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们的自01班

2011-01-21 |

王光海 (1970自控

46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优秀高中毕业生聚集在美丽的清华园,组成了自动控制系自01班新集体。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命运便不同程度地和自01班联系在一起了。

自01班在校时合影

毕业35周年聚会,返校同学在世纪鼎前合影

46年后的今天,我们或已满头银发,或已满口假牙,或是记忆衰退,或是体力渐弱,然而每当想起老同学,或者有机会见到老同学时,心里总是那样的高兴。我们的记忆一次次地回到了年轻的时光,回到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大学时代!

我们在学校念了不到两年的书,就遭遇了“文革”的冲击,优美的学习环境被破坏,大好的学习时光被荒废。但大家后来都能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成为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清华大学多年形成的好校风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敢浪费时间,每逢星期日,最多休息半天。进了大学,认真读书是第一位的。每天除了中午和晚上在宿舍里休息外,即使同宿舍的人也很难见面,各人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都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习。班上有几位同学学习特别突出,如赵南元同学,学校举行的各种业务竞赛活动他都参加,而且保证能拿到奖,如机械制图基础画三视图比赛、拉计算尺比赛等等。他不但学习成绩突出,还多才多艺,喜欢摄影,还能绘声绘色地唱上几段优美的戏曲段子。黄煦同学,做作业往往不按照老师讲的思路去做,而是自有一套思路,让批改作业的老师十分为难,因为他看不懂这种思路,但结果是正确的。黄煦同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天,开阔思路。还记得我们曾找来一本俄语词典,任意指定某页上第几个单词,让黄煦说出它的词义,结果是八九不离十,可见他的单词量不小。后来他改学英语,硬读英语小说,如《格列佛游记》,他在书中写满了英语生词的汉语注释,他学习英语时所使用的词典却是英俄词典。有同学脑子特别快,我们常常找些难题来做,看谁先解决,这其中,张金水同学常能拔得头筹。也有的同学自学能力特强,这自然要提到陈太恒同学,他能在很短时间内自学完一本书,我们奉送他“电子脑”的桂冠。

我们班是个充满友谊和颇具浪漫色彩的集体。

图书馆前的三院教室中有我们班的一间专用教室,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就是在302教室开的。每位同学都用家乡话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生动活泼地体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的个性。同样在毕业前,在2号楼前广场上召开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每个人再次用家乡话说告别辞,表示我们即将奔赴五湖四海。还记得我们班在1965年元旦的第一次联欢会上互赠礼物,所有的礼物必须是每人亲手制作,而且是匿名的,通过抓阄的办法分配礼物。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又采用了什么办法,让女生们的礼物全都落入男生手中,且在过了很长时间后也不能确定自己所得的礼物来自何人。当然,自己的礼物被谁得到那是清楚的。一位男同学得到绣有“克勤克俭”字样的针线包,显然是出自某女同学之手。

数学小课和业务辅导答疑等常在三院教室里进行。我们忘不了教过我们的各位老师,其中宋烈侠老师和胡露犀老师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她们那永远慈祥的微笑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们难以忘怀。只代过一次课的李欧教授讲“场论”,本来复杂深奥的理论被他讲得那样明白清晰。在“复课闹革命”后,给我们讲电子学的许道荣老师声音洪亮,条理清楚,动作潇洒,虽然讲课不久就被运动干扰而中断,我们还是十分欣赏并记住了他。讲电工课的老师大概也不易被我们忘记,因为他讲课时的姿态与众不同,眼睛不看同学而是始终盯着天花板,有点奇怪。我们和老师成了朋友,高黛玲老师的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曾经在王庆瑞等同学带领下游览颐和园。

同学间的相互关心,时时处处都能体现。班上的女同学发现有的男同学不善打理自己的生活,吕珍云、孙云黎等便组织班上的九位“爱心卫生战士”,一起来到男生宿舍搬衣服抱被子,回到她们宿舍里去拆洗晾晒缝,当天处理完再给送过去,不耽误这些男生的使用。

我们有时在周末也一起出去走一走,在美丽的校园里拍拍照。一次我们把很少有工夫和大家一起玩的陈元同学邀来照相,在校园多处摆上各种姿势,加上不同的排列组合,认认真真地照了又照,直到照相机的计数器上已经显示39张,可是进胶卷的旋钮还能转动,我们才怀疑是不是出了问题。后来打开胶卷盒才发现,胶卷还在暗盒里睡大觉呢,我们的时间和感情全白费了!

班里几位喜爱照相的同学常聚在一起研究照相和洗相放大等技术,自己利用废物制作放大机,还舍得花“大钱”买来彩色放大相纸和彩色冲洗药品,自己配制了彩色显影液和定影液。当时买一张12吋彩色放大纸要十几块钱,而我们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一般不超过20元,属相当奢侈了。每当获得一张彩色照片时,都会爱不释手地拿在手里欣赏着。为了全面掌握照相技术,在黄煦同学的带动下,好几位同学还自己利用废物制作放大机,其中曹余勲设计的折叠便携式放大机最有特色。

除了玩照相,班里的同学还特别心齐地一起装万用表,所使用的材料,像表头、开关、电阻等全是到海淀镇上的废旧物资商店买来的,特别便宜。有了万用表后,我们就有条件进一步安装起半导体收音机来。我们从城里批发过数百套半导体收音机元件,除自己用外,还分售给对此也有兴趣的其他同学。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只花了五块钱就抱回一台手摇发电机,一试还挺好,我们曾经用它在圆明园的池塘里电过鱼呢!那时候,圆明园完全是荒地,小动物很多,我们同学经常可以那里抱个小刺猬回来在宿舍里养着。曹余勲是我们班的画家,他心细手巧,画出来的画让我们爱不释手。在他的影响下,几位同学居然为班上的同学画起了漫画肖像,简单一两笔,还真像。

上大学的时候也正是京剧样板戏盛行的时期。《人民日报》上常常刊登大家喜爱的唱段的词曲唱谱,而我们班里也不乏京剧爱好者,大家推举写得一手漂亮汉字的王庆瑞同学为我们刻钢板,油印出来发给每个人学习,文娱活动的气氛十分活跃。

清华大学对体育十分重视,刚上大学不久,学校开运动会,作为班长的林福宗却要从操场溜走不看。他说:“女孩子只穿条短裤露着大腿在操场上跑,多不文明啊!”立刻就有同学反驳他说:“你们中学拍的那张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照上,没有一个穿鞋的,全光着脚丫子,那文明吗?”这段对话相当有趣,它反映了近半个世纪前不同地区的差别。还记得林福宗在体育课上学习滑冰的时候不幸与别人相撞,造成胫腓骨的损伤,绷上了石膏在床上躺了些日子,不过在大家的关怀下,很快就康复了。

每天下午4点后,我们在东大操场上认真地完成每天的锻炼计划,还把具体内容记在表格里。孙政顺和孙云黎等同学是学校体育代表队有很好成绩的运动员,是我们班的骄傲。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全系规模的劳动,是到河北省邯郸市一个为海军制造海上舰艇指挥仪的军工厂。我们集体住在一个楼里,地上铺上褥子,一间屋子可容纳二三十人睡觉。那是在冬季,热电厂的暖气经常会在夜间烫着同学们的脚。每天早晨排队从住地往工厂走,那浩浩荡荡的大队总是吸引着不少当地居民驻足观望,常有人边看边用手指头记数,嘴里数着“一、二、三……”问他们数什么,原来是数队伍中戴眼镜的人数呢!

我们帮助车间设计了一个粗磨光学玻璃棱镜的夹具,因为棱镜的面与面之间的角度是有要求的,使用合理的夹具,可以减少研磨的次数,提高加工零件的精度。这种夹具的设计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简单的,只要有中学几何和三角的数学基础就足够了。车间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在你们看来这样的活很简单,可是能做这样简单设计的人才,工厂里却很难找到!”

我们“文革”前上大学的两届同学是在同一年毕业的。1970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大约四分之一的同学留在学校工作。那时的分配工作给我们留下了神秘的感觉。领导学校工作的是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天赋的同学被分配到一些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远地方的小工厂的时候,心里十分难受,记得黄煦同学当时就忍不住抗议:“这简直是在犯罪!”“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多少钱,就为让他们去做简单的体力劳动吗?”但那时候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30个同学,一个个地经过和领导的谈话,回来后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因为领导并不直接告诉你结果,而是给你个模糊的“谜面”,让你自己去琢磨。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有的高兴,有的发愁,但没有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大家全都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前往各地报到并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毕业后,虽然大家分布在各地,远隔千山万水,但相互间的联系却从未断过,自01班这个集体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毕业而消失。在过去的40年里,它继续存在于我们同学之间兄弟姐妹般的友谊之中。北京的同学们每年的校庆日都会欢聚一堂,畅叙友情,畅谈天下事。当有外地同学来京时,北京的同学总是尽可能地聚集起来与之相会,这已成为我们的传统。

5年前,刘洪发同学倡议建立了班级网页,几年来,我们班的网站人气还是最旺的,有同学们工作、出差、出国探亲或外出旅游的动态消息,有同学相互拜访的照片,有如何保养身体的经验交流,有怎样做好“东坡肉”的技术指导,也有同学写的小说、杂文、回忆录和旅游纪实文章等等,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退休生活。

最后祝愿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趁现在还不太老,对自己好一点,去健身吧,去旅游吧,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2010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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