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沈洪:大学六年(1956-1962)

2009-11-20 |

沈洪(1962工物)

一 告别家乡上北京

1956年高考后,我参加了街道居民口粮定量的调查工作。

我们年级的王上林同学告诉我,他们班要徒步旅行到北温泉去度假,让我一起去。我们傍晚从沙坪坝出发,沿着渝碚公路,步行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到达北碚,我们住在董贞环同学家中,打地铺睡。董贞环的父亲是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是班主任黄和忠先生的老师。我和王上林在北温泉玩了三天,第四天凌晨就往回走了。

我俩走到施家梁分手,他回沙坪坝;我摆渡过江到水土沱,然后去故乡高家庙。那时,高家庙我已没有熟人,只好到附近的复兴场治平中学住下。

治平中学的校长黄淑文女士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又是我姨父的姑妈。在复兴场玩了几天之后,黄淑文校长托我把她的侄孙小龙带回重庆。于是,我就带着小龙,从水土沱乘轮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然后摆渡过嘉陵江到江北区治平中学。当时姨妈周笃行在江北区治平中学教美术。

四川省江北县复兴场治平中学和重庆市江北区治平中学,都是由姨父黄远昱的父亲黄源深老先生解放前创办的。江北区治平中学原是一座寺院,有许多大树,还有一个坐化了的、风干了的和尚肉体真身。姨妈把校园布置得很漂亮,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位置,做了一个天安门的缩微景观。姨妈把小龙送回家后,安排我住在存放和尚肉体真身的房间里,我感到很有意思,很想和尚晚上给我托梦,给我启示。

第二天,国芬表妹来了。老远就听见有人告诉她:“周国芬,你哥哥来了!”“乱说!我刚从家里来,哥哥在家里。哪里还有什么哥哥?是哪个敢冒充我哥哥?”我赶忙走上前去和她相见。她羞涩地低下了头说:“原来是小毛哥哥。对不起,误会你了。”那年,她十二岁,很廋小,还在上小学。她的目光总是躲着我,使我感到别扭。

在江北治平中学住了两天,和尚没有给我托梦,没有给我启示。姨妈让我送国芬回家,我俩就一同摆渡到朝天门码头。我把她送上了公交车,就分手了。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她总是把头转过去,望远方,不看我,和我保持距离。我觉得很奇怪,她那么小小年纪,就懂得男女有别、生怕授受不清,不是很可笑吗?我想,既然她不愿意理我,不同我说话,我又何必送她回家呢?送到汽车站就可以了。送走国芬后,我也乘汽车回沙坪坝了。

一天,王上林和李广模来看我,告诉我,他俩已收到录取通知书,分别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和四川大学化学系。他们问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没有?我说,还没有收到,正在为此事发愁。上林和广模约我出去游泳。我们三人来到嘉陵江边,上林和我游泳,广模在岸上替我俩照看衣服。我喜欢裸泳,好让身体各个部位都透透空气,晒晒太阳。当时,在江里游泳,都是裸泳。如果,谁穿了裤子在江里游泳,人家就要怀疑是不是有毛病。

这时有一条木船经过,船老大唱着川江号子,指挥纤夫拉纤,动作十分协调、整齐。我和上林故意捣乱,大声吆喝平水号子:“想起了我的那个幺姨妹哟喂!也么幺姨妹,哟嗬!”打乱他们劳动的节奏,让他们放松。船老大很生气,干脆把船停下来煮饭吃。他们吃的是火锅,既简单,又解乏。

突然天降大雨,上林和我看见闪电,赶忙把头埋入水中,只听见雨点打在水面咝咝作响,我误认为是放电的声音,不敢把头伸出水面,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把头伸出水面。这时船老大对我大声喊道:“小崽儿,还不快快上来!是不是怕老子看你的光屁股?”船上的男男女女看着我哈哈大笑。我在心里暗暗骂道:“怕个棰子!鸡儿、鸭儿家家有,老子才不怕你看呢!”但又不好骂出声来,因为那样一来,只会引起船上更多人的注意。这时我发现衣服被广模抱走躲雨去了,上岸不得,非常尴尬。过了一会儿,雨停了,广模才把衣服抱来,我穿上衣服赤着脚就走了。我们经过母校重庆七中,就到教室里去看看。此时已是人去楼空,显得有些凄凉。我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拿起一个空墨水瓶,向黑板猛砸过去,玻璃碴子飞溅一地。过了一会儿,我忘了这事,一脚踩到玻璃碴子上,痛得大叫起来。上林和广模笑道:“活该,你这是自作自受!”

1956年高考后的一个仲夏之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毛焦火辣地等待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填志愿时,校长让我把第一志愿那一栏空着,由学校推荐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在同学们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有收到,前途未卜,不由得不着急上火。

心中烦忧,我便到院子里拉小提琴解闷。先演奏了一曲《良宵》,后又演奏了《二泉映月》。隔壁新搬来一对夫妇,都是戏曲演员,男的叫白玉簪,演小生,反串青衣;女的叫红牡丹,演青衣,反串小生。白玉簪听到琴声,就走到门外和我搭讪,请我过去玩。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带着小提琴就过去了。白玉簪让妻子出来见面,三人一见如故,十分谈得来。玉簪道:“今日得遇知音,真是有缘,不可不庆祝一番。”他从匣中取出玉笛和洞箫,三人合奏了一曲《红楼梦引子》。

我说:“古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不如嫂夫人唱,我二人伴奏如何?”

于是红牡丹便轻展歌喉,低声唱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歌声柔美婉转,如泣,如诉,如烟,如雾,教人听了神魂颠倒,飘然欲仙。我击掌叫好,又得寸进尺,请玉簪、牡丹合演一出《游园惊梦》。

玉簪道:“我俩是老夫老妻了,经常在一起演出。不如贤弟你来演柳梦梅,牡丹演杜丽娘,我吹笛子为你二人伴奏。”

我说:“这样也好。但是,《游园》那一段,春香和丽娘,两个旦角,还得请兄长和嫂夫人演,我拉小提琴为你二人伴奏。”

演完了《游园惊梦》,牡丹取出茅台,三人对饮。我先醉了,玉簪、牡丹扶我回家到床上睡下。我恍恍惚惚,仿佛来到了太虚幻境,又好像还在和玉簪、牡丹唱《牡丹亭》。

旦:这生素昧平生,因何到此,所为何来?

生: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合: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抱旦下,末扮花神上)

末:吾乃花神是也,专掌惜玉怜香。待他二人梦毕之时,拈片落花儿将他二人惊醒。吾神去也。(末下,生旦携手上)

合:这一霎天留人便,草籍花眠。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

第二天,我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湘生请我到他家中,亲自烧了一桌菜,为我饯行。不想这一别,几乎成了永别。

告别了湘生,我收拾好行装,带上琴剑书箱,就去渝中区新生接待站集中。新生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长江发大水暂不通航。我就住到金玮阿姨家中,等候开船通知。

金玮阿姨是金臣麟舅舅的姐姐,四川省的青年代表,她和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一同到北京出席过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她很喜欢看川剧。我在她家住了十几天,几乎每天都去看川剧,看陈书舫阿姨的演出,我对她的表演着了迷,特别是她演出的《秋江》更是令我倾倒。金玮阿姨告诉我,陈书舫阿姨不但戏演得好,而且艺德高尚,人品很好,1953年赴朝慰问,为志愿军战士义演;1955年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慰问演出,坐在悬空的吊车上,为修桥工人清唱《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

白天,闲得无聊,我就去逛街,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走。这时最想见到六妹。

六妹是我上树人小学时的同桌女生,她是国民党上校的女儿,穿着入时,十分洋气。她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乡,是朋友,又一起出国留学,我们两家经常往来。六妹的父亲抗战胜利后,不愿打内战,就退伍了。她们家住在南开中学蕉园的别墅里,蕉园有很多大树,树上有小鸟和知了,还有秋千。我到她家去玩,一边荡秋千,一边听小鸟、知了唱歌,旁边站着一个小鸟依人的漂亮女孩,真是快活极了,飘飘然的。

中秋节的晚上,我和六妹的兄弟姐妹们,把香插在柚子上点燃了,再把柚子穿在竹竿上,每人举着一个火球,连起来成为一条火龙,好玩极了。六妹的父母开玩笑说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竟信以为真。

我母亲的朋友(也是六妹母亲的朋友)秋阿姨结婚,我和六妹一起去皇后舞厅参加婚礼,为新娘子牵婚纱,在《花好月圆》的音乐声中,新郎挽着新娘在前面走,我俩在后面跟,还一起照相留念,我就更把六妹将来要嫁给我这件事当真了。

我想把上清华大学的好消息告诉她,让她分享我的快乐,希望和她建立爱情关系。可是,很遗憾,六妹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附中上学,暑假没有回重庆。

我发现有一个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参观团,也是要乘船沿江而下到北京、上海参观。她们的服饰非常漂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我便尾随她们到处走,把她们当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后来终于等到长江通航,出发了。那是一个薄雾的早晨,母亲和姨妈赶来为我送行,姨妈新近入了党,送给我三卷《毛泽东选集》。我乘坐的“东方红”号轮船在《共青团员之歌》的乐曲声中缓缓驶离了朝天门码头。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母亲送走我以后,把房屋退还给了重庆大学,一个人搬到沙坪坝区政府的机关宿舍去住。她每月工资53元,供我和姐姐两个大学生上学,显然不够。她让我姐申请了人民助学金,让我不要申请人民助学金,由她供给我生活费用,减轻国家的负担。

由于长江久不通航,船上非常拥挤,人货混装。我没有床位,就在甲板上铺一张草蓆休息,欣赏两岸风光,我认为这样比呆在船底的统舱里更好。

傍晚,轮船停靠在万县码头,我和一同去北京上学的另外五个同学上岸观光,可惜天色已晚,不能走远。我知道万县有个太白读书岩,是诗仙李白读书的地方,就去酒店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酌,遥祭谪仙。

次日船过长江三峡,重岩叠嶂,风急浪高,雄奇的自然人文景观使我感到震撼,感悟到人生的悲壮。我在诗中写道:

如读千秋史,如临古战场;

如闻交响乐,如游大画廊。

人生之旅何所似?恰似扁舟过瞿塘。

功过是非转瞬逝,匹夫有责担兴亡。

出了三峡,到了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轮船上播放乐曲《彩云追月》,大学生们和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参观团的妇女们翩翩起舞。还有一位青年女歌手为大家演唱了一曲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月亮出来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妹像月亮天上走,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歌声激起了我对六妹的思念,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当时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也在船上,许多年后有报道说,她是1956年随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参观团出川,到上海音乐学院上大学的。

到了武汉,在武汉等了三天火车票,然后乘火车到北京。

二 初到北京很新鲜

到了北京,我把行李寄存在前门火车站。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穿过故宫,登上景山五龙亭,壮观天地间。

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北京城的最高点。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紫禁城宫殿巍峨,金碧辉煌;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碧波荡漾。前有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后有安定门、德胜门;左有朝阳门、东直门;右有阜成门、西直门;东有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华门,北有地安门。条条大道通向四面八方。此情此景,使我深感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多么自豪!肩负着人民的希望,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正是:

金风飒爽万里晴,健步登临五龙亭。

站在景山看世界,条条大道通北京。

我在心中暗暗许愿道:

看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条条大道直通金殿;

愿一睹当今天之骄子盖世英雄绝代佳人。

下午,校车把我们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北面的一个小院子里报了到。然后,穿过体育场,到平斋宿舍住下。

同宿舍的有,宗阳、云安、光华、广业和明远同学。宗阳是调干生,党支部书记,原在北京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做秘书;云安是蒙族青年,共青团员,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毕业,体操和中长跑运动员,云安同学对北京水土不服,头发白了许多;光华出生于上海工人家庭,共青团员,喜欢天文和数学,自制了一个日晷放在窗台上看时间,和一张天象图夜观天象;广业是北大心理学教授的儿子,预备党员,清华附中毕业;明远,我早就认识,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大,我在重庆沙坪坝树人小学读一年级时,他读六年级,当时他是树人小学的神童,后来因为学习负担过重,身体吃不消,不断休学,现在竟然和我同班,岂不冤枉。

宗阳看见我,心中暗喜,他夸我眼睛特别明亮,人很机灵,学习成绩一定不错。希望和我一块儿学习,一起做作业,讨论问题。广业认为全班同学,除我以外,都是党团员,所以一定要帮助我进步,尽快加入共青团。

安顿下来后,我就去参观校园,熟悉环境。

清华园是一座美丽的皇家园林,清朝咸丰皇帝曾在此居住过。从汉白玉的二校门进去,迎面正对青铜圆顶的大礼堂。二校门和大礼堂之间的草坪正中有一座日晷,日晷底座镌刻有“行胜于言”的校训。礼堂前立着一截断碑,是纪念三•一八惨案牺牲的烈士韦杰三同学的;礼堂东边是建筑系馆、机械系馆、水利系馆和图书馆;西面是科学馆、教学楼和阶梯教室。教学楼旁边有国学大师海宁王静安(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看见王国维纪念碑,我立即想到王国维做学问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大礼堂西边小山上有钟亭,唤作闻亭,是纪念闻一多先生的。小山下有一个湖泊,三面环山,另一面是校长办公的工字厅,工字厅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前门悬挂“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后门悬挂“水木清华”四个大字,左右有一副楹联: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经东西南北来去澹荡洵是仙居。

晚上,我沿着煤渣小路,想去领略一番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月色。到了荷塘,荷花早已开过,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塘中有一座荒岛,有座简易木桥和两岸相连,但桥上铺的木板被拆掉,从桥上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心生一计,把桥架翻转过来,当成木筏,来一个拆桥过河。到了岛上,月亮缓缓升起,照得大地一片通明。独自一人在岛上漫步,十分得意。突然,草丛中窜出一只野兔,我见了大喜,因我属兔,以为野兔会带我去个好去处,给我带来好运气。追了一程,没有追上,只得悻悻而归。

第二天我去颐和园。一出西校门,就望见万寿山顶上的佛香阁。对直走过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当时颐和园的门票非常便宜,门票一角,月票一元。我买了一张月票,准备天天到颐和园玩,过过慈禧太后过的日子。

颐和园集中国园林艺术之大成,整个园林是一个整体。万寿山顶上的佛香阁、智慧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园内园外融为一体,附近玉泉山上的塔影,仿佛就在园中。万寿山两边有铜亭和玉碑,象征金玉,左右对称。彩绘长廊,白玉栏杆,像一条腰带环绕着万寿山。西边一艘石舫缓缓驶出,预示着后面还有湖山。过玉带桥,穿苏州街,弃舟登岸,便到了园中之园的谐趣园。再过去就是住宅区和大戏台。住宅区是因为八国联军烧毁了圆明园,从圆明园搬过来的,大戏台是为了慈禧太后看戏而修建的。万寿山前是烟波浩淼的昆明湖。昆明湖中有个小岛叫龙王庙,龙王庙通过十七孔桥和昆明湖东岸相连。

我在昆明湖游泳,看见有几个人在简易跳板上跳水,他们入水的角度是倾斜的,姿势欠佳。我便逞能,露一手给他们看看。我腾空跃起,双臂平展,形同飞燕,然后来一个倒插壶,垂直入水。没想到湖底尽是淤泥,半个身子插入其中,挣扎了好一阵子才浮出水面,满脸满身全是污泥。一个中年人笑着对我说:“不知深浅,切勿下水!”

游览颐和园之后,从田间小路返回学校,路过圆明园遗址,只见几根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柱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就像母亲的手臂伸向苍穹,呼唤她的儿女们,快快使祖国强大起来!想到自从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苦难深重的祖国人民一直遭受列强的欺负,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再也不敢觊觎我国。

晚上,蒋南翔校长请体育界老前辈马约翰教授在大礼堂给新生讲话。马老身着洋装,打领结,穿长筒袜,西裤扎进长筒袜里,满头银发飘动,目光炯炯有神,讲话不用讲稿,不用麦克风,不停地挥舞手臂在台上来回走动。听他讲话,不由人不激动。他强调每天都要锻炼身体,每天都要洗澡,并教给同学们五分钟淋浴法。马约翰教授讲完话后,蒋校长勉励同学们要好好锻炼身体,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蒋校长身材魁梧,着中山装,极朴素,活像一位老工人。

第三天是星期日,进城到王府井大街背后的帅府园8号中央美术学院去看姐姐小筱。姐弟俩分别三年后又见面重逢,十分高兴。姐姐发现我长大了,长高了。她用手量量我的头,又量量我的身高,身高等于八个半头,既不是常人比例,也不是英雄比例,她感到惶惑不解。过了一会儿,姐姐的男朋友纯彬来了,我们就一起上街去玩。

纯彬,比我大六、七岁,南京人,长得极其雄壮,曾经创造过南京市百米短跑纪录。他早年丧母,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师,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时,父亲带着他逃出来,躲过了侵略者的屠刀,许多亲戚朋友惨遭杀害,一路上都是同胞尸体。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立志报仇雪耻。小时候他带着一群小孩下操练兵,舞枪弄棒。邻有长者,见他有此志向,孺子可教,便送他一部《孙子兵法》和一把宝剑,颇有点张良遇黄石公的味道。

我们先在浦五房买了一对酱猪蹄,又在义利食品店买了果子面包,都是纯彬付的钱。姐姐心里很不高兴,她责怪我为什么不争着付钱,太没面子了。我说:“他有钱,就让他表现一下,有什么不好?”纯彬说:“其实我们也没有钱,我和你姐姐都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平时都是省吃俭用的,我们想将来有一天能够天天有猪蹄吃就很好,就算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买好了食品,我们步行去天坛公园。

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纯彬指着汉白玉石狮子腹部的一处红点对我说:“你看,这是闯王进京时,和明将激战,一枪刺中的,那头石狮子忍着痛,晚上跑到金水桥边去吐了一口血。” 接着他又煞有介事地领着我到金水桥边去看石狮子吐的那一滩血。

到了天坛公园,我们参观了祈年殿、七星石、三音石、回音壁和圜丘坛。然后坐在草地上一面野餐,一面聊天。

我问:“姐姐和纯彬是怎样认识的?”

姐姐说:“大一上写生课,老师叫我们对着镜子画自画像。星期天早晨,我去大礼堂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一会儿,他来了,端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从镜子里面偷偷看我,看得我都不好意思,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塑了一个(我的)头像送给我,塑得真好,我就收下了。纯彬长得很帅,苏联雕塑家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讲学时,做示范表演,就是请纯彬做的模特儿,为他塑了一个头像。”

纯彬说:“你姐姐不但人很漂亮,而且是斑上的高才生。她的油画技法掌握得很好,有静物写生作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还画了一幅年画《万象更新》,现在还挂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大门上。”

纯彬那时刚从内蒙体验生活回来,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内蒙古草原有趣的事情。讲他和牧民们一起喝奶酒,在马头琴的伴奏下唱牧歌,参加那达慕大会,摔跤,赛马,跳安代舞。我听了,非常向往。

星期一开始上课。上化学课的时候,蒋校长从教室后面轻轻走进来,坐在我旁边听课。校长和我们班一起听了一年化学课,常常找同学们谈心,开座谈会,在我上大学的六年中,始终关怀着我们的成长。

工程物理系配备了极强的师资力量。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汪家鼎教授和滕藤老师。我们刚入学不久,两位老师就到学生宿舍来看我们。此后,和我们朝夕相处,直到我们毕业。

汪家鼎教授,精明强干,干劲十足,浑身蕴藏着用不完的能量,总是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他不但治学严谨,而且是个实干家。

滕藤是个青年教师,风华正茂,机智过人,政治业务双肩挑。他非常敬重蒋校长,常常把蒋校长的教育思想说给同学们听。他说:“大学短短几年,不可能把全部知识都教给你们。而只能教给你们最基础的知识和学习方法。”他告诉同学们,欧洲文艺复兴的一大功绩就是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就是一个结合最好的典范。他给我们班上过课,讲授《核反应堆工程原理》。

上了几天课过后,渐渐感觉到我和同学们的差距比较大。全班同学除了我都是党团员,上海、江浙、北京、天津、东北来的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能是中等偏下的水平。我去教务处查了一下我的高考成绩,各科平均分数只有75分,而清华大学当年录取新生的平均分数是85分。我之所以能够上清华大学,完全是靠重庆七中的推荐,我要努力赶上去才行。

开学后不久,北京正在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我们班请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陈念怡同志座谈,陈念怡同志是电解铝的专家。座谈会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中进行。陈念怡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学习经验。他认为上大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做实验的能力。并不是每节课都必须去听,自己拿着课本都可以看得懂,只要去听讲得最好的老师讲课就行了。我们班许多同学受他的影响,常常跑到北京大学去听名教授的课。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离得很近,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清华是工科大学,北大是文、理科大学,如果能把两所大学合起来,文、理、工科合璧,该多好。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满足当工程师,而是想当科学家。我们想把这两所大学当成一所大学来上。我偶尔也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北大听听文学课和哲学课。整风反右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北大听课了。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加入了共青团,紧接着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不红就是白,白专道路行不通,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必须“红”才行,否则,什么事情都别想做了。

三 青梅竹马并不一定成为爱人

一天,我到理发室去理发。清华大学的理发室很大,两面墙壁上挂着二十多面大镜子。我从镜子里面看见对面正在理光光头的,好像是儒英小学的同学楚雄。于是就贸然叫了一声:“楚雄!”果然就是他。他告诉我,1952年他家搬到成都,他是从成都考到清华来上学的。还有两个儒英小学的同学也在北京念书,一个是北京医学院的沈泳,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黄洁生。儒英小学的校长刘兰西女士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在前门饭店。

星期天,我们一起到前门饭店去看刘校长,还见到了和她同住一个套间的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我们请刘校长去陶然亭公园赏菊品茗,叙师生之情。然后到百万庄黄洁生家包饺子吃。黄洁生家的条件很好,她的父亲黄絜青是地质部的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刘校长很高兴,她开怀畅饮葡萄美酒,我又趁她不注意,在她的酒杯里掺了白酒,她便喝醉了。就决定住在黄洁生家,写了一张便条叫我送到前门饭店去帮她请假。

一路上我就在想,怎样去见陈书舫阿姨,和她说些什么话?到了前门饭店,把便条递给陈书舫阿姨,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只见她留着短发,穿一身深蓝色的列宁装,不施粉黛,没有化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和舞台上的形象迥然不同。使我想起苏东坡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对她说:“我是金玮阿姨的侄儿,是你的戏迷。在重庆的时候,经常去看你的演出。最近,从报上看到你们川剧团去欧洲演出的盛况,特别是你演出的《秋江》引起了轰动。一位法国老太太,特意跑到后台,要仔细看看你的手,她说你的表演出神入化,叫人看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书舫阿姨听了十分高兴,迅即做了一个兰花手的动作,随口念了两句台词:“美哉,少年!是哪嗒儿曾相见?相看俨然,相看俨然!”

我便接唱道:“姑姑呀!你好比出水青莲泥不染,江上芙蓉独自开!”

我俩谈得很融洽,谈话很轻松,我向她说出了心中的秘密。我对她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六妹,是青梅竹马的童年伙伴,七八岁时一起去参加婚礼,给新娘子牵婚纱,还一起照了相。解放后,六妹去成都读书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很想念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请陈阿姨给出个主意。陈书舫劝我不要过早谈恋爱,可以先写封信联系一下,保持友谊。

告别陈书舫出来,公交车已经收车,我只好一路小跑,回清华园。好在我是走惯了夜路的,我一面跑步,一面就在想怎样和六妹写信联系。时间过得很快,我回到清华园时,已经把写信的内容想好了。

我给六妹写信联系,不久收到回信。六妹在信中写道:“接到你的信,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分别了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们的家庭、各自的性格爱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童年相处的一切,蕉园里的秋千,葡萄架下的追逐,听你摆那些不着边际的鬼龙门阵,还有你房间里王妈妈挂的那张《天堂地狱图》,吓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一起参加秋阿姨的婚礼,还一起照了相……在我的记忆里,你始终是童年时代的你,整个形象是活泼的、顽皮的。当时小学课本上有一首儿歌:‘猫头鹰,大眼睛,读书不用心,唱歌不好听。’我觉得那就是你。童年时代的友谊是珍贵的、难忘的。但是友谊终归还是友谊,不能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因为你的信来晚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接到信后,我难受了好几天,想不明白,六妹为什么会爱上别人,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就写信去责怪六妹,结果适得其反,六妹不给我回信了。此后,我安心读书,功课繁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也就顾不上谈恋爱了。

四 想见毛主席 险些出乱子

19574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毛主席到南苑机场迎接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那天我逃学进城去看毛主席欢迎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热烈场面,一路上我就琢磨站在什么位置最好。去天安门广场吧,人太多,地方太大,不容易看清楚;去前门吧,有利条件很多,那里路窄,汽车转弯要减速,又有一个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前门箭楼做背景,少不了要在前门拍电影,拍照片。经过一番考虑,我去了前门箭楼东侧。当我到达前门箭楼东侧时,那里已经有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欢迎队伍,我没敢站进去,怕被揪出来,便远远地站在前门火车站附近等待时机。

等到11时左右,开道的摩托车一过来,欢呼声四起,人们争先恐后地朝前挤,我就冲进去,分开众人,站到了最前面。这时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肩乘敞蓬汽车过来,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摄影师迅速按下快门,摄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把我也一起摄入其中。

车队过了前门到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敞蓬汽车刚一过去,后续的汽车就被欢迎群众围住了,引起一片混乱,元帅将军们都下车来维持秩序,北京卫戍区司令杨成武上将在维持秩序的时候,胸前佩带的勋章全都被挤掉了,足足过了十几分钟,才恢复了秩序。这期间,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在中南海干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语言不通,不能交谈,因为翻译的车被挡在新华门外了。

第二天北京市委通知,要查一下昨天哪些人去过天安门广场,要写检查。好在我去的是前门,没有我的事。但是,这件事,引起了我的重视,今后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遇事要三思而行,再也不要干无组织无纪律的事了,如果因为一时冲动做错了事,受到了处分,就后悔莫及了。

五 平安度过整风反右

五月份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我认为共产党是自己的大恩人、大救星,怎么可以提意见呢?因此一言不发。广业同学给我做思想工作,动员我给党提意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校长。校长对我说:“要实事求是,有意见就提,没有意见就不提。千万不要赶时髦,凑热闹。否则,是要犯大错误的。现在有人攻击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这是不行的。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其他阶级的政党也都出来表演过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行嘛!”我听了校长的话,成了左派。

暑假,我约了楚雄一同到十三陵和北武当山岣沟岩去徒步旅行,然后又一同去杨村空军基地参加军训,在一次训练时,我和楚雄面前是一滩稀泥巴酱酱,随着一声“卧倒”的口令,我们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卧倒在泥浆之中,因此,我俩都分别获得了一张优秀士兵证书,结束了暑期生活。

大学一年级,我和湘生、东龙经常有书信往来。后来湘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就不再给我写信了。我从别的同学处了解到,湘生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一种舍己救人的侠义行为。1956年,湘生考上了重庆医学院小儿科,做了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他按照重庆医学院党委的布置,办了一份《自由论坛》报,组织同学们向党提意见。后来反右派,院党委要他交出写稿人名单,以便从中抓占学生人数5%的右派分子。湘生认为这种做法要不得,不是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他决不能做出卖朋友的事!于是他把文章底稿一把火烧了,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样一来,重庆医学院党委大为震怒,指责他故意对抗运动,把他打成极右分子。后来又把他押送到凉山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东龙告诉我,他感到学习压力太大,思想负担过重,神经衰弱,已退学回重庆,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东龙认为这样很好,和中学生天天在一起,自己感觉得年青。

经过整风反右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宁左勿右。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掏一片心。我感到社会的复杂,政治的可怕。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做人,口号要喊得比谁都响亮,千万不能做运动的对立面。人生很短暂,经不起折腾。我原本胆小怕事,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也受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折磨,怎么办呢?我一定要避开政治斗争,不能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里。不求做什么英雄,创什么奇迹,只求明哲保身,不犯大错误,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六 想当科学家和文艺家

清华大学才女如云,工程物理系有一个奇女子,名叫胡芝风。她与我同年入学,是我们年级的数学课代表。

胡芝风年轻漂亮,是个典型的苏州小美人。常常穿一件鹅黄色的外套,走起来像一朵飘动的彩云。

她出身于京剧世家,京戏唱得很好,又得到过梅兰芳大师的点拨。

她一心想成为既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又像梅兰芳那样的艺术家,做一个科学艺术家或艺术科学家。无奈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她最终选择了做京剧表演艺术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主演了戏曲艺术片《李慧娘》,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胡芝风想同时成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

我想,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需要勤奋的努力和知识的积累,但是光有勤奋的努力和知识的积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天赋、激情和灵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和艺术家是相通的。如果一个人把他所从事的职业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兴致勃勃地对待每一天的工作,对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他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有声有色,出类拔萃。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科学家和艺术家虽然不容易同时做到,但可以先对祖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贡献,成为核科学家,然后再把一生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做个文艺家。郭沫若同志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吗?他既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是诗人、文学家、戏剧家。

但是,有这种想法不能说。就像婚外恋,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说了做不得,做了说不得。

1958年初,修建十三陵水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也先后到十三陵参加劳动。姐姐和纯彬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劳动的场面,非常激动人心。

随后,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我们住在离水库工地七、八里地的农村里,睡在老乡的土炕上,和老乡同吃同住。当时,劳动积极性很高,劳动量很大。每人每天要挖四立方土,挑一百担土堆到大坝上。挑起土来,朝着大坝飞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生怕落在别人后面。每天劳动下来,累得精疲力竭,全身酸痛,像散了架一样。走路都打瞌睡。走到了村里,倒头便睡。我劳动表现突出,受到了十三陵水库建筑工地的表扬。

胡芝风同学对大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会影响身体发育,使身材粗短,手变得粗糙,使自己不适合搞艺术表演,就退学回苏州唱京戏去了。她离开学校以后,同学们对她进行了批判,在西大饭厅放电影时,放幻灯片,把她画成漫画,进行批判。这反而加深了我对她的印象。

1958年大跃进,出现了人民公社。当时党中央做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决议”,提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好像一步就可以跨入共产主义了,人们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大炼钢铁时,周广业同学和我骑自行车到十三陵联系拉铁矿石,二十几个同学用架子车从十三陵拉回十几车矿石炼钢。后来矿石用完了,我张罗着要去教授们家中拆壁炉来炼钢的时候,被蒋校长制止了,他批评我,简直是胡闹。他要求同学们,结合专业把铀炼出来。于是核燃料专业的师生员工在汪家鼎教授的带领下办起了炼铀厂。教授领着我们查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议文献资料,参照石油化工的精馏技术,指导我们设计制造了脉冲萃取柱、沸腾炉等先进设备。还请来了志愿军归国部队的一个防化连对同学们进行军训。教我们防化学、防原子武器的知识和方法,教我们穿戴防化服和防毒面具。当时广业同学担任炼铀厂的厂长,我担任生产队的副队长,参加了脉冲萃取柱的设计、安装工作。我向党支部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七 困难时期

19591962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我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

1959

1959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分为三,新成立了工程化学系和工程数学力学系。我分在工程化学系核燃料专业,楚雄分在工程数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

我们宿舍的同学发生了变化。我们班有七、八个同学调到化学教研室做教师,广业提前毕业留校做炼铀厂的厂长,宗阳提前毕业去了内蒙,明远患病休学一年,同时又有三个同学搬进来住,他们是耕陶、浩然和道环。耕陶是湖南人,父亲已去世,母亲是教师,他喜欢跳舞,是学校文工团舞蹈队的队员;浩然是江苏人,宗阳介绍他入党,宗阳被免职后,他接替宗阳的职务,担任党支部书记;道环和我是重庆同乡,他的父亲是工人,哥哥是飞行员。

宗阳的情况比较复杂,先是学校要调他做政治教员,他不愿意。他说,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原单位准备保送他上外交学院,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不愿意上外交学院,而愿意上清华大学,学习科学技术,这样才来到清华的。现在都上四年级了,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已经学完了,又要让他做政治教员,这不合适。由于他不服从调动,系党总支就对他进行批判,免去了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他没法再继续学习下去了,只好提前毕业,到内蒙202厂去工作。

1959年夏天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美术学院工作;纯彬留校做教师,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的制作。纯彬毕业时,他的恩师、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题写了“勤苦”二字赠他,还作了铨释。他一直把它挂在墙上,作为座右铭。他和姐姐在天津结了婚。母亲从重庆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向母亲表示,以后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全部由他们负担。

1959年秋天清华大学派我带着一个同学到核工业部参加一个炼铀厂的设计。出发前,党支部书记浩然同学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希望我能够经得起考验,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带着档案材料到核工业部办公大楼报到。由于走得急,装档案材料的信封封口处的糨糊都还没有干。核工业部人事处的同志笑着问我:“你打开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档案是自己历史的记载。自己做过什么事情,自己还不清楚吗?有必要打开看吗?我要是看了,一定会等它干了再到你这里来。”

我们和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原子能研究院、北京第五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们一道完成了任务。在和这些专家学者一道工作的时候,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此外,我们除了白天和专家学者们一起讨论设计方案外,每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把设计图画出来。一天夜里,画完设计图从绘图室走出来,抬头望见天上的月牙儿竟一个一个重叠起来,像一颗松子,就知道坏了,眼睛近视啦!

我们在核工业部搞设计那段时间,报上天天都在展开“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讨论,和我一起去工作的那位同学,要我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上的文章。我认为当时任务紧,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和心情去讨论呢?再说这是个不容讨论的问题,谁敢不做党的驯服工具呢!我又怕组织学习,不好掌握分寸,容易说错话,容易被人抓小辫子,弄不好要犯错误,就没有专门坐下来组织学习,而是我和他自己抽时间读毛主席著作和报纸。

1960年:

1960年春天,我们回清华继续念书。党支部书记浩然找我谈话,说和我同去搞设计的那个同学向党支部反映,我没有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我辜负了党的信任,没有经受住考验。于是我的入党问题也就被搁置一旁,一直到三十四年后才解决了组织问题。

受此挫折,心中十分不快,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同班上的劳动委员小于合伙在校园里种了一亩地,小于同学家在农村,他会种地,但他怕人家说闲话,就拉上我一起干。我俩种了许多南瓜、红薯、玉米、茄子、花生和向日葵,下课后到田野里捕捉青蛙,以改善伙食。吃不完还经常带到城里,送给纯彬和堂姐沈融。纯彬经常帮我买戏票,请我看梅兰芳、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裘盛戎、萧长华、俞振飞、言慧珠、侯永奎等京剧、昆曲名家的演出。一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带着小于同学到西单长安剧场看昆曲,看俞振飞、言慧珠演出的《游园惊梦》和侯永奎演出的《单刀会》,回校时,骑到五道口附近,自行车的辐条一根接一根地断裂,车轱辘被压扁了变形,不能再骑,我俩只好把自行车扛回了学校。

我还种了另外一种自留地,那就是搞翻译。翻译英文和俄文科技文献,挣点外快,改善生活。

光华同学自制了一杆简易的秤,用来比较馒头的重量。清华大学有十来个学生食堂,我们宿舍的同学就分别到各个食堂买馒头回来做比较,用光华同学的秤称一称,看哪个食堂的馒头重量大,就去哪个食堂用餐。

一天中午,耕陶买饭的时候,炊事员给他的馒头特别小。耕陶因为经常参加舞蹈队的活动,饭量较大,他一看馒头太小就发愁,他希望换一个大一点的馒头,炊事员不换,两人争执起来,被浩然同学看见,给了他很严厉的批评。

浩然说:“你怎么能这样呢?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斤斤计较,经受不起考验,你怎么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呢?”

耕陶对这样上纲上线的批评接受不了,受到很大的刺激,神志不清,精神错乱,那天下午他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不知不觉一个人走到地质学院去听地质课。吃晚饭的时候,我见他有些反常,就设法把他稳住,假装说下午听了一场很重要的政治报告,没有通知到他。我把自己做的报告记录拿给他看,让他抄写。耕陶此时已经搞不清楚那是哪一天的政治报告,老老实实地抄写了一个晚上,总算把他稳住了。第二天,我们和医院联系,把耕陶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两个星期。由于发现得早,治疗及时,耕陶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我给六妹写信,希望同她恢复友谊。六妹回信请我暑假到成都见面,然后一起回重庆探亲。暑假,我在学校参加了半个月修建主教学大楼的基建劳动,然后买火车票回重庆。

1960年正处在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铁路沿线多处塌方,我在郑州、三门峡、西安、宝鸡、广元等地多次受阻,路上耽误了十多天,才到了成都。

在三门峡车站,我用粮票买了两个馍,刚拿到手上正准备吃的时候,就被人一把抢了过去。那人也不跑,呸呸,先向馍上吐两口唾沫,看你还要不要?然后再慢慢吃下去。我因为自己种了粮食,倒也并不计较。但感到很痛心,新中国成立都十一年了,怎么还有人饥饿到如此程度?

在西安上车后,找到了座位。邻座有几个人在吹牛,他们在讲西藏叛乱的事情,他们说西藏很落后、不开化,很野蛮,越讲越离谱,越说越难听。这时,我注意到对面坐着的两个女生愤怒的目光,便立即劝阻了邻座的谈话。我对他们说:“说话要注意影响,车上有藏族同胞。”两个女生很感谢我仗义执言,和我摆起了龙门阵。原来她们是北京医学院的大学生,1956年入学,她们是和我乘同一条船到武汉,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上学的。她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西藏的事情,辽阔的高原、湛蓝的天空、美丽的雪山、雄伟的布达拉宫、神奇的传说……她们和我谈得很投机,最后,她们邀请我到西藏玩。我很想去,但是,我要回家见母亲和六妹,只得婉言谢绝了她们的好意。

到达成都时,又脏又累又饿,狼狈不堪。由于要见六妹心切,也顾不得这些了,径直奔向六妹的学校四川音乐学院。那天成都刚下过大雨,她们学校附近的马路积满了水,在十二街有一个很大的水坑,水深齐膝。我看见前面一个男生抱着一个女生从水坑中走过去,一不小心,两人都摔到水坑里,路人指着哈哈大笑。我一走神,也滑倒了,衣服裤子都弄脏了。

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往里闯。看门的老大爷问:“你找哪个?”我说:“我找六妹。”“六妹是女同学。你找她做啥子?”“我是她的朋友。不可以找她吗?”这时,有两个女生走过来,告诉我:“六妹本来想等她的男朋友一起回重庆,后来等不及了,就先回重庆探亲去了。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回来。你就是她要等的那个人吧?”我只好在校门口留张便条,说我已经到达成都,现在先去洗澡,过一会儿再来。

我洗完澡,换好衣服,再来到四川音乐学院时,见到了六妹的留言:

小毛:我已回到成都。现在我去大姐家送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六妹即日

我在四川音乐学院门口附近转了转。一边是牛奶场,一边是殡仪馆,觉得这很有意思:既可以对牛弹琴,又可以操办红白喜事,真是专业对口。一会儿六妹来了。分别十一年又见面重逢,都几乎认不出来了。我觉得她比小时候更漂亮、更窈窕了。她领着我到女生宿舍门口等着,她上楼去换衣服。不一会儿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布拉吉,坐在楼梯扶手上,像滑滑梯那样,拐了几道弯,飘然而下,我看得目瞪口呆。六妹对我说:“我最喜欢天蓝色,天蓝色象征纯洁和幸福。”

我们手拉手,一同来到六妹的大姐家。她的大姐和姐夫,都是公安人员,他们家住在九眼桥。六妹烙饼请我吃,我吃得很香。晚饭后,我们沿着九眼桥到望江公园的江边马路散步谈心,然后到六妹的琴房,六妹为我弹奏贝多芬的《月光曲》和《致爱丽丝》等钢琴名曲。六妹告诉我,原来在南开中学教音乐课的阮老先生,现在是她们钢琴系的教授,问我要不要去拜望他?我说我上初中时很调皮,不好好听讲,经常溜出去打鸟,不好意思去见他老人家。

我问六妹:“你以前的男朋友现在在哪里?能说说他的情况吗?”

六妹说:“他是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同学,我在川音附中上学时,他在川音上大学,他很早就暗恋我了,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终于鼓起勇气向我表达了爱情,他的态度很诚恳,使我深受感动。他长得很帅,显得很稳重、很成熟。当时我想,他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于是我就答应他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武汉某歌剧院工作,他工作出色,很有成绩。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最近要来成都,我希望你和他成为好朋友。”

听了这话,我心里明白,我没戏了。我不再对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想和她保持友谊,保住那“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纯真的友谊。

在成都住了两天,我就回重庆了。我在家中住了几天,去看望了我的保姆王妈妈和姨妈,遇见了王上林。

王上林告诉我,他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提前毕业,调到重庆大学无线电系教书;李广模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过还算幸运,还继续留在四川大学化学系学习;另外我们年级还有一个叫杨玉堂的同学,1957年保送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父亲是电力公司的工人,本人老实巴交的,整风的时候让提意见,他就七拼八凑提了点意见,结果就被凑5%的数划成右派了,当时还允许他继续留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可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就对他不客气了,说他不适合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这样的国防专业学习,把他开除了,现在流落街头,卖冰棍,还要被城管人员赶来赶去,真叫人寒心。

1961年:

1961年开始毕业设计。党总支书记文才同志是我的导师,我向他保证,一定要在毕业设计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色地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毕业设计题目是《从含铀褐煤中提取铀》,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参加,由我担任组长。该项目是核工业部1960年下达的任务,1961届毕业班的同学曾经做过许多工作。他们偶然发现,可以不用任何化学试剂,只需将煤粉用水浸泡两三天,就能够把80%的铀提取出来。后来他们毕业了,这个项目就留给我们班继续做,目标是把铀的提取率提高到100%

接手这个项目后,我首先找到1961届留校的同学了解情况。得知当时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同学们把煤粉用水浸泡后,正准备加化学试剂做实验时,忽然接到开会通知,就放下实验,开会去了。等过了两天,到下星期再来做实验时,发现溶液已经变了颜色,铀已经转移到溶液中了,经过过滤,提取率达到80%,但后来用水洗涤滤渣,怎么也不能把其余20%的铀洗涤下来。

文才老师帮助分析原因。他指出,事物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只要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把规律摸清楚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从偶然的一次成功,做到每次都成功。

经过认真分析,我断定褐煤中的铀已经全部转移到了水中,过滤后80%在滤液里,20%在滤渣中。只要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就能把那20%的铀洗涤下来。我们对滤液进行鉴定,确定它是三碳酸铀酰离子的溶液。那么,碳酸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推断它是褐煤中的腐植酸在水中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分解而成的。当用水洗涤滤渣,希望进一步提高提取率时,由于水中碳酸根离子浓度不足,化学平衡向不利于生成三碳酸铀酰离子的方向移动,因此,滤渣中那20%的铀不会被水洗涤下来。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改用碳酸钠溶液洗涤滤渣,就把那20%的铀洗涤下来了,使铀的提取率达到了100%,完满地完成了毕业设计任务。我的毕业论文获得满分。同时还在文才老师的帮助下,写了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同学们跟我开玩笑说:“你真是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我说不然,这话说过头了。“米”是有的,那就是褐煤中的腐殖酸成分,它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成了碳酸,这就是“米”,仅此而已。

八 走西口

1962年毕业时,蒋南翔校长、汪家鼎教授和滕藤老师同我们班同学合影留念,勉励同学们到边疆去,到工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蒋校长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响应党的号召,和云安、光华等同学去了内蒙。耕陶和道环去了湖南。楚雄分到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

去内蒙,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打算。我想要尽快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如果不去内蒙,留在北京的科研院校工作,那就只能从当小媳妇开始做起,要做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等到熬成婆的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原子弹早就造出来了,赶不上趟。而去西部地区的工厂工作,大家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容易脱颖而出,建功立业,显姓扬名。

(一) 闪电式结婚

去内蒙前,我先回重庆看望母亲和亲友。耕陶和道环也去了重庆,他俩的女朋友都在重庆。耕陶的女朋友小陈是医生,在重庆某医院实习;道环的女朋友南华是重庆大学的学生。

回到家,推开家门一看,只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明目皓齿,亭亭玉立,站在窗前。她见我进屋,眼睛一亮,轻轻叫了一声,哥哥!她那灿烂的笑容,仿佛一缕春风,一缕阳光。我十分惊喜,但又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便问道:“你是……?”她笑得更加灿烂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要我猜。我实在猜不出来,她这才告诉我:“我是你的国芬妹妹呀!怎么你记不起来了?小时侯你来过我家,我想同你一起玩乒乓球,你还不愿意呢!1956年暑假,我们在姨妈家见过,姨妈让你送我回家,我心里很高兴,很想你到我家去,我不好意思正眼看你,怕和你的目光相碰。结果,你一点都没有留意我,都没有送我到家,只送到车站就分手了。”我这才想起来,她是我的表妹国芬。我去北京上大学那年,她才小学毕业。真是女大十八变哪!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她告诉我,母亲上街买菜去了。我俩便一同上街去接母亲。

在街上,迎面走过来两个漂亮的小姑娘,其中一个指着国芬对另一个说:“快看,对面那位多像小鸽子姑娘(香港影星石慧主演的小鸽子姑娘)!我走过去和她比一比,看谁更美?”说着说着,她就当真走过来,和国芬并肩走了几步,我和国芬心里都乐开了花。我们在菜市场见到了母亲,国芬接过母亲手中的菜篮子,一同回到家中。

我告诉母亲,大学毕业后志愿去内蒙工作。母亲问我:“为什么要去内蒙,留在北京读研究生不好吗?”

我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原子弹造出来。如果不去内蒙炼铀的话,恐怕就赶不上趟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再说我在清华大学已经读了六年,蒋校长和我们班一起听课,教授、滕藤老师几乎天天和我们在一起,这样好的条件,读博士研究生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读下去呢?蒋校长、教授、滕藤老师这样关心我们,培养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早日走上工作岗位,把原子弹搞出来。”

母亲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放心去吧。”母亲还告诉我,国芬的哥哥国庆1959年被打成右倾分子,被送去劳动教养三年,现在刚放出来,没有工作;国芬今年高中毕业,体检没有通过,既不能考大学,又不能安排工作,她没有地方可去,要好好安慰她。

下午我和国芬到嘉陵江边散步,晚上到沙坪公园,坐在竹林边上的长凳上谈心。她告诉我,她在重庆清华中学读的高中,学习成绩优良。本想报考医学院,平时常去校医务室,学习医护知识和技术;同时她又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曾在重庆歌舞团参加过集训,去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挑演员,选上了她,那时她想考医学院,没有同意去峨眉电影制片厂。不想高中最后一年,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体检出了问题,哪里也去不成了,真是后悔莫及。

我对她说:“不知你愿不愿意随我去内蒙?或许到了那里,可以找到工作。”

“去内蒙,不就是走西口吗?走到土默川,走出一个包头市。我会唱那首榆林小曲,我唱给你听: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忍不住地泪花流。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愿随哥哥走到天尽头。”

“今天早上,我一进门看见你,立刻就想到两句信天游:清水水玻璃对着窗子照,雪白白牙齿望着哥哥笑。我写了一首诗:春风何事到我家?一朵花开美无瑕。我问春风来何事?花儿含笑且不答。我一看见你就爱上了,嫁给我吧!我带你去内蒙。”

国芬羞红了脸。她把我的手拉过去,贴在她的脸上,眼泪汪汪。

回到家中,我向母亲禀告,想同国芬结婚。母亲起初很反对,她说:“你们是表兄妹,不可以结婚。”

我说:“根据现在的婚姻法,表兄妹可以结婚。当然,近亲结婚是不好的。但是,我现在从事放射性工作,对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影响更大。我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怕放射性的危害,难道还怕近亲结婚吗?再说,国芬现在这个情况,既不能上大学,又不能找工作,如果不同我结婚,就只有把户口迁到平武县乡下去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决定同她结婚,先带她去内蒙,找到了工作再说。”母亲勉强表示同意。

母亲只有一间二十平米的住房和一张床。当晚,母亲和国芬睡在床上,我睡地铺,中间用帘子隔开。几天后,我和国芬到沙坪坝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领取了结婚证过后,我和国芬就睡在地上,成为正式夫妻。我们度蜜月,连一张床都没有。

我们用布票买了一段绵绸,天蓝色的底,图案是出水芙蓉——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做成布拉吉,作为国芬的结婚礼服。又用秋阿姨送的政协优待券,去重庆宾馆端了几碗大肥肉,请了耕陶、道环和他们的女朋友,和几个至爱亲朋,简简单单举行了婚礼,我就回清华到内蒙去了。等安置就绪后,再回重庆接国芬去内蒙。

(二) 到内蒙

196210月,我和云安、光华等同学到内蒙202厂报到。我和云安分在研究室,光华分在车间工作。车间主任是少奇同志的长子刘允斌,副主任是宗阳,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桥牌。云安同学的家在土默特旗,他是回到家了,没过多久,他头上的白发全没了,变成了满头黑发,变得又年青,又精神。真是应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刘允斌很像他的父亲刘少奇同志,但是个子没有少奇同志那样高大,他身穿一套蓝色呢子西服,有点像元帅服,我们背地里开玩笑叫他“皇太子”、“少帅”。但是他很谦虚谨慎,很有修养,从不张扬,颇有乃父之风。刘允斌很崇拜他的父亲,他把少奇同志的新作,《论修养系列丛书》拿到厂里准备印出来给大家读。这事后来没有办成,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刘允斌家中有许多内部参考的书籍,如《现在可以说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描写美国制造原子弹、氢弹的两本纪实文学作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个间谍的自述》等等。我经常去借来读。

我看见刘允斌书架上有一本《戴笠其人》,作者是沈醉和文强,就对他说:“《戴笠其人》这本书,两位作者中,有一位是我的亲戚,我想借去读一读。”

刘允斌问:“沈醉?沈醉是你的亲戚?”

“不,不是沈醉,是文强。文强是我母亲的姑父,三十年代初他是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他的夫人是我母亲的姑妈周敦琬,当时她是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长、军委秘书长,我母亲做过他们的交通员。母亲经常谈起她那段光荣历史,殊不知,文强早已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军统局的中将。我要写信告诉母亲,再也不要提那段历史。”刘允斌把书借给了我。

刘允斌让光华告诉我,明天部领导要去参观喇嘛庙,让我一块儿去。

第二天刘允斌陪同部领导参观喇嘛庙,我也跟着去了。进了山门,刘允斌交了香火钱,随喜随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不方便向菩萨下跪叩头。于是,我代表大家向菩萨三叩首。然后进入正殿参观。

殿内墙壁四周满是壁画,画的是天堂地狱神仙鬼怪,中央供桌上立着一块牌位,上面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十一个大字。我见了觉得很好笑,便悄悄对刘允斌道:“少帅,你看这个牌位写得多好!谁在台上谁见了高兴。”刘允斌瞪了我一眼道:“沈洪,不能开这种政治玩笑!”

我自知失言,便走到后殿去了……这以后我和刘允斌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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