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令娴

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咨询专家、我校1953届校友王三一学长，因病于2003年8月5日逝世，享年75岁。本文作者为王三一院士夫人。

三一去世后的这些日子都是在回忆中度过，一幕一幕让我沉浸在无数的往事之中……

长风天外来一吹十万里

云雀不知何处去雄鹰大鹏飞

这是他临终前两天写给我的，前两句是写他的病，后两句是赞美我们的一生。我理解后感动极了，相处的美好人生，让我永远感受，以下记录我的部分回忆，作为我对他永恒的纪念。

一

在我全部的记忆中，三一没有埋怨过环境、条件，也没有埋怨过领导、同志。他写给我的信，总是一片火热，让你从中受到鼓舞，增加努力工作的热情。

到清华后他担任学生会学习部长，社会活动极多，记得在他的记事本上统计最多一星期花去40小时，很多是吃饭时开会，所以还在大学就胃病严重，但他仍能较好完成学业，是与他接受了较好学习方法的训练分不开的。

大学里他最尊重黄万里老师，黄老师授课要求学生概念要清，这对他一生工作受益匪浅。

三一还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曾看过他一本小记事本，上面记满了朝鲜语，有中文，有中文读音，细细的字，密密麻麻。走上工作岗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工程是上犹江电站，那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工程(装机6万千瓦)。由于白手起家，是从测库区地形图开始，一次他们进入一条沟谷，进去后就找不出来，晚上9点还没有出谷。要知道那是还有虎豹出没的地方啊！以后作洪水分析，当时这条河还没有水文站，只有雨量资料，他和同事们一起手抄，抄了两大纸盒，用雨量分析计算上犹电站最大洪水来量。他学习、钻研并请教他的老师黄万里，最后完成任务。一年武汉院（中南院前身）办公楼失火，他把这两箱资料抢出来了，自己的书籍、资料全部烧光，由于他工作努力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并发了奖章，这枚纪念章他赠送给我了。

白莲河工程是在大跃进年代开工的，当时工地整个设计人员就9人，开工项目有大坝、厂房、溢洪道、副坝、渠道还要应付前方。可以想见他们工作的紧张。五万民工上来图纸赶不上，他们作过1:1的大图（现场直接定线），出过油印草图，这些不按规程的办法也遭到非议，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临终前他曾告诉我，他一生也经历过几次危险，白莲河就有两次，1958年全国降雨普遍都多，白莲河围堰失事，他参加抢险，他说当时的指挥长果断，否则他将被滔滔洪水卷走。白莲河刚开工时制度不健全，放炮没有定时，也没有警戒，一次他路过正好放炮，一块大石掉下，他说幸好自己还灵活，否则要更早离开这世界。

白莲河复工后，工地条件仍很差，没有电，没有机械设备、大坝清基是在冬天，没有一台抽水机，是用人工车水，场面壮观，他也脱光衣服和民工们一道跳到寒冷的深水里，一般只能工作十来分钟，上岸后全身颤抖，上下牙齿抖个不停。民工们晚上工作是靠月光和火把，大坝填筑全部是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推上去的，工地独轮车声响成一片，民工们的干劲，让他感动不已，常以此鞭策自己努力工作。

工地的生活是紧张繁重的，他的床就在办公室门口（芦苇棚），床前是他的办公桌（其实是简单脚架上铺一个绘图板）。他常日夜工作，实在太困，背后就是床。他在给我的信中写过，他刚买上饭，同事们告诉他，溢洪道付坝一侧泄洪水流流态不好，听后他放下碗，跑步去工地，当时去溢洪道路已淹，他是从山顶绕过去的，到工地后指挥关掉这一孔闸门。他告诉我幸好处理及时，没有造成事故。信中也写过他们的胜利，如定向爆破封堵围堰合拢成功。他说：“我高兴极了”，他和工程的一切已溶为一体，为此他1960年大病一场，胃出血十几天没能进食，他写信说“病了不能工作，像失掉什么一样”。他给我的信很多是深夜和黎明前写的，常抱歉地写道“我又只能给你写小条了”（我称他短信是小条）。

1964年我去海南南丰电站工作。那是前线，不能带孩子去。他只好带上才一岁多一点还不太会讲话的孩子去白莲河工地，参加引水隧洞补漏和渠道延长的建设，孩子寄放在一工人家里。他常跟工人一起参加夜班劳动，在隧洞里检查裂缝，用环氧补缝，常是黎明回宿舍。一次信中告诉我：“我刚从工地回来，已是黎明，很困，头昏昏，不给你写长信了，只给你报个平安，让你放心。”他去渠道察勘，穿着我的棉衣，拴根稻草绳，向农民问路，农民还以为他是来买牛的，告诉他卖牛的往那条路走了。信中也讲他们灌渠1000多米的隧道打通了，或塌方了，他马上要走了，不给我写了。他的喜悦和焦虑是和工程连在一起的。但他只要有空就把孩子接回来，晚上跟他睡在一起。为此我哥哥骂我：“你把孩子给他，让他怎么带！”他带了，当然也出了不少洋相，比如孩子拉肚子了，尿床了，常让他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二

回忆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分多聚少。记得婚后十几天他就出差。在白莲河工地相处的一年及乌江渡工地相处十年的生活，他都是在为工程奔波。在白莲河期间，他要跑现场，跑渠道，回院，到湖北省汇报工作，到地方联系、讨论，出差回工地后，事情又积了一堆。我记得有时刚睡下，一叫起来就走，我们很少一起共同吃饭。1970年我们到乌江工地，他参加建房劳动，住设计院基地董家坪，我住乌江前方参加工程设计，两地相距8里，孩子都跟他，一个7岁，一个还不足4岁。那时他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挑砖，抬预制板都是150~160斤重的东西，和他体重90斤的人相差甚远，每餐都是几分钱的腌菜、辣椒。我星期六晚上回董家坪总觉得他和孩子不讲卫生，为他们洗。现在想起来他们是没有精力讲卫生啊！我们在董家坪住在仓库里，从长沙搬来资料柜、桌、椅堆在稻田里，围上芦席，地上铺一层沙，用大柜围一间房，床下长着1~2尺深的草。白天那么大强度的劳动，从没叫过一声苦，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一声累。后来他调到302勘测队，挑着行李去察勘，作河流规划。到我们一起搬到乌江，已是1973年以后了，他分到开挖组，总共三人，他整天跑工地，常是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在这期间他和地质人员一道，研究岩溶形成和发展规律，用各种手段了解溶洞是否连通，连通线路和出露点。推测坝基下100~200米深可能产生的岩溶，并布孔钻探得到证实，他结合开挖系统学习地质，他爬过乌江坝区所有的溶洞和附近的高山，环境的现实使他思考如何让坝体去适应地基，又如何改造（基础处理）地基让其能承受坝体传给的荷载，他说“要让能者多担，基础好的多承担，差的少承担”。但是又用什么样的大坝体形来达到这个要求呢，这些界面又分在什么地方呢？有无数的工作要做，基础防渗他提出过不同地质条件采用不同方式，要分别对待，这些不同对待也需要作无数的工作才能划分出来。无数的辛劳结成了硕果，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欢悦，他自己也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在这几年里他也顾不上家，我开玩笑：家是你的招待所。劳累的工作也让他大病两次，胃出血，住院，一出医院又工作了。乌江工地职工家属上万人，没有蔬菜基地，供不应求，生活条件差，我也大病一次，那时他出差在外，是靠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及同事们的照顾。春节期间中午，我在食堂凭票买了两份肉等他回家过年，孩子们去玩，几次回来见爸爸还没有回家又走了，一直等到下午４点还不见影，年饭只好让孩子们先吃。在乌江烧煤要自己做，这些都是两个孩子和我一起完成的，我们虽然生活在一起，他是没有顾过多少家的。

1979年乌江发电后他调回长沙任院副总，我留贵州等待孩子考大学和扫尾，又是分别。1983年初我回长沙，中南院复院后圭塘基建尚未完成，他住在东塘租住的机关，我住圭塘，相距近20里，同在一个城市仍是人分两地，行李从贵州托运回院后，几个月都没有拆包，我的工作是继续编写乌江技术设计报告，后又参加厂房规范编制，也常出差，这时他已是院总，工作更忙。那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这次我们相见只几分钟”。有时是中午到家，第二天又走，晚上还有人来家谈工作，早晨也来，连收拾行李都是匆匆。分别已是我们的家常便饭。这些年中南院所承担工程工地他都跑遍，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96年他肝硬化大出血为止。这十多年他出成果最多，付出精力也最大。

三

三一对待工作十分热情、执着、认真。在乌江渡时，基础开挖每放一炮必去工地亲自查看，有次他起得很早，告我有事去局机关找谭总（八局总工），实际上工地早上放炮，他要去查看，他跑步去工地（步行约40分钟）然后跑步回家早餐，晚上放炮晚上去，从不落一次，东江电站是薄拱坝，对基础要求更加严格，他要求设计人员去工地用地质锤一块一块的石头给敲过，他也亲自去作示范工作，在我给他的信中曾写过：“从东江回院的同志告诉我，你常一人到两岸山头去跑，要我嘱咐你，不要一人去，如果出了什么事，连报信的人都没有。” 是的，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不放心。记得他对我说过：“地质人员去过的地方我去过，地质人员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 凡我院承担的工程没有一个没有去过，各工地所有勘探平洞及坝区地形他全部去过，有的是反复多次去看。对工程关键问题如东江坝前断裂，向家坝马步坎，龙滩左岸蠕变体，碾压砼坝的层间抗剪，凡牵连工程安全的重大问题，他都是亲自主持、研究。向家坝马步坎上下要一天，他不知去过多少次，最终论证不会造成大滑坡，对库区没有影响的结论，真是来之不易。在白莲河当采用风化料作坝壳时，他调查了上百处花岗岩风化后的自然休止角，所以敢采用最陡的坝坡。对设计报告他同样一丝不苟，龙滩初设报告审查，是在家里完成的，他说办公室杂事多，不安静，拿回家里作，他晚上先睡1~2小时，起来工作到黎明，再睡一个多小时起来上班，像这样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将各专业报告全部看完修改完。各专业报告中引用数据、提法，文件引用多不统一，他一个个的查，找当事人来问，查算稿，还有文字修改，我真的体会了当老总的不易和辛苦。他参加其它工程审查，所发资料，他都仔细看过，常到深夜，早晨5点起来写提纲，他说我讲的问题都是我想过的，汇报他从不用讲稿，别人说他记忆好，但并不知道他准备的认真。工作中同志们喜欢找他讨论，他从不拒绝，包括算稿给他看，他也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喜欢。记得还在50年代末他就在给我的信中写过：“我喜欢重担压身”，“我喜欢有做不完的工作。”在以后给我的信中也写过：“只有家庭的乐趣，没有工作的乐趣是不完美的。” 对工作和家庭，他心中的天平是倾斜的。他对年轻人讲，你们处在这样好的建设时代，比我刚来中南院工作条件不知好多少倍，你们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大展宏图。他也用理想鼓励家人，在给我们的信中充满了为工作奋斗的热情，这些熊熊的火，常使你心中炽热，一切都可以被溶化。就在他临终前两月还看完改完“乌江渡电站发电二十年回顾”报告，是一句一句改的。对洞庭湖蓄洪及控制水位，去年就曾“将洞庭湖西湖大垸的退垦还湖纳入洞庭湖4350工程的建议”联名给周伯华副省长写过信。也请安申义（中南院原副总）对洞庭湖控制水位作专题研究，给工程院写建议是他的愿望。他关心湖南人民——他的第二故乡，写这封信时手在发抖，是在极度虚弱和疼痛中完成的。他最大的遗憾，表现在临终前对我说的话了：“如果我身体好一点，还可以多作一点事。” 他遗憾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情的癌夺去了他一生追求的梦。

他对我是严格要求的。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提工资，他首先表态“刘令娴不提没有问题”。我的高级职称评定，到我退休后告诉我，院最终评选他没有投我的票。我任处级副专总是在他退休后才当上的。

我们家生活简单，他常说穿好衣服受约束，也不好到处坐，在餐桌上他更是随便，凡是我做的饭菜都好吃，“味道好”，我说“你真好对付”。也可能生活上我们比不上别人，但精神上我们很富有。我和他什么都聊得起来，高兴时他可以沙着嗓子没有音调的高唱抗日歌曲，在一起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回忆往事他无愧于这一生，他把他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安息吧，三一！

200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