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赵振堂，1961年5月出生，现任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1978年10月至1990年11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加速器物理及应用专业并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欧洲核子中心访问学者，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大科学装置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国之利器”。在中国科技发展向原始创新迈进的关键阶段，打造这一“利器”需要哪些突破创新，又应如何使其发挥出最大价值？

在伏卧于张江科学城腹地、银白色“鹦鹉螺”状的上海光源旁，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赵振堂告诉中新社记者，作为支撑进行原始创新的“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营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是布局未来的战略考量和创新载体。”

“1990年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大科学装置，当时面向高能物理与同步辐射研究的‘一机两用’已经在性能设计上有了前瞻考虑，”谈及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历程，赵振堂说，如今，国际上同步辐射光源的发展已经历三代变迁，正在向第四代挺进，而10年前建成的上海光源是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装置之一。

在赵振堂看来，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升级正是中国科研不断进步的内在需求体现。“从上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科技前沿突破让中国科学家认识到了先进的大科学装置的重要性，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需求使‘中国的同步辐射光源下一步该怎样发展’成为了科技界的思考。”

“鹦鹉螺”为何落子上海？赵振堂解释，一是上海的战略眼光使然，在中国开启了地方政府支持服务全国乃至世界科学家用户的模式，并与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和合肥光源合理布局，大装置应用的辐射范围更广；此外，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未来对科技发展的需求“潜力巨大”。

然而，建设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光源大科学装置，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

“由于中国建设同步辐射光源缺少前期投入和技术积累，上海光源相较前两代，希望实现一个跨越发展，因此用近10年时间从零起步，组建团队，开展设计研究和技术攻关，掌握和创新技术”，赵振堂说，首要问题即是针对科学和工程目标，根据国内的加工制造能力设计系统、完整的先进方案，及时将全球光源最新发展的思想和技术综合吸纳，自主突破关键技术、掌握制造工艺。

这意味着，上海光源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

此外，为使实验能力覆盖面和成本投入性价比达到最优，并更多地覆盖高能光子能区，上海光源的电子能量选为中能区最高，在高能量光子区域具备了比其它中能光源更好的高亮度和高通量特性。

“有些在高能或低能光源上才能实现的技术，以及在这10年间国际上不断发展更新的技术，都必须通过不断的预研和攻关系统地融合到上海光源中，同时还要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为大装置未来升级改造预留空间。”赵振堂说。

他坦陈，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上海光源得到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各相关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最初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合肥光源，人才的聚集使上海光源得以高水平建设。”

2009年，上海光源正式开放。10年来成为中国成果和用户最多的大科学装置，服务了超过3000个研究组的3万多名科研用户，支持用户在基础、应用和产业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成果，13项次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

赵振堂指出，面向助力国家科技与产业原始创新，“上海光源在与国际并跑阶段，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打造优势特点、不断保持综合性能处于前列水平，将面临更大的创新挑战。”

更重要的是，作为创新生态中重要的组成，大科学装置的不断“进化”同样需要生态的支持。

“首先，大科学装置需要完整的人才结构，包括发明新原理和新技术、设计研制新装置、稳定运行服务用户、进行科研和产业需求驱动装置升级，以及能够进行密切团队合作的细分领域专业人才等，”赵振堂说，当前，张江科学城的大装置集群正在建设之中，如何使其在吸引和聚集人才上具有竞争力，仍是需要破解的难题。

此外，“上海的创新聚集度高、基础好，我们希望这一创新生态能通过建立成果导向的开放运行机制，以来自科研与产业前沿的创新需求驱动上海光源在技术、能力和方向上的持续更新升级，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对更多企业、产业的创新进步产生辐射作用。”赵振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