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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首届上海女生吴靖回忆:1949年 百岁人生的转折点

2014-09-18 |

人物小传

吴靖(1911年—),生于天津吴家大院,现居于上海高邮路。祖父是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外公是“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严筱舫。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首届女生,后因嫁给清华的校友赵燕生而成为“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嫂子。

吴靖居所的桌上放着她不同时期的照片。蒋迪雯摄

  我已经103岁啦,耳朵听不见了,视力还好,所以只能笔谈,中文、英文都行。人家问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我说,就是把不愉快的事忘记。所以你问我很多事情和细节,我都记不清了。记得什么说什么吧。

  1949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就在那一年,我开始了全新的教书生活。我记得的愉快的事之一,就是后来在南洋模范中学用英文教学,孩子们都很喜欢。我还记得,1949年的时候,我和我丈夫赵燕生已经在上海生活了9年。1940年,我丈夫到上海工作,我也随他一起来,在我侄女的帮助下,在现在这个房子住下了,那时候与我的表姐住楼上楼下。我一住就是74年。

  我开始工作了

  1949年的上海,与我小时候的印象相比,变化还是蛮大的:建筑、街景,完全两样了……因为我小时候3岁到13岁就是在上海过的。自从我的外公严筱舫去世后,外婆身边没有小孩子,很寂寞,我爸妈就想着送一个孩子来上海陪伴外婆。因我的年龄合适,就选了我。那时候住在虹口的塘沽路(那时叫文监师路)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面,就属严家的房子最大。到了上海的第二年,我的大表哥生了个女儿,从此我便有了小我3岁的玩伴,我和她关系一直很好。我1940年来上海,房子也是她帮忙安排的。

  我和丈夫1940年来上海,也是有原因的。当初西安事变爆发,日本人不知想捣什么鬼,到处找赵四。找不着赵四就找她的六哥、也就是我的丈夫赵燕生,他那时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所以后来我们为了安全,就来了上海。

  1949年解放,对我们家的生活改变还是挺大的。我以前从没有想过我会教书。解放前,我没有工作过,平时就打打麻将、会会朋友。我最喜欢看英文小说,有位女作家出的每一本书我都看,看了差不多40本。你问我为什么英文这么好,因为我读中学的那个学校是美国人办的,那个学校英文很好。这也为我解放后在学校教英语打下基础,我后来在南洋模范中学用全英文教学,很受欢迎。

  我丈夫赵燕生在1949年时还是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总干事,也同时做银行的工作。当时,我们周围的朋友都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因为他经常为上海的清华同学们奔忙,还邀请他们来家里开派对、吃夜宵。解放前夕,上海滩很多豪绅世族都想着离开上海,寻其他地方落户安家。同学会中的许多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人想去台湾、美国,有人则想去延安。

  说说我和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吧。我以前和赵四都在天津的中西女中读书,比较要好,所以和赵燕生也很熟,经常一起玩,去香山、西山。读高一的那年,我看到报纸消息说是清华大学开始招女生,又因为赵燕生考上了清华,我看他平时就唱唱歌、跳跳舞,他都能考上清华,那清华一定很容易,所以我去天津教育局开了一个证明,和我姐姐,还有两个朋友,我们一起去试试。结果就我考上了,上了西洋文学专业。在清华,我和赵燕生相处出了感情,后来走到了一起。

  不过,这之间,我还经历了一次逃婚。我母亲比较老式的,给我安排相亲。人家给介绍了上海一户人家,我去了,结果看见那家的母亲在抽大烟,就觉得这家不行,但母亲不肯。这种包办婚姻的形式太封建,我还是要自由,所以我就离家出走,自我解放,自由婚姻。

  有人问,我逃婚是不是受赵四的影响。那倒不是。

  1949年,我也一直和赵四通信的,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写了些互相思念的话,“想你”之类。在这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被关在宁波时,我去看过她。但后来就半个世纪都没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才在美国加州重逢了。重逢时聊了很多。她说我应该写点回忆录什么的,我说我不会写。

解放后,我丈夫空了下来。后来,我们俩因为都是清华毕业的,便被分到了中学当老师。在正式上岗之前,我们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培训。培训合格后,我便被分配到淮海路上的一所初中。我的丈夫被分配到中国中学教英文。到这个时候,我们夫妻俩的工作都稳定下来了,蛮忙的,常参加义务劳动。我们挺开心。

从没想过离开大陆

  抗战胜利后,种种传闻使上海的许多有钱人纷纷出走。但我家没什么太大变化,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大陆。我反正跟着赵燕生一起。也有很多人来劝我们一起走。当时孙中山儿子孙科就曾动员过我们去台湾,但我们没去。

  家族内,19481120日,原本住我们家楼下的五姐一家去了台湾。五姐是我的表姐,她的丈夫徐振东那时是新华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还在上海的几个人就坐在一起召开了一次紧急家族会议。大家争论的焦点是留在上海还是远走异地。

  后来有的先去了香港,并置下房产,一次次来信催振东他们到香港;而振东却收到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的来信,建议他回上海,因为振东是银行3位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才知道王志莘是进步人士,要振东回沪是共同努力避免国家资产流失,稳定金融市场,迎接上海和全国解放。

  总之当时振东一家商量后决定回上海。一则考虑到搬去香港的大哥自家孩子多,在人地生疏的香港生活也不易,不想给大哥一家加重负担;二则是觉得台湾总是异乡客地,不是久留的地方,那时台湾也很落后,振东一家回来说,台湾的马路上都能看见牛车,而振东的老母亲也想叶落归根;三则振东觉得自己一向清清白白做人,本本分分经商,也只是一名领薪水的高级员工,而五姐更是一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百姓。

  于是他们一家在194938日,又全家回来了,据说是搭乘一艘货船返回上海的,船上只有他们一家人。那时,距离上海解放还有两个月。

  我的八妹吴佩珠回来的时间更巧。她是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1949年的526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因为当时我八妹的丈夫是中纺公司管理局的科级干部。小两口写信交流时,妹夫告诉佩珠,他在上海工作稳定,单位还给分了房子。我妹妹当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宣布将迁往曼谷,一起去的可以带着家属一起走,不愿去的可以直接辞职。我妹妹带着5岁的儿子,决定乘机回上海与亲人团聚。

  当时因找不到民用客机,她和儿子是坐着运输机回来的,飞机上连椅子都没有。那时候大家都在往台湾、香港、美国这些地方跑,所以飞机上只有她和儿子两个人。

  借房子给宋庆龄办托儿所

  佩珠回到上海的那一天,我和丈夫去机场接他们母子俩。她觉得上海不像外面传言的那么乱,一切都很有序,井井有条,一点都不混乱。

  因为回来的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所以佩珠对那天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她们家宿舍门口有解放军部队驻扎。解放军士兵穿得很整洁,干干净净的,很友善。有次,解放军士兵还去她家借脸盆、刀子等一些生活工具,后来都很守信地把东西还回来了。

  我对上海解放前印象最深的也是解放军士兵。军队刚开进城来,很多士兵都没有地方住。傍晚,南京路上躺满了解放军。我们所住的弄堂里,有很多人家跑出来邀请解放军到家里住。这些士兵都很和气,礼貌地道谢,很有军纪。我的小儿子允皋才14岁,还是念初中的半大小子。他所在的初中,学校一直照常上课,并没有被打断。他和一些同学放学后骑自行车跑到街上去看,说看见一排排解放军士兵扛着三八枪,往吴淞那边走。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突袭,上海即将解放前有一天全城实施了交通戒严。马路上有一些用沙袋堆成的小碉堡,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在家中可以听得见枪炮声。五姐夫振东那天也没法去上班,在家里走来走去的。

  没想到,仅仅第二天,交通戒严就取消了,生活又恢复了秩序。

  八妹吴佩珠自从回到上海后便住在澳门路中纺公司的高级职员宿舍。但因为刚来,认识的朋友不多,就常常来我家。后来在我家,她结识了妇联的人,常常一起去妇联开会。当时街道组织家庭访问,计划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工作。他们了解到我八妹是大学毕业,有文化知识,便找到我八妹,参加妇联活动。

  当时,宋庆龄女士想要办托儿所,但原有的场所并不大,想扩大。我八妹有一次去参加妇联活动,竟然发现托儿所旁边的伊犁路1号和3号两所房子都是我们家的祖产。因为房子空置,八妹就将房子租给了托儿所。当时签订了7年的合同,后来合同到期正好公私合营。

  1949年时,业余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我和侄女组建过话剧团,我还记得曾经演过一个叫《甜姐儿》的中文话剧。我八妹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她1949年来了上海以后,去参加了一个俄国人搞的合唱团。当时合唱团的老师是位苏联人,她就跟着老师学唱苏联歌。合唱团有二三十人,都是中国人。这个经历引发了她对俄文的兴趣,我八妹后来还去夜校念了2年的俄文。

  总的说来,我的1949,既有分离,也有团聚;既有生活的波折,亦有崭新教书生活的开始。

转自《解放日报》20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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