收我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争取科技工作者和迎接南京解放的革命应变两大任务中做了一些工作，掀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当时我虽然很幼稚，但充满了革命热情，走上了一条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奔向革命的道路。我至今认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从不后悔，并深深为能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骄傲。

我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很快被派到南京军管会交际处和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荣幸地作为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的秘书，列席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50年 7月，在中央号召“归队”时，我被调到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以后一直在水电系统工作。

转战南北服务水电六十年

我从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系开始，到现在已六十多年了。基本上没有离开水力发电事业。

我当年选择水电这个行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老师施嘉炀先生的指点，他是我国水电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昆明时，就率先为我国云南水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另一个原因是读了我国古代名著《河渠纪闻》的名言“天下自然之利，唯水利为大”，因此我选择了水利水电这个专业。施嘉炀老师活到一百岁，前几年才离开人世。他是我学水电的引路人，他生前一直关心我，和我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施嘉炀老师夫妇 1998年底还赠送了贺年卡和他们夫妇的寿星照给我。

我在 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即接受了施嘉炀老师的委托，参与了石龙坝水电站（我国第一座水电站）改造工程的木质输水管的设计和下关水电站的水位站设置两项任务，同年9月，我担任了母校的助教工作，1943年到1946年期间，我在英国进修实习水力发电工程。1946年9月，我到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工作，深得总处领导黄育贤、柯登（美籍总工程师）、张光斗诸先生的信任，1947年冬曾陪同柯登、须恺等著名水利专家到江西考察了赣江，在柯登指导下，完成了赣江流域开发第一个规划大纲的编制，它是我国大中河流开发较早的一个规划大纲；在1948年编制了钱塘江主要支流新安江的水电开发草稿，这个草稿对于我国解放后新安江的水电开发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50年为保证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电力供应，我受水电总局张铁铮副局长的委托，到杭州组织徐治时、伍正诚、朱庭祜等专家教授一起实地查勘了新安江河流状况，并提出了新安江水电开发的方案，为水电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央领导的重要决策提供了可靠资料和重要建议，也为我国建设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提供了重要的初步规划依据。

1952年后，我曾担任北京电力学校及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副校长，水电总局技术处副处长，水利电力部水电处处长，水电六局副局长。1976年1月调任成都勘测设计院副院长，该院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但仍大力开展了四川大渡河铜街子水电站工程和雅砻江二滩水电站等的勘测设计领导工作。

1978年12月，我又被调任西北勘测设计院，任代理书记兼院长。设计院承担的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工程是全国的头号重点水电建设项目，不容有丝毫闪失，同时施工已经开始，工程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中进行，必须重点确保。我作为设计院领导，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龙羊峡水电站工程，地质条件差，是一个“挑战性”工程，更是当时全国大坝最高、水库容量最大、电站规模和单项机组都最大的水电站工程，我对此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从1941年开始，从事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至今已60多年，工作范围广泛，涉及本专业的教育、规划、勘测设计、施工、技术管理、行政领导以及学会等多个方面，先后完成新安江水电开发规划、陕西水电建设、汉江上游水电开发、黄河北干流综合开发、金沙江水电开发（英文）等近20多篇论文。1987年后，参与倡议陕西汉江上游和黄河北干流秦晋河段的综合开发，参加过实地考察和战略研讨。在 1990年陕西、山西两省政府第一次联合组织黄河北干流综合考察和战略研讨中，和在陕西省政府1997年作出综合开发汉江上游的战略决策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课题研究方面，曾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乌江流域经济综合开发战略研究（获科技进步一等奖），四川省政府的“安宁河流域经济综合开发战略研究”（受到凉山自治州的高度重视），“电力部的建设西南水电能源基地战略研究”（获科技进步二等奖），煤炭部的“西南三省能源开发规划战略研究”等，是这些课题总报告或分报告的主要编写人。我从1980年起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理事，1995年任副理事长；从 1984年起连任陕西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

1983年因年龄关系，组织上让我退居二、三线。1991年奉命正式离休，但退而未休。1990年9月24日，我当选为西安清华校友会会长，其时已70周岁。我认为做好校友会会长的基本条件，首先要联系校友，团结校友。多年来我不分寒暑，骑自行车几乎走遍西安校友所在单位，我认识的西安校友比别人都多，我本人也乐在其中。2006年4月，我辞去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时年86岁。我感谢母校为我16年的会长生涯画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