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熙恩（1965工化）

刘仙洲先生是我国机械工程学的老前辈，是中国机械发明史研究的奠基人，是倍受崇敬的一代宗师。先生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1975年春天完成了最后一篇中国机械发明史学术论文“我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我有幸和王旭蕴先生一起协助先生完成了这一文稿的整理和修改工作。文稿长约三万余字，共28页，含插图39幅，发表于《清华北大理工学报》（2卷2期，1975）。

当时我虽然已经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了十六年，却没有机会和先生面对面地交谈。接到这一任务我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兴奋的是能和老前辈一起工作，直接感受到大师的风范；不安的是能否胜任这一繁重的工作。我虽然不是学机械工程的，但是深知先生对工作要求出奇地严格。传说先生要求学生考试时按时交卷，晚交一分钟扣一分。我们期末考试时，老师也曾照此办理过。先生是我国工程热力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熵”，“焓”都是他根据热力学的概念创造的汉字，而我对于这些都只是一知半解。

从左至右：梁思成、张子高、刘仙洲、施嘉炀四教授在一起（校史研究室提供)

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刘先生家中见面。先生端坐斗室，四壁皆书，面容清癯，神情爽朗，身穿洗褪了色、然而十分整洁的蓝布中山装，连领扣都扣得很整齐。见面后问我是哪个系、哪一届毕业的。知道我学过机械另件，机械原理和工程制图等课程，又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后满意地说：“你的机械底子还可以。”先生十分健谈，一边讨论如何修改文稿，一边和我聊天，使我惊异的是先生竟能精确地说出太湖的面积，而我那时却早已忘记了。先生已经85岁高龄，我只是30岁出头的晚辈，先生却能完全和我平等地讨论，一丝一毫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使我拘束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感到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博学谦厚，和蔼可亲，令人崇敬的长者。

1975年，名为“文化革命”实为“文化灾难”的“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风云变幻，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邓小平同志着手抓整顿，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四人帮”的走卒无端罗织罪名，给刘先生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污蔑刘先生中国机械发明史的著作只是“用木头棍子撬石头”。刘先生当时被“落实政策”，属于“一批二养”的对象，这对于一位孜孜不倦学者的心理隐痛，是不难想象的。1970年先生已经八十高龄，本来可以保持沉默，居家养病避祸，然而他不顾身处逆境，重病缠身，毅然提出了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的书面报告。当时学校一片混乱，极左思潮疑神疑鬼，知识界万马齐喑，毫无学术研究的环境。发表以个人署名的文章是有一定风险的，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先生当时能坚持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今天看来也不能不钦佩先生的胆识和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

这篇论文是先生晚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论文分为14节，系统论述了从远古圭表，日晷，漏壶到元末明初詹希元“五轮沙漏”具有近代时钟雏形的独立时钟机构。特别重要的是，详细描述了东汉张衡发明的由水力机械驱动，通过齿轮系统传动和凸轮机构使“浑象”每日很有规律地转动一周的计时器。继张衡之后，唐代张遂和梁令瓒，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又有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论文根据历史文献中的数据作了科学的复原计算，并且对张衡，张遂和詹希元的计时器制作了复原模型验证。

这篇论文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科学地论证了机械计时器的发明最早是在中国2世纪的东汉，不是在西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西方创造有齿轮时钟的年代为1100年。众所周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也注意到了机械计时器的发明最早是在中国，推断可能在7至14世纪。1956年9月先生参加在意大利佛罗仑萨举行的第8届国际科学史会议，提出了2世纪东汉“张衡是中国创造机械计时器的第一个人，比西方约早1000年”，比李约瑟的推断提早了5个世纪，并且得到出席会议李约瑟的认同。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翔实的史料，对这一论断和我国古代计时器技术发明的历史作了系统的总结。文章定稿后，先生又亲自写了中英文摘要，说明这一论断过去曾在学术会议上发表，强调了这一研究的背景。交谈过程中，先生不无遗憾地流露出，国家对于我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科学史反要由外国人来写，我们了解外国远不如外国人了解我们深入。

耄耋之年的先生当时已经身染重病，眼疾使视力严重下降，只能用高倍放大镜一字一字吃力地读写。查找大量古代文献，完成这样长篇论文写作的困难可想而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没有现在普遍应用的复印机和计算机，写文章真是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修改只能用“剪刀加浆糊”。即使如此，先生还是亲自动手，每次都用复写纸誊写，书法苍劲润秀，字迹一笔一划都非常清晰工整，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表示得非常清楚。稿件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我做文字加工，一份自己再行润色，直到下次讨论。每次讨论都对文稿逐字逐句地推敲，做到论据充实，逻辑清楚，语句精炼，可有可无的一律删去。

最使我感动的是，先生虽然步履艰难，每次都拄着拐杖吃力地坚持送我下楼。先生的身影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文稿修改历时约三个月，几易其稿，誊清抄写了不知多少遍。发表前先生已病危住院，仍然继续研究新的课题，并且带来口信说：“我们是搞工程的，每一个数据都要准确，文章发表时要仔细校对。”当年10月因患胰腺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没能看到一年后“四人帮”垮台。先生临终前仍在手稿上颤抖地写下了最后一个“燕”字。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用来吟颂先生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