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是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其功能特点及所处显著位置使其在建筑风格嬗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西风东渐的代表性大门建筑，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前身清华学校大门在近代就已成为被竞相模仿的对象，如今重建后的二校门更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物、清华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象征。目前学界尚无针对其建筑形式来源及形制流变的研究。本文在挖掘清华学校大门历史、承建商生平及可能设计者的基础上，对其建筑形式进行溯源分析，并通过三个采用清华学校大门相似形式的近代案例，分析该形式对近代中国大门类建筑的影响。

1 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历史及其承建商和设计者

1.1 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历史沿革

1909年7月10日（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外务部与学部会奏设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以周自齐为学务处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9月28日（八月十五日），外务部会同学部具奏“拟请赏拨清华园地亩，兴筑游美肄业馆”。10月25日（九月十二日）清华园移交游美学务处后，“查该园原有围墙倒塌殆尽，现在筹筑馆舍，自应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且园内房舍树木漫无保障,亦有偷拆毁坏之虞。经公同酌核，勘明该墙尺寸开具做法清单，据商投票，当众开示，以长顺、永和、东茂等三厂估价为合宜”。后长顺局、永和木厂、东茂木厂于11月25日（十月十三日）立下包工字据，定于1910年3月中旬（宣统二年二月初）开工，至4月底竣工（一个半月完讫）。综上可见，清华园围墙的整修是游美肄业馆建筑工程的前期工程，而之所以11月底立包工字据至次年3月才开工，主要是因为北京冬天上冻施工困难，至初春解冻方能施工。由此也可推测其他新建筑工程开工不会早于1910年3月。

游美肄业馆大门及建筑的施工时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仅能根据相关资料推测得出。1910年2月9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九日）有报道称“外学两部前派赴美国留学生监督，刻已回京，并将美国学校设置及课程均调查详悉。现正详订肄业馆章程。俟外学两部会核后，即行发表。其馆舍之建筑，亦正绘图估工，约于春夏间开工云”，这表明当时建筑设计正在进行之中。4月19日（三月初十）有报道称学部核定“秋间开校”，可推测当时工程可能已经启动，预计秋季完工。5月27日游美学务处在《大公报（天津）》发布广告招人承做游美肄业馆各讲习室洋式桌椅500套，请有意投标者至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办公地点看设计图样，限于6月26日（五月二十日）前去取，这说明当时应该已经完成桌椅的设计图纸。6月14日（五月初八）游美学务处电告浙江省提学司“新建游美肄业馆工程须本年冬间方能落成”，说明工程进展速度不如预期，原本计划秋季完工推迟到冬季。8月18日（七月十四日）外务部曾因为游美学务处招商建筑肄业馆远在郊区需要雇佣守卫向陆军部申请下拨枪弹。12月17日又称定于明年二月（1911年3月）开学.1911年4月9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一日）在《为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立章程，先行开学》的奏折中，提到“所有学堂房屋，虽未一律完竣，而讲堂斋舍及一切亟须应用之屋，业已布置完备”。1913年7月刊登在《大陆报》的一篇英文报道称建筑工程自1909年8月开始，至1911年春工程进度已足够投入使用；1914年2月刊登在《远东评论》的英文文章提到建筑是在1910—1911年间建造的；1921年《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称：“一切修理和建筑概于一九〇九年八月里起首，希望一九一〇年秋天即可起用，不料工人罢工数月，耽误时期。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位新聘美国教员到北京，内里有九位女的。那时学校工程未完，遂未开学。各位教员无奈等候差不多两个月。末后，工程交代的日期虽还远，学校只得于四月一号开学。”即1909年10月动工至1911年4月29日开学时尚未完工。1947年，据游美肄业馆筹建时任提调的于德濬（字心泉）老先生回忆：“一九一〇年作了一年的工程，民国前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学。”另据吴宓记载，1911年3月19日“全校工程尚未竣，故多数工夫方从事修筑，而建设润色亦未完全”；3月27日有一位担任工程事务的本校西人职员殴打巡警；3月30日在甲所（高等科学生住所）设礼堂举行开学礼。

综上可以推测：1909年10月25日清华园地块才移交给游美学务处，此前不可能开始建筑工程；移交后即开始着手招标修缮围墙，工程于1910年3月中旬至4月底进行，同期或稍早可能进行原有建筑的修缮整理；游美肄业馆新建房舍（围墙除外）工程设计应该在1909年11月至1910年2月进行；1910年4月前后开始施工；5月完成桌椅设计并招标；由于工人罢工，6月中旬将工程完工时间由秋季调整至冬季；至1911年4月开学时主要建筑工程已经完工。而从大门门额上那桐题写的“清华园”题字落款时间“宣统辛亥”可知其应该在1911年内或之前建成。E因此，大门的修建应该在1910年3月至1911年4月之间（图1）。与大门同期建成的建筑还有：一院（高等科教室和寝室，即清华学堂，今清华学堂西南部）、二院（清华学堂以北的高等科宿舍、食堂等）、三院（中等科教室、宿舍及食堂）等（图2）。

图1 清华学校校门历史照片

图2 清华学校平面图，1914年

1911年4月29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游美肄业馆正式开学后更名为“清华学堂”；次年5月1日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1933年，清华西院住宅区扩建，园墙外移，于是有了新的大门（今清华大学西门）。此后，习惯上称原大门为“二校门”，即清华大学二校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交通需求，大门两侧短墙被拆除，只留“牌坊式”主体结构。1966年8月24日，二校门被红卫兵推倒、砸毁。1991年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在校友捐助下，二校门得以原址重建，即为今清华大学二校门（图3）。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副教授指导的测绘和研究，重建后的二校门比原门略高（图4）。

图3 清华大学二校门正立面与背立面现状（张复合摄）

图4 二校门重建前后对比

1.2 清华大学二校门的承建商斐士

游美肄业馆校舍工程总体筹划者为周自齐、唐国文和范源濂，承建者是顺泰洋行的创办者、此前在纽约居住的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1865—1945），工程总造价35万美元。1911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的胡光麃曾回忆道：“清华学堂建校之初，因当时北京的营造商只限于几个大木厂的行业，没有造过洋式房子，乃由一个名费雪尔Emil Fischer的奥国人包工承造，我在民国十二三年还见过他多次。”

斐士曾先后在奥地利、法国和美国接受教育。自维也纳一所商业学院毕业后受维也纳商会委派受雇于德国银行，也曾在维也纳、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等地从事银行业；1892年移居纽约；1893年以奥匈帝国专员身份参加芝加哥世博会；1894年到上海后先在德商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Co）政府部工作并开始学习中文，同年到德华银行任职；1899年因身体原因回到美国在纽约居住，于1899—1903年任纽约外籍银行和交易经理，1904年曾代表清政府和奥匈政府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并任国际奖项评审团成员；1906年再次来华居住在天津奥匈租界，并于当年9月6日创办顺泰洋行（Fischer & Co. General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Manufacturers’ Agents and 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s），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自1906年开始任天津奥匈租界奥界建造公司（Hotung Bau Gessellschaft Real Estate Agents, Hotung Building Co.）理事至1917年；1909年10月9日至1910年1月30日作为载洵出洋考查海军代表团成员，访问英、法、意、奥、德、俄六国；1911年4月底至1912年5月底任英国乔治国王加冕典礼中国皇家使团随从秘书，与周自齐、郑汝成等陪同特使载振从北京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赴伦敦后乘海圻号访问美国；B1912年8月被中华民国聘为工商部顾问官；1919—1922年兼任中华民国政府托管人和外交部理事；1921年获美国国籍；1922年开始在天津前奥租界内从事美国公共会计师、审计师和房产管理人等职业；1941年被日军囚禁于天津集中营，后于1945年去世。

斐士与晚清政府关系甚密，承揽游美肄业馆工程就源于其与周自齐的关系。周政曾提及其祖父周自齐与斐士于1899年美国费城世界国际贸易会议相识并成为朋友；后在周自齐任纽约领事期间交往甚密（图5）。周自齐在主导游美肄业馆建设时，因彼时没有更合适的承包商且工期十分紧张，将工程承包给任天津奥匈租界奥界建造公司理事的斐士也是明智的选择。而斐士很可能也参与了游美肄业馆的筹划，至少周自齐在谋划过程中应该咨询过斐士的意见。1914年斐士在清华学校开设巴拿马运河讲座，被称为清华学校的亲密朋友。

图5 1901年周自齐任驻纽约领事时与斐士的合影

但是考虑到斐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任天津奥匈租界奥界建造公司理事的经历仅涉及房产开发等内容，因此具体的建造很可能由斐士交给他人负责完成。而据文献记载，奥界建造公司的建造业务实际上主要是由奥地利人柏（Johann Brunner，1866—1917）和维普林格（Rudolf Wipplinger）负责。柏与维普林格还曾负责义和团事件后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科尔瓦斯基（Ferdin and Kowarski）设计的北京奥匈公使馆（1903年）和天津奥匈领事馆（1904年）的建造工程。1908年二人同时加入维也纳舰队协会（Flottenvereins in Wien）时，柏被称为建筑师（Architekt），而维普林格则被称为建造商（Baumeister）。柏与斐士在1908年同属天津奥租界工部局四位奥匈籍成员之列，必定十分熟络。而1909年左右柏恰好在天津奥匈租界经营柏工程司（Joh. Brunner, Tientsin-Peking, Architect & Building Contractor），同时在天津和北京开展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承包业务。

综上可以推测，游美肄业馆的具体建造很可能是由斐士总包后交给柏工程司具体负责，考虑到工期紧张，很有可能有多家木厂参与分包施工。

1.3 清华大学二校门可能的设计者

现有文献资料并无关于游美肄业馆首批建筑设计者的记载，有研究推测设计者为斐士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首先，斐士去世后曾被称为“世界旅行家、建筑师和作家”；其次，斐士虽并未经过建筑学专业训练，但有建造经历，且从其稍早的著作《京师地志指南》（1909年）和《涉泽披榛》（1910年）可以看出其对建筑有一定了解；第三，在游美肄业馆谋划之初周自齐很有可能就已经决定将设计和施工一并委托给斐士负责；第四，斐士1909年10月9日至1910年1月30日都在欧洲考察，而游美肄业馆的设计在1910年2月期间还在进行中，有可能是其回到北京后才开始着手规划设计所致；第五，由包造人负责设计在当时的北京亦有先例，由受聘于清政府外务部任监理工程师和建筑师的美国土木工程师会员詹美生（C.D.Jameson，1855—1927）所包造的外务府迎宾楼等即是如此。

但综合考虑斐士的非职业建筑师身份、其此前在奥界建造公司通用的设计建造模式，以及游美肄业馆工程设计建造工期十分紧张等因素，斐士极有可能请柏协助其完成设计和建造。而柏本人也并非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建筑师。虽然他之前做过建筑师科尔瓦斯基的助手，并在天津和北京都有建造经验，但是1912年奥匈帝国领事馆的报告仍将其称为“木匠（Kunsttischlerei）”。

游美肄业馆建筑群最终建造完成后呈现出迥异风格，大门与高等科大楼偏于西式风格，其余建筑偏于中西合璧的风格，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图6）。此外，各建筑均呈现出一定的混杂性。据此也可以看出其并不似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建筑师统一规划设计，而且很有可能并非出自同一位建筑师之手。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K．Murphy）在1914年到清华学校考察后对游美肄业馆1910—1911年建造的这批建筑作出如下描述：“高等科宿舍和教师公寓屋顶上的硬山墙是英式的，竖铳链窗是法式的，中等科的山墙则带有强烈的西班牙建筑特色；但那个庞大的高等科大楼却呈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建筑风格，屋面铺着红色的法国瓦，转角又是孟莎式，这一建筑统帅着高等科的建筑群，其入口庄严醒目，但对比例和一些细部的推敲不够。”

图6 清华学校三院中等科讲堂与一院高等科讲堂（清华学堂）入口对比

2 清华大学二校门形式来源推测

2.1 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形式特征

清华学堂校门建成之初两翼连以短墙，整体呈“八”字形布局，东连早年的邮局，西连原守卫处。与围墙由虎皮石砌筑不同，“清华校门是灰砖砌筑的，有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虽设而常开的铁质黑栅栏门。门前站立着一名守卫的警察。门的弧上面镶嵌大理石，石上镌刻清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以及‘宣统辛亥’小字和题款”。

大门整体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券柱式风格，入口一主两次。主入口采用高大的带拱心石和拱脚石（均为砖砌模仿）的半圆拱券门，正立面券门两侧用双塔司干式附墙圆柱，背立面两侧用双塔司干式方壁柱；两个次入口拱券门较为低矮，无拱心石和拱脚石。为了处理中间高大、两侧低矮的高度差，设计师采用巴洛克教堂常用的圆弧加涡旋的手法。除基座（含柱式底座）用花岗岩外，整体用青砖砌筑（柱式也由砖砌而成）并模仿石砌凹凸效果，三个券门两侧墙用清水砖墙，其余部分均用白色油漆粉刷，中间大门和两侧小门则油漆成黑色，形成黑白灰鲜明对比的整体效果。大门顶部中央设置一旗杆。两侧围墙较为低矮，色彩以清水砖墙的灰色为主、白色粉刷点缀为辅。通过大门与两侧围墙在色彩、形式和体量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突显大门。

大门和清华学堂主入口采用同样的柱式、装饰细部，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很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或者都参考了同时期已有范式。

2.2 清华大学二校门形式的本土参考

如前所述，清华学校大门的设计者可能是斐士或柏或二人合作。但是考虑到二人均未受过建筑学专业训练，因此在设计时很有可能参考了当时在北京和天津已有的案例。

在清华学校大门建设之前，北京已经建成不少西式风格的建筑，主要有圆明园西洋楼、北京农事试验场、东交民巷使馆区等。从德国人奥尔末（ErnestOhlmer，1847—1927）拍摄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中可以看出，圆明园西洋楼区域已经使用券柱式门、双柱式（附墙圆柱及方壁柱）等形式。考虑到圆明园就在清华园附近，设计师很有可能受其启发。此外，1906年建成的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也采用一主两次三门券柱式。另外从形式上看，清华学校大门也很有可能参照部分外国使馆大门融合设计而成。斐士在其1909年出版的《京师地志指南》中曾对使馆区建筑进行介绍并选用多幅大门照片。从形式来看，清华学校大门立面三开间一主两次的整体形制可能受到了英、美公使馆大门和日本公使馆兵营大门的影响（图7），中间主入口开间设计可能受到了俄国公使馆大门的影响，而主拱券两侧双塔司干附壁柱式可能受到奥匈帝国公使馆大门双多立克壁柱式的启发（图8）。

图7 东交民巷英、美公使馆大门和日本公使馆兵营大门

图8 东交民巷奥匈帝国公使馆大门和俄国公使馆大门对比

此外，通过将清华学校大门与天津奥匈租界建筑进行对比，笔者也发现其采用了与奥界建造公司建造的天津奥匈帝国领事馆以及中国市场建筑相似的细部处理，而这一处理手法在当时京津地区其他建筑中并未得见，由此也可证明清华学校校门可能由斐士或柏设计（图9）。

图9 天津奥匈帝国领事馆和奥匈租界中国市场与清华校门相似细部

2.3 清华大学二校门形式的域外源流

虽然清华学校校门的具体设计者尚无定论，且其设计有可能参考自京津已有先例，但仍可对其形式来源在西方建筑史中进行简略追溯。青锋曾提及清华学校大门的设计受到西方教堂立面的影响，具有“典型的巴西利卡立面构成”和“文艺复兴特征”。贾珺也曾提及其“基本构图脱胎于古罗马凯旋门，但建筑样式完全属于巴洛克风格，立面上设有并列的双柱，肩部扛着蜗牛似的一对卷涡”。虽然清华学校校门形式确凿的西方来源难以考证，但通过梳理其相关形式的历史脉络，并与典型案例进行对比，仍能进一步加深对其设计理念的理解。

清华学校校门采用的券柱式起源于古罗马时期拱券技术与古希腊古典柱式的结合，拱券的采用使得柱子和梁从原来的结构作用中解放出来，得以作为装饰元素呈现。而券柱式自然成为门的基本构图。最早纪念胜利的拱门建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凯旋门将圆形拱门和方形柱顶组合在一个独立的结构中。最初的支撑柱变成了拱门外表面的纯粹装饰元素，而从建筑支撑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的柱顶则成为拱门建设者希望通过使用雕像和象征、叙事和装饰元素来传达公民和宗教信息的框架。凯旋门这一建筑类型的具体形式后续不断发展衍变，可以为单独的拱门或连续多个拱门（通常是三个，且中央拱门更大），而且可以不用柱式或与不同的单柱式、双柱式组合并用。现存最早的三拱凯旋门是可能建于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7—14年）的法国奥兰治凯旋门（The Triumphal Arch of Orange），而早在210年左右建造的阿尔及利亚特贝萨的卡拉卡拉凯旋门（The Arch of Caracallain Tebessa，Algeria）中就已经采用了双柱式。罗马凯旋门对15世纪以来的西方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仅凯旋门的整体形式作为纪念碑得到了复兴，而且凯旋门元素也被用于不同的建筑类型中。由柱子分隔的三个拱门的窄-宽-窄母题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建筑复兴中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形式。而清华学校大门即为西方古典建筑三个拱门的窄-宽-窄母题在20世纪初期中国北京复兴的一个成功案例。但这一形式在欧美各国的校园建筑中并不常见。

鉴于清华学校校门的具体设计者可能是来自奥地利的斐士或柏，通过将其形式与奥地利巴洛克经典建筑进行对比，发现其主入口开间形式与奥地利萨尔茨堡旧主教宫（Alte Residenz,Salzburg，又称Salzburg Residenz）主入口存在一定的关联。区别之处主要是清华学校校门去掉了复杂的雕塑装饰并简化原雕塑基座并连成整体、柱式没有用顶部带雕花装饰的多立克式而采用了更为简洁的塔司干式、调整了柱式与墙体的空间关系以及和基座的比例关系。而这些调整与两者的应用场景（前者是独立的大门，后者是依附于高达5层建筑上的通高两层的大门）、砌筑方式（前者青砖砌筑，后者是石头砌筑雕凿）和工匠的技能（前者的中国工匠不熟悉西式建造方法）有关。天主教萨尔茨堡总教区是罗马天主教在奥地利设立的除维也纳总教区之外唯一一个总教区。萨尔茨堡旧主教宫是由萨尔茨堡总教区大主教沃尔夫（Wolf Dietrichvon Raitenau，1587—1612年任主教）委托威尼斯著名建筑师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1552—1616）于1603或1604年完成更新扩建设计的，大约在1606年建成。同时设计施工的还有萨尔茨堡大教堂和主教府喷泉。这组建筑是中欧地区-巴洛克建筑的代表作，在奥地利乃至欧洲均有较大影响力。而斯卡莫齐设计的奥地利萨尔茨堡旧主教宫主入口与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1570年首版《建筑四书》封面插图可能存在一定的传承（图10）。如果清华学校校门是由斐士或柏设计，则有可能参考了萨尔茨堡旧主教宫主入口的设计，如此清华学校校门则与西方建筑史上著名的建筑师帕拉第奥和斯卡莫齐的作品一脉相承。

图10 帕拉第奥《建筑四书》首版封面插图与奥地利萨尔茨堡旧主教宫主入口对比

3 清华大学二校门形式的影响

清华学校大门凭借其融合西方古典韵味与本土建造特色的独特形制，在近代中国大门类建筑中树立了鲜明典范，其“一主两次”的券柱式布局、巴洛克式高差处理及简洁庄重的整体风格，不仅成为清华校园文化的视觉象征，更通过知识界的传播与建筑从业者的借鉴，逐渐辐射影响全国多地的地标性大门设计，催生了一系列风格相近的建筑实践，以下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

3.1 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校门

1920年12月12日，交通总长叶恭绰提请国务会议审议拟合并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C组建下设京、唐、沪三校的交通大学的提案，该提案于12月14日获国务会议通过。1921年1月12日，交通大学筹备处在京设立；7月1日，学校正式成立；9月10日，京、唐、沪三校同步举办开学典礼。另，1920年，庄俊经清华学校校长同意，兼任交通大学京、唐、沪工程专员；交通大学成立后，他续任工程师负责设计唐山学校宿舍及北京学校职员办公室。交通大学唐山学校（简称交大唐校）新校门也由庄俊设计并于1921年建成。1924年毕业于交大唐校土木科的卢宾侯曾提及：“直至交大成立，始重建校门。高大格式，仿照清华，刻有‘交通大学唐山学校’金字横额。”（图11）

图11 交大唐校校门正面和背面

庄俊（1888—1990），字达卿，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0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后转入清华学校，同年即受派遣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191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即回国任清华大学驻校建筑师直至1923年，主要配合茂飞完成清华学校规划、部分设计和监造工作。期间还曾担任部分英语教学工作，并设计天津裕大纱厂、扶轮中学等（图12）。

图12 庄俊在清华学校时所摄肖像

庄俊在为母校交大唐校设计新校门之时模仿另一母校清华学校大门，应该是出于其个人与两所学校的关联。但在具体的设计上，庄俊并没有完全照搬清华学校大门，而是在适当扩大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些细节：如主入口拱门加宽方便行车，两侧柱式顶部檐壁更高且体量更大，其上压顶石（砖砌模仿）体量缩小且顶部弧线更明显，顶部中央阶梯形旗杆基座体量变大；两侧拱门稍高且拱顶墙加高，联结中间高耸和两侧低矮体量的圆弧形体体量变小且用线脚封边并延续形成涡旋线。除主体采用红砖砌筑外，清水砖墙与白漆粉刷的部位与清华学校大门相同。该校门现已无存。

3.2 民国汕头市政府大门

1921年，汕头设市政厅；1928年7月，改组为汕头市政府。1929年12月出版的《汕头市市政府整顿改良建设计划书》中提到当时已经在进行市政府新建筑设计——“现拟变更计划，先筑各重要办公房舍，约计需款六万元，一俟设计完毕，即行切实筹建，以资办公。”其设计者可能是当时兼任汕头市工务局建筑课长的关以舟或技正麦锡渠。至1930年4月时已经确定由王太原工厂中标承建，而且当时还在与其沟通修改设计方案问题。5月，地址最终确定外马路，由市长许锡清、驻军领导戴戟奠基。

1930年8月，在汕头市工务科任技正兼建筑股长的刘仰曾所撰写的“工务报告”中提到“市府新署经营已及半载，不久即成，惟新署前面门楼，尚未兴筑。现正派员设计，一俟计划就绪，即可招投。庄严华丽之新署门楼，不久即可呈现于市民之眼中”。1930年10月16日，汕头市政府曾收到省建设厅第1462号训令：“收用宝牲堂民业，建筑市府头门成案。”可推测当时设计方案已经确定，开始征收建筑用地。1930年12月，市政府办公大楼建成，并于12月24日迁入办公；1931年元旦举行落成典礼，“头门口搭一彩牌楼，新府前国旗高飘”。可见当时大门已经建成。据此推测大门的设计时间大致在1930年8—10月，建设时间在同年10—12月。1996年市政府办公楼拆除重建，大门同时被拆毁。（图13）

图13 汕头市政府大门正面与背面，1989年

蔡海松曾提及汕头市政府大门与清华大学二校门如出一辙D。但是通过将其与清华学校大门和交大唐校大门进行对比，可见其参照对象应该是交大唐校大门。汕头市政府大门在设计时为何会参照交大唐校校门？这个问题可从刘仰曾和时任汕头市工务局局长邹元昌E身上找到答案。刘仰曾和邹元昌都是交大唐校1927届土木系毕业生。作为汕头市政府大门建设负责人，他们很有可能授意下属在具体设计时参照交大唐校大门，并提供了参考照片等资料。F从实际建成效果来看，两者的确高度相似。只不过汕头市政府大门没有在清水红砖墙部分模仿石头砌筑的凹凸效果；正立面左右两侧柱式砖砌柱顶盘上方压顶石的几何装饰体量稍大；顶部中央未设置旗杆；因两侧拱门稍矮使得联结中间高耸和两侧低矮体量的圆弧形体略高且稍短；背立面未用方壁柱而采用与正立面相同的双塔司干式附墙圆柱。

3.3 北平市立第四中学校大门

1929年北平市立第四中学（今北京四中）重新建造的新大门也模仿了清华学校大门的形式（图14）。后该校门被毁，现存校门为1996年异地重建。从老照片可以看出，该校门与清华学校大门最明显的区别是其正面和背面均未采用柱式。此外，虽然在比例、尺度和细节上着力模仿清华学校大门，但是从建成效果来看该门仍存在很多不足，如处理高差的圆弧与中间体量连接不顺畅且两侧涡旋没有位于砖柱中央，两侧砖柱没有采用仿石头砌筑方式，中央拱门两侧砖柱顶部楣梁、中楣和檐口比例失调，压顶石与中部旗杆底座齐平缺少变化。从整体来看，北京四中校门可能没有经过专门人员设计监造，而是由对西方建筑不熟悉的中国工匠模仿清华学校校门建造而成。

图14 北京四中校门

4 结语

清华学校大门于1909年11月至1910年2月进行设计，1910年3月至1911年4月之间建造。由斐士承造，设计也很可能由斐士和柏完成。其形式有可能受到清末北京、天津已有洋式建筑的影响，尤其是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式建筑大门和天津奥租界领事馆等建筑，也有可能直接参考欧洲同类建筑如奥地利萨尔茨堡旧主教宫主入口等。其形式基于古罗马的凯旋门建筑，并可能与西方建筑史上著名的建筑师帕拉第奥和斯卡莫齐的作品一脉相承。它无疑是在继承欧洲文艺复兴建筑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之作，融合了来自非专业西方建筑师的设计和中国工匠的建造。其建筑形式在近代就曾得到广泛认可并被多次模仿，从清华到交大唐校和北平公立第四中学，从交大唐校再到汕头市政府，出现在近代三座城市的四处地标建筑中。虽然目前这四处地标仅存清华和北京四中两处，且均为20世纪90年代重建，但是相关建筑已经融入各地的历史，相应的建筑形式已经成为各地重要的文化符号，被不断模仿与演绎：台湾清华大学在校园内以1∶2复建清华大学二校门，山东菏泽成武县在周自齐公园复建清华大学二校门；唐山市政府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捐建仿照交大唐校大门设计的新校门，西南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又在唐山交大园重建交大唐校校门；汕头存心学校大门模仿原汕头市政府大门。这些模仿和演绎还将继续下去，对其形制源流进行考证追溯是非常必要的。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复合老师和刘亦师老师、北方工业大学李海霞老师、浙江工业大学姚铁成提供照片与资料；感谢审稿人的修改建议和编辑老师们的细致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