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韩双淼（2008级外语）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

庆贺之余，追忆往昔。从1925年到1929年，在历史舞台上仅仅存在过四年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竟然同时拥有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学术大师，并培育出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这样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学术史、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辉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宇内所有学校仰慕。

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便是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清华园一角，静静矗立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其上刻着先生为其撰写的碑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高声表达要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理想，也成为文人学者不懈追求的学术境界与高尚人格。

而其作者陈寅恪，更是中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书香门第的他，有着类似“文艺复兴人”的经历。他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先生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陈寅恪先生不仅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为中国找到了崭新的学术出路。

凡为文人，总希望习得“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实现“修身治国”的理想。而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怀抱自由无羁之思想与独立无倚之人格，特立独行于混沌泥泞之间而不染。其崇尚自由的学术精神，独特的研究理念，高尚的人格与风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耀眼的星辰，穿越世纪仍然熠熠发光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

陈寅恪先生之自由，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上。

被称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语）的他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在治学中，先生总有过人的见解，因此他的课总是学生云集，许多知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他的课，因而其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五四运动后，“全盘西化论”喧嚣一时，先生则不卑不亢，逆流而动，以一己之力，“论学治学，迥异时流”。他坚持学术研究中对西方的见解应该“取珠还椟”，主流应“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的著作中很少提及西方学术观点，而更多地把它转化为可以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的成分，这与当时一些学者动辄引用西方经典来显示其知识渊博的方式，恰成鲜明的对比。

陈寅恪先生之自由，更是体现在他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请先生出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全部的人都如此。”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先生说，“我决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当时的格局与环境下，这是怎样的见识与气魄！先生傲骨铮铮，不把做学问作为求取功名跻身政坛的手段，这正是最不同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表现之一。他认为“学术应该高于政治”，这恰恰反映了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潜在心理，与先生坚持思想自由的高尚人格。

陈寅恪先生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深深影响了清华。

1913年，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把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文化精神联系起来。他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1925年，陈寅恪回国之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成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在教育学生时，他十分重视培育他们的独立精神民族精神，他认为全国瞩望的清华，有责任也有能力首先担负起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学术与文化独立之职责。

可惜，先生对于清华学子的厚望，被战争与动乱所中断，晚年他再也无缘与清华相交。然而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清华精神之中，随着时间的洗练成为清华不可复制的风骨，成为“清华自由”不可分割的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

时至今日，斯人作古，精神长存。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大家静默追悼逝去的国学导师，也思考他所承载的文化重量。

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最后不幸的结局，但其独造的思想见识与超然的精神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书写了精彩的一笔。他一生都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虽然先生有时也不免陷入自己所形容的“自由共悼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悲剧之中，却始终卓尔不群，不拘泥，不附和，不随波逐流，坚持着高尚的品格和不屈的风骨，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毕生追求的楷模。不仅如此，他怀着中华民族文化“终必振复”的信念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以此努力维护文化自由与民族独立自由。这种珍贵的民族与责任意识，使他超越了学术大师的范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永恒存在着。刘桂生教授曾这样评价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者以其超迈的胸襟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重建文化，再铸国魂。”

今天，穿梭在清华园的师生，仍能够在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上，看到先生留下的教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时光荏苒，这十个字承载着陈寅恪先生对清华学子，对中华民族的殷殷厚望，岿然不动。

然而，何谓自由？何谓“清华自由”？

“耻不如人”的清华，从诞生之初就被烙下了实现学术独立，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她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其自由精神，深深地打上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烙印。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她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走过了革命的坎坷，有过文科连根拔起的阵痛，也品尝过落后于人的羞耻。所幸的是，清华一直没有丢弃自己自由的传统。在战火硝烟中，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如何在动乱中坚持自己自由的思想，不随波逐流；在革命风暴中，她学会了稳健，学会了如何在激情中把握自由的尺度，不急功近利；在被迫调整时，她学会了从容，学会了如何在寂寥中找到自由的发挥余地，不自暴自弃；在落后无奈时，她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发挥自由的思想，不妄自菲薄。

就如同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风骨和气质，清华就这样慢慢成长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华自由。清华自由，是对个体个性与人格的高度尊重，也是对共同规则下集体的认可与归属。清华自由，是对各种思想的包容，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坚持。清华自由，是对创造性思维的认可，也是对理性与科学的推崇。清华自由，是远离政治潜心学术，耐得住孤独的心境，也是忧国忧民，与祖国同呼吸共进退的责任感。清华自由，不偏激而稳健，不平凡却沉潜，甘于沉默却舍我其谁豪放宽阔。是一种经历了太多思想碰撞，所以学会了有度选择包容万象却坚持真理的淡然；是一种走过了太多跌宕起伏，而可以置身事外不患得失的从容；是一种看惯了太多诱惑，仍旧朝着自己既定目标一路奔走既见风雨也见晴的毅力。

正是这样的清华自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然而清华精神也存在着弱点。2006年，清华人文学院徐葆耕教授指出，阻扰清华进一步前进的是“形而上思维的贫困”。他说：“回顾清华90年的历史，虽然学术巨人和科学巨人林立，但对本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甚少。学术巨人与思想巨人还是有区别的。清华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能否为世界提供卓越的思想巨人，是清华能否成为一流著名大学的关键所在；而思想巨人的产生又有赖于自由和创造的思想氛围，过于急功近利的办学思路不可避免地抑制形而上的创造性思维的培育。”

就如同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写道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清华之自由，必须突破“俗谛之桎梏”，才能建立自由之清华。

而清华自由的核心，便是陈寅恪先生所一直坚持与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11年，清华就要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她是少数如此古老又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学校，必然要背负塑造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复兴的使命。然而与世界著名高校相比，她还太年轻。就如同一位学者所说，“她的当务之急，是实实在在地把清华园内已经写进历史长卷的、即将写进历史长卷的和生动活泼于眼前的珠玑拣拾出来，而不是沉湎于自己都说不清的传统中。惟其如此，传统才会氤氲蜿蜒水到渠成”。

清华能否坚持并且升华自己自由之思想，以创造一个孕育伟大科学、伟大思想与伟大人格的自由清华？

我们翘首期盼着。

本文获“读清华”征文大赛三等奖。“读清华”系列读书活动是由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会、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办，由校团委社团协会部承办，目前已成功举办了“闻一多周”、“梅汝璈周”、“梁启超周”、“陈寅恪周”、“赵元任周”等活动。该活动将历时两年，旨在引导清华学生更深入地研读清华历史上人文大师的作品，深入学习和体悟清华传统和精神，全面提升清华学子人文素养，彰显清华学生的精神风貌，共同迎接百年校庆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