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解沛基^* 卢贤中 姚果原^* 陶今雁

姚名达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是我国抗战期间亲赴前线而牺牲的教授。2002年7月7日是姚名达抗日殉国六十周年纪念日，雷洁琼同志特此题词：“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忠贞爱国的文化战士。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1905年3月23日生于江西兴国县。十八岁毕业于省立赣县中学，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专攻史学，他的最大志愿：“以毕生的精力，精心著作一部史无前例的《中国史学史》。”1929年经何炳松先生推荐，应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参与编辑《万有文库》，任职三年。1933年在上海创办女子书店，编印《女子月刊》，出版《女子文库》，还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十余年期间，姚名达勤奋著书立说，已出版史学、目录学等著作十八部，同时热心倡言“解放妇女”、“唤醒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洪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名达携家人返回江西，仍致力于研究中国史学史，首创“史理学”学说，并以《史理学》科学原理推测抗战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政略和战略。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县杏岭创办，姚名达（显微）应校长胡先聘请任文法学院教授，讲授《国史综析》。1942年6月姚显微发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1942年7月7日夜于新干县石口村，突遭遇日军袭击，姚显微率领青年学生，赤手空拳与全付武装的日军搏斗，时年37岁的姚显微教授和年仅22岁的学生吴昌达同时壮烈牺牲。

姚名达曾坦言：“正确的人生观，以服务为目的，以互助为原则，以损己利人为手段，以创造文化为志愿，方才可以确定你的人格，促成你的事业。”又说自己是：“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努力的一分子”。姚名达一生以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完成了不朽的事业，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挥笔呐喊 宣传抗战

姚名达的一生，是与外患相始终的一生。他出生的那年，正值日俄战争于我国东北。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及其青壮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日益膨胀的侵吞中国野心，姚名达义不容辞地投入救国运动，决心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奋斗一生。其时复旦大学校长，慕先生才名，聘为教授，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六十年来日本侵略中国史等课程，那年姚名达27岁。“九·一八”事变，他忧心如捣，为当时主张抗日最激烈的一人，所发表抗日言论甚多，曾一再揭露日本大陆政策的阴谋，中国决无妥协的途径，日本以侵略中国为对象，中国以打倒日本为生存的先决条件。“姚名达对于日本问题及历代中日关系研究甚深，所以每有所论列，便风动一时，当时人们称他为‘抗日教授’。此后姚名达又在暨南大学兼课，凡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他必亲自参加指导，尤其是各救国会，多系姚名达先生所发动或亲自主持。复旦、暨南二校受姚名达爱国热忱的熏陶，变成了当时上海以抗日著称的两个学校。”（熊大迈《姚显微教授精神不死》江西民国日报1942-7-30)。“一·二八”事变中姚名达勇敢地协助复旦大学组织学生从日寇突袭的江湾校址转入租界，积极鼓励抗战并襄助校方组织复旦义勇队，准备参加战斗，后到某旅担任前方运输劳军工作，使军心大振。淞沪战役结束，姚名达返校任课，曾接到匿名恫吓信件，他却处之泰然，不过每次经过敌兵所盘据的虹口一带地方，必乘校车或电车急驰而过，以防意外。

姚名达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1934年，他参加中共提出的有宋庆龄等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后又参加上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活动，反对日本政府狂言要独占华北的《天羽声明》。1935年与数百名上海文化界人士先后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以唤起民众觉醒，振奋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抗日教授 爱国忠心

姚名达以《女子月刊》这个文化阵地，写了许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抗议政府当局的软弱，顶住种种压力和利诱，他说：“有些接近政府的友人恐吓我们：‘宣传反日是妨害邦交，将得查封监禁的’。有些接近日本的友人诱惑我们：‘如果《女月》停止排日宣传，则可介绍日本商人刊登广告，每月可得刊费七八百元’。可是我们的良心还未丧失，我们的人格不能出卖。我们宁肯自己掏腰包，纯尽义务来办《女月》，可是绝对不肯帮凶麻醉国民，自取亡国之祸！停止反日宣传，狗屁！我们一天不死，我们念念不忘中国要复兴，中国人民要想好好的生活，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

1937年6月15日《女子月刊》上发表的《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明确提出“现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女子，应建立起三个目标：一、打倒帝国主义；二、打倒封建主义；三、打倒个人（官僚资本）主义。”他希望国人，“当此吃紧的关头，保持前进的勇气，充实自己的能力，固定不变的目标，则成功是必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勇敢而大胆地公开提出打倒三大敌人的共同目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姚名达特从此撰写《世界大事日记》，凡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等重要史事，莫不记载。7月15日《女子月刊》最后一期，刊登姚名达《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分述卢沟桥事件重大、中日必战之原因、抗战的策略、国民应有的努力及我国必胜等；漱泉（巴怡南）《抗战时期妇女应做的工作》：直接参战、团结自卫、宣传爱国、忍受苦耐劳等。8月5日《大公报》大字标题：“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附有一函：“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前几天订婚交换的戒指捐献中央政府，现已由邮包寄上，为备战抗敌之用”，并且倡导“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信，就是姚名达和巴怡南写的。

书生报国 气壮山河

1942年5?6月，日本侵略军妄图打通浙赣线，袭扰赣中腹地。值此国家民族危难，桑梓遍遭敌蹄蹂躏之际，姚显微教授从书案前抬起头来，慨然搁下了手中的笔，慷慨陈词：“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抵抗，已深陷敌人于泥沼，最后胜利，则需知界实行参战。”为动员民众，激励士气，姚教授登高一呼，联合爱国学生数人发起组织抗日战地服务团，广大师生在他的感召下，群起响应。6月12日成立大会，推荐姚显微教授为团长，通过宣言、团章，公布了团员名单共40人，推定文书、会计、庶务、交际、慰劳、救护、募捐、组训、通讯、宣传、交通、赈济等股长。编印《战地服务特刊》和《战地通讯》，发表了发刊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匹夫皆识其分之应尽者尽之，则天下事无不可为……”；刊登了《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本校师生，虽分属书生，顾平日皆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当此国家危难之秋，爱国岂敢后人，纵不能执干戈卫社稷，亦当竭尽绵薄，贡献愚忱，因特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凡我后方民众，亟应全体实行动员，竭其人力和物力，以协助前方将士，予暴日严重之打击，应使不敢轻视我民气，而有所畏忌……”。

1942年6月25日晨，大雨滂沱，全体团员人人斗志昂扬，身着戎装，头戴箬笠，足穿草鞋，冒雨出发，团员们高唱着《团歌》：“我将士、冒锋镝，我元戎，运筹策，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精神堡垒坚复坚，是动员民众的试金石！”随团出发的团员34人，姚显微的夫人巴怡南也是团员，因自己和幼儿生病暂留校，相约病愈后赶上前方。她记述：“二岁的儿子拉着父亲的衣襟，喃喃地说‘爸爸不要走啦，爸爸不要走啦！’这是出发前孩子对你的呼声！你总是回答：‘不要这么喊吧！会使我短气呀，我心跳呢！’你是最慈爱的父亲，你又最爱国家、民族，最爱正义，你终于硬着头皮背着孩子们偷偷地走了。”

当天战地服务团抵达第一站吉安，当晚吉安各界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致词的有知名人士王造时等，显微慷慨激昂地演说：“前方士兵，困守赣江，天地为屋，云雾为衣，枪林弹雨，伤病无医。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的动人心魄的讲话，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团员们激动地唱起“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龚屏《抗战殉国的姚名达教授》人物杂志１982年第2期)。从1942年6月下旬直到8月26日，战地服务团预定工作时间二个月已到，返回学校。战地服务团先后于新余、峡江、新淦三县发动知识青年，分别组成三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宣传工作采取街头讲演、个别谈话、家庭访问、绘制标语、出版书报漫画及表演歌咏话剧等。救护和慰问是战地服务团中心工作，每到一地，对于英勇负伤士兵，除物质上给予一至三元的慰劳品外，主要以精神上的慰问，代写书信。设立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伤病约三千余人，难民一千余人，当地农民群众五百余人，尤以自行制作的疟疾膏药，效果好，真可谓蜚声赣江中流两岸。

1942年7月3日，战地服务团抵达当时江西的最前线樟树镇，积极开展工作，其目标为伤兵、难胞、将士等服务。7月4日清晨，姚显微团长率领战地服务团，整装负重由樟树向桥东出发，向着烽火连天的前线走去，下午到达土木桥五十八军军部。7月5日战地服务团举行了茶会招待军部将领，会上姚团长坚定地说：“我们全体团员都是抱有牺牲的决心而来的，我们绝不像一般普通的慰问团，住在前方的后方，我们愿意到最前线帮助战友去抢救伤兵工作。”又说：“我认为现在能够参加抗战工作的人，将来才能担任建国的重任！现在不能参加抗战工作的人，将来就决不能担任建国的重任！”刚散会，立刻传来军长孙渡的命令：“情况不好，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现时向樟树首先撤退！”显微团长代表大家坚决请求打动了军长，答应战地服务团跟随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工作。迎着枪炮声，团员们紧跟着团长摸黑赶到前线一个小村庄的野战医院，团长立即以他火一般的热情，给予每一个伤病的将士的心以亲情的抚慰和温暖！近半夜军部又命令野战医院官兵和战地服务团立即撤退。7月6日撤退队伍周边枪炮声紧密，头上的敌机低空盘旋，前面出现了敌人的马队，战地服务团被冲散了。和姚团长重逢后的团员共十一人，团长说：“野战医院院长拉着我跟他走，我们就故意落伍，找遍了附近山林村庄。现在樟树很危险，决不能走”，“到了新淦或吉水之后，我们要立刻重整旗鼓，再上前线！”

1942年7月7日继续赶路，到新淦还有六七十里，但俩生病的团员呻吟着决不能再走了。半途中，姚团长提出自己陪病人去石口，能走得动的人依原计划去新淦。大家讨论，不能再分散，要共患难生死到底。黄昏时遇到一个牵着两条牛的人，他叫张升华，领着人们到石口他的家，姚团长答应给张升华四百元去弄船，准备连夜过江。……夜深了，突然四面八方迸发一阵一阵狗叫声，大家从睡梦中惊醒，“砰！”枪声响了，开始还以为是遇上了土匪，姚教授用日语向门外喊话，外面像鬼叫一样叽哩咕噜了一阵！现在真的是日本人来了（原来是奸细通风报信引来了日本鬼子，敌第六师团竹原支队所属小股日军）。（以下摘录团员郑唯龙《显微先生殉国五月祭》的记述），团长大声地喊：“我们大家准备拼命！没有别的路，准备起来！起来！两位女同志，要自己处置自己，不要污辱了祖国！来，把我的佩剑拿去！所有的人都来！来！来！”吼声像雷鸣，像电击，整个天地在震动。大家拼命用木棍凳阻住大门，但是后门被打破了，几个鬼子拿着枪、电筒、火把闯了进来。接着，大门又被鬼子踢开，姚显微猛扑上去抓住进来的日本兵握枪的手推向天空，吴昌达抓住鬼子一同揽倒在大门一个角落里，一声怒吼，吴昌达的躯体整个压倒在鬼子身上，两只大手卡住鬼子的咽喉，另一个团员扑上来，一口咬住那鬼子的颈部，握住拳头劈头劈脸地打！地下发出鬼子的惨叫，堂屋里的鬼子愕然呆住了，端着枪，把电光照射在地上搏斗的人的身上，地上的鬼子不动了。姚教授夺过枪跳起来，大叫：“会开枪的跟我来！”吴昌达紧跟着在背后，“砰！砰！”两声枪响了，吴昌达倒下了，姚教授也倒下了，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两个鬼子跑上来，对准胸口插枪下去，两位忠勇英雄就这样为祖国、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时正是“七·七”之夜，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伟大纪念日。

七·七之夜显微先生的年方26岁的妻子巴怡南的心情极度不安，写了一封没有发出也永远收不到的信：“显微吾友：昨接樟树来函，吾友为负伤战士流泪，将士也感动号泣，我看了也好像身临其境似的流泪不止，最近我时时刻刻都是满怀悲愁，我总是咬紧牙关，不肯让泪流下……我究竟有机会来前线吗？无论如何，只有请问我生命的原动力——你。……这里有我们五人走不动等待着你！学校决定西迁湖南，我们的书、物分散，东西背驰，人更是几处飘零，恐不免有截断联系之虞。盛传樟树危急，乐安又陷，真是惊魂莫属。敬祝平安！”书信至今仍保存，信纸上泪痕斑斑，依然可见。

先烈碧血，民族不败鲜花；

国魂瑰宝，光耀千秋万代。

* 解沛基同志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姚果原同志为姚名达之子，九江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