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发言 杨天鹏 摄

“我一直觉得20世纪、21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9月22日，“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尤其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工作，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

在杨振宁看来，关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方向。一个方向是要跟近代的科学发展紧密地、近距离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工作“限于笼统”，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杨振宁列举了自己的老师吴有训先生的事例。吴先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纪20年代时，吴先生是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的学生，帮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不知道谁发明出来一个名词‘康普顿—吴效应’，但是我在国际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名词。”杨振宁说，“有人要表扬吴先生的工作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于是别人就引用。这既是对历史的不忠实，对吴先生的不尊敬，也是对中国年轻人的误导。”

杨振宁还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与李炳安合作，对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在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溯研究。“我听说赵先生晚年看到我们的文章才了解到，为何他当年重要的工作没有得到国际认可。”

关于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赵先生在1929年前后就率先通过实验得到了正确而关键的结果。杨振宁介绍说，当时只是研究生的赵先生与另外的“大牌”物理学家的工作方向一样、结果不同，可是因为“咖位”问题，赵先生的工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实际上回头看，“大咖”的实验不够小心，数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赵先生的工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很得意的是，我和李炳安澄清了这个事情。”杨振宁说，“但是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都没有人做。”

杨振宁认为，对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工作，另外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通俗的介绍。他遗憾地表示：“我没有看到过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能看懂的，通俗地介绍原子弹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书。”

“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毕业生要找出路，我觉得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杨振宁呼吁，学界要努力向年轻人推介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

本次座谈会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也是哲学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创设并成立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担任首任主编，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担任首任社长。40年来，《自然辩证法通讯》一直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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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发言引热议 科技史学家回应

“不是科技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作者：韩扬眉 来源：科学网2018/9/25

近日，杨振宁在“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国内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做得一塌糊涂”，引起了科技史学界和公众的热议。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真的严重缺位？记者就科技史发展现状、存在的困境及原因，以及如何推动科技史发展等相关问题采访了科技史学家。

部分高校撤掉科技史专业的背后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依然薄弱”，谈到现状，受访专家一致表示。

起步晚是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其研究重点是西方近现代科技史。几年后，工作重心才逐步转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1991年，由科学史学家董光璧先生撰写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出版。后来，他带领一批学者撰写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1995年出版）。这两部书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也就是说，从90年代初开始，国内才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到现在也就二三十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简称“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做历史研究，获取第一手史料是关键。“档案还没完全开放，第一手的材料难以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王扬宗告诉记者，“仅靠宣传品、报纸、杂志做研究，客观性难以保证。尤其对于重大问题，还有很多的禁区。”

就科技史学科发展而言，中国2000多所大学中，仅有十几所大学有资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学位。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兵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由于科技史是小学科，在各种评估中不具竞争力，又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部分学校撤掉了科技史学科点。

张柏春呼吁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史学科，“这是提高人文情怀、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科学事业自20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相比于古代科技史研究，对这100年的研究还是太少了，而这100年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扬宗说。

“懂历史、懂科技”的人才难求

在科技史学家们看来，杨振宁先生确实指出了问题，但并非完全“一塌糊涂”，且一些粗糙的作品未必出自职业科技史学者之手。

2000年至2003年，科学史所启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动员了110余位学者通力合作，有力促进了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这个项目的主要成果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47册），这些论著“梳理了一些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史实，对诸多问题做了阐释”，张柏春告诉记者。

再比如，学界对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的工作、沈鸿主持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工作、航天科技的发展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也很活跃。

张柏春说：“杨先生的关注，这也许会让人们更加重视科学史，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传播。”

的确，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潜力很大，有海量的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但谁来做这种冷门工作？科技史研究的人才队伍问题让张柏春有些担忧，“不是科学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科学史所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世界三大科技史专业研究所之一。不过，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发展还很不充分，全国职业科技史研究人员大约有300名左右。此外，还有一些兼职学者。

有网友在“科学网”公众号后台留言表示“愿意余生做科技史研究，如果能提供稳定的岗位，然而，这个‘如果’却解决不了。”

在张柏春看来，科技史研究专业性强。这个学科也是有“门槛”的，规范的史学训练是必需的，科技知识也是必要的。

“看得懂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工作，就便于从知识内涵上做分析，还要坐得了冷板凳。”他说，“人才可遇不可求，毕业生不易找到工作，而用人单位不易招聘到合适的毕业生。”

“跟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宏大事业相比，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队伍太小了。”张柏春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有岗位、有资金支持来培养人才。

研究科技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科学技术史，连接科技与历史的桥梁，“以史为镜”，为未来“正衣冠”。“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更好地理解在历史上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刘兵说。

“在现有的条件下，推动科技史研究发展还是有许多可以做的”，王扬宗表示，最关键的是努力坚持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不能成为各种各样政策和宣传的附庸。“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予以人教益，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尤其对于有争议的科学人物和事件，更需要“实事求是”。刘兵认为，之所以存在争议，一方面是没有研究清楚历史事实，人们产生“想当然”的想法；另一方面历史是复杂的，学界对其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争议存在是正常的，“恰恰是有争议，才体现了科学史研究对问题理解的重要性。”

张柏春指出，历史研究，既不必专注于树功德碑、也不必特意立耻辱柱，只须实事求是。“将事件和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澄清史实，做出理性的阐释。”

学术研究无止境，科技史研究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视角，“它永远处在逼近真实和真理的路上”，张柏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