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 熹（1961水利）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水利系1961届毕业已经快五十个年头了。1956年夏，当我提着行装进入二校门，在教学楼、大礼堂、清华学堂附近展现的各种大幅标语，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那条“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始终激励着我。今天，我可以响亮地说：“我做到了！”遵循母校的教育和培养，我经历了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1999年3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到小浪底工地视察，

吴熹（前左1）汇报大坝填筑情况

小浪底工程截流合拢后，

吴熹（前排右4）陪同清华大学张光斗先生（前排左5）察看现场合影留念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亲身经历了抗战从节节败退转为最后的胜利，从国民党日益腐败到旧中国的瓦解，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欣欣向荣日益强盛这一段段历史进程。1955年，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黄河流域规划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现国务院）批准，公布于世了，它给黄河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远景。多灾多难的黄河将变成几十个梯级电站，一串串人工湖泊，从源头到出海口，在五千多公里长的河道中温顺地、静静地流淌着，将为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的效益。进入高三，在考虑今后志愿的我被陶醉了，在作文《我的志愿》中，我表达了为水电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我的语文一向并不优异，但真挚热烈的情感，奔放豪迈的肺腑之言，使我这篇作文第一次被老师在班上朗读。带着这种激情，我从上海市上海中学以第一志愿考入了清华水利系，从此开始了我一生的事业道路。

那时候，清华和国内工科大学一样很偏重实践。在校的五年半中，细想一下，在校内外实践、劳动的时间占了近3年。我参加了京郊王家园过水土坝从设计、科研、施工到原型观测的全部过程，建成了应该是我国最高的（38米）过水土坝水利枢纽。我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白天凭着年轻人的好胜心，一次挑着四大筐的土和大家比赛；晚上，大家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一样挤在帐篷中休息。我也曾参加了密云水库生产劳动，在壤土斜墙坝面上当过几个月的施工员。当然，还有正常的认识实习、测量实习、毕业实习等。现在也许有人会认为大学生去干那些事，值吗？但这些却让我学会了以后对无论多么简单的工作，在任何平凡的岗位上，都去亲身实践、积累经验，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962年初，五年半的大学生活结束了。那时，我国仍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各省、市地方基层单位，我幸运地到了专事黄河中、上游水电工程设计的部属单位西北勘测设计院。虽然西北贫困、落后、生活条件差，但这是我向往的事业所在。可是，谁又会想到，西北院要人，但院部所在的兰州却报不上粮户关系，没饭吃。于是，我和院里其他三四十位勘测设计人员直奔新疆“以工求食”，替新疆水利厅工作，换取粮食定量。新疆水利厅根据他们的需求把我们层层向下分，我被分到南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渭干河水管处的龙口配水站。

这个实现我事业理想的第一站究竟是什么样呢？龙口配水站在距最近村庄6公里的戈壁滩上，这个站由一个维吾尔族站长、三个汉族技术人员和十几个“盲流”（因三年经济困难，由关里盲目流动到新疆的汉族人）工人组成，负责将渭干河的水分给库车、新和、沙雅三县的十条干渠，这对以融雪水灌溉为主的新疆农业是十分重要的部门，人们称我们为“龙王爷”。但所采用的原始、落后的方法却让人吃惊：视需要投放浮标测速，估算各渠道的流量，用增加和减少各渠道简易进流闸口的沙枣树捆来调节分水流量。要随遇而安倒很简单，不动脑筋照做就是，但多年的学校教育让我感到，我得为当地人民做点什么。于是，我用所学河道水力学知识估算了各渠道的分水关系，选择了合适的测流控制断面，亲自操作仪器，指导并带领大家下水为每条渠道测断面，立水尺，用8号铅丝和木板在每个测流断面架起了甚至可随风晃动的简易吊桥；开始用买来的流速仪定期测流。经过了一个水文年的观测，当我一年后离开时已建立起了十条干渠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分水工作变得方便而科学了。就是这样，毕业后我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随着全国形势好转，1962年底我回到了兰州院本部，开始了水工设计工作。1965年底以前的三年，我承担黄河盐锅峡水电站的尾工和缺陷处理设计，来回奔忙于兰州和盐锅峡工地。也曾担任过灌溉引水钢管现场设计负责人。在承担消力池蚀损处理设计和试验研究期间，开始了我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撰写。1966年新年开始，我与西北院几十位年轻的设计人员背着铺盖，响应国家初步设计下现场的号召，带着图板来到了甘肃南部白龙江畔的碧口镇，开始了碧口水电站水利枢纽的设计。就这样，直到1979年底，在碧口水电站整整14年中，顶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政治压力，我们和勘探队、施工单位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没日没夜埋头苦干，从选坝、设计、施工到原型试验，建起了有当时国内最高土石坝的水电站枢纽。回忆我从青年到壮年的这一段经历，在那种历史环境下，能为我国水电建设事业尽一份力，虽苦犹乐。我想，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吧。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建国以来一直未停滞的黄河中上游水电站的建设也加快了步伐。1982年，开始了黄河流域最大的、有250米高双曲薄拱坝的拉西瓦水电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我担任了设计总工程师，在黄河上游日夜奔波、操劳。1986年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了上级给予的优秀可行性研究设计奖励。1991年我被任命为院副总工程师兼拉西瓦设总，并担任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高拱坝课题中两个专题的负责人。在那十余年中，我广泛接触国内从事水电科技的各知名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当然包括母校），在设计和科研实践中专业知识大有长进。我一生中在各种专业杂志上发表29篇学术论文，给19位毕业生（9位博士研究生，7位硕士研究生，3位双学位学士生）所作的毕业论文指导和评审，也大多是在这时段内完成的。

随着我国水电建设事业的进展和工作需要，我被派往黄河下游治理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担任“大坝标工程师代表”，按FIDIC条款是执行施工监理的工程总监。1994年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带着我院第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34位设计人员，唱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从黄河上游来到了黄河下游，开始了一项我们完全陌生的挑战性的工作。

小浪底是一项水利工程，它有当时我国最高的土石坝（160米），它担负着黄河下游减淤、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任务，它也是我国用世界银行贷款、主体土建工程全面采用国际招标、都是由外国知名承包商承建的两个水电工程之一（另一个是四川雅砻江的二滩工程）。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面对的是国际上知名的意大利英波吉罗公司，而我们是第一次承担施工监理工作，第一次接触外国承包商，我也只有解放前教会学校小学的英语水平。但凭着实现献身祖国水电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我用一年多每天攻读四五小时英语的努力，实现了能与外国承包商和特咨团对话、交流、直接沟通。在7年多的施工过程中，凭着母校教育给我的自强和自信，凭着多年水电工程实践的历练，我带领着我院参加大坝标监理的全体设计人员，坚持FIDIC条款和合同赋予的权利和责任，夜以继日，努力开拓，尽心尽力地工作。我们不断听到来自业主、外国承包商、上级领导和中外专家组对我们的赞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大坝工程比合同计划提前13个月完建，“小浪底主坝已建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质量水平”（世行特咨团第九次报告）；总投资控制十分良好，为变更、索赔预备的费用仅支付了37.45%；等等。不仅如此，通过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施工管理骨干。我实现了1994年到达工地时，在业主为我们举行的欢迎晚会上的誓言：“要让世界知名承包商看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工程师也是一流的！”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

1998年汛期，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九江段大堤发生了长江干流历史上第一次决口。根据总理指示，国家防总和水利部在决口现场成立了抗洪堵口技术专家组。8月10日，电话打到小浪底，紧急抽调我等3人。接命令后2小时我们乘车沿被暴雨洪水冲得七坑八凹的国道，昼夜兼程，经27小时颠簸到了决口现场。在抗洪第一线的三天三夜，我们实地察看、计算绘图，研究讨论，累计休息时间不到5小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我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和方案。决口闭气，原方案是用土工布形成一道防渗幕，虽简便，但经潜水员检查，决口处原冲倒的混凝土墙，堵口用的钢筋笼、碎石、沙土等杂物堆积，参差不齐的实情说明此方案不符合实际，用土工布既不易实施，更有被撕破的可能。我建议的闭气方案得到了指挥部的认可：先沿用钢木土石组合体形成的决口封堵堤倒沙子减小渗漏水速度，再大量倒入散粘土，利用土有孔就钻的特性封堵细小的孔洞。经现场实施证明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大堤决口被封堵得滴水不漏。我很高兴能为长江的安澜尽了一份力。由于预报次年大洪水有从长江、松花江向黄河中下游转移的可能，小浪底工程安全度汛、提高蓄洪能力受到了国人瞩目。1999年上半年，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视察了小浪底工程，我有幸在小浪底大坝上向他们做了汛前抢工的汇报。那些难得的瞬间和留影成为我人生价值的见证和一生中最宝贵的珍藏。

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中国水电开发的第二个春天，水电站的建设在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开发力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也让我这个已退休的清华学子的江河情得到进一步延伸。10年来，我参加了许多大型工程的咨询和审查，特别是高土石坝工程。在澜沧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上近200~314.7米的高土石坝工地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这就是在毕业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向母校汇报的我的江河情，我有价值的人生！

2010年8月1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