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允康（1955）

郑桐荪（1887—1963），1920—1941、1946—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数学系首届系主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郑桐荪一九四八年在清华

我进入上海育才中学时正值抗战胜利的1945年，入校后的第一位校长是郑之蕃老先生，他任期只有一年（1945.9—1946.7），这也是他在上海等待清华从昆明迁返北京的一年，由于我和他又有一层父辈世交的关系，到北京清华后却和他有了更多的交往。现就回忆所及写下这篇短文，以怀念这位可敬的长者。

老校长是苏州人，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毕生从事教育，他很早就来清华执教，是清华数学系的元老和创建人之一，是数学系第一任主任并曾任清华教务长。30年代清华数学系是一个小系但影响很大，培养出很多著名数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省身和华罗庚两位国际级的数学大师，令人称颂的是他们提携后继的伯乐精神，当年熊庆来系主任慧眼识珠对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能破格录用并大力提拔，其间老校长和杨武之等几位老教授也都是大力支持者。另外，老校长对当时的研究生陈省身也很关爱，后来陈省身成为老校长的女婿，可谓是数学世家。老校长虽从事自然科学，但文学造诣也很高，学贯中西，早年他曾和我国近代诗人和文学家苏曼殊一起共同编写了《英汉辞典》和《汉英辞典》，他也爱好诗词，爱国诗人柳亚子是他的妹夫。

我父亲陈裕祺是1920级的清华学子，回国早期也曾在清华执教，所以和老校长相识。在上海期间他们时有往来，老校长凡涉及银行汇兑的事情也都请我父亲帮他处理。我第一次见到老校长是在初一时参加的一次演讲比赛，在进行过程中他进入了会场，未惊动人，一个人坐在了后排，等演讲完毕后他才走进同学中和大家交谈。我们见到的是一位和蔼可敬的儒雅学者，他身材不高，上唇蓄有短须，说话带有苏州乡音，他询问了我们一些学习情况并勉励我们要全面发展。老校长就是这样的学者风度，很少看到他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就连当时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例会他也很少出席，但他重视的是学生的全面成长。仅举一例：为了给高三毕业班提供“升学”和“就业”指导，老校长安排了一个系列的专题报告会，每次一个专题分别请社会上的教授、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作报告，这些专题都是由他亲自设定并出面邀请报告人，每次报告会他都亲自主持并参加，由于这个活动过去没有过，又针对同学需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这件事我所以知道是因为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报告是邀请我父亲作的，为此我还在他们之间充当过“联络员”。1946年清华在北京复学，他离开育才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清华园。

我和他再次相见是在1951年进入清华以后，那时他已年近65岁，仍在为大一同学讲“微积分”课，但他的家庭已有很大的变化，夫人已经去世，子女们都先后去了美国，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令人称道的是数学系的闵嗣鹤教授（过去他的学生）一直和他同住在一个大院里，闵家全家人对他都备加关照，如同家人，以后20年如一日，使他生活上有所依托。没有想到的是老校长对我以后的“姻缘”起了重要影响，我岳父金涛和老校长是苏州东吴附中时的同学，后来我岳父考取清华第一批（1909）庚款留美生，老校长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赴美留学，回国后又都在北京任教，我岳父先在北大他在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转到北大我岳父则转到清华土木系。他们相交相知几十年成为莫逆之交的挚友。就在我第一次在“西院”老校长家中拜访时，在那里遇见了同班同学，我以后的爱人金国芬，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第二年在我们相恋伊始，我岳母曾去找过老校长，询问我的家庭情况，感谢老校长的成人之美，告之以是“书香门第”并对我给予美言，使我在浑然不觉之中就得到了岳父母的认可。在我们结婚时老校长又亲临了我们的婚宴。

60年代后老校长和我岳父都已退休，交往也就更多，他们和另外几位老友相约定，每月由一人轮流作东，到北京老字号饭馆聚会并用餐，每次聚会他们都那么兴致盎然，并对下一次寄予热切期盼。1964年我和国芬去海淀书铺胡同老校长家里看望他，那天他精神还好，说了不少话，临别时还坚持送我们到门口，未想到一个月后他竟悄然病逝，我岳父难过了好几天，“文化大革命”后我见到他默默自语，又为这位老友未经历这场浩劫而庆幸。

令人遗憾的是老校长毕竟年事已高未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也未能和他的家人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