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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胜近影

陈冀胜家中的书房，木质书柜占据了一整面墙。透过书柜的玻璃门，很容易发现书名的一些“关键词”：毒素、生物……其中，《中国有毒植物》《英汉生命科学词典》等书的书脊上，印有“陈冀胜主编”的字样。

90岁的陈冀胜，是新中国第一批防化学兵，也是我国著名军事化学家。穷其一生，陈冀胜的志向，“就是让我们国家的防化盾牌更加坚固”。

1932年，陈冀胜出生于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到重庆求学。1948年，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至复旦大学。“当时在国统区就业很困难”，虽然对新闻专业更感兴趣，但陈冀胜还是听从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化学系。“其实当时我对化学不太了解。”陈冀胜笑着说。

求学期间，陈冀胜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陈冀胜的哥哥曾在西南联大就读，“我哥哥是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受哥哥的影响，陈冀胜在学校里参加各种读书会、时事研讨会，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2月，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陈冀胜动员8名化学系的同学一起参军入伍。“起初我以为要到前线去，后来接兵干部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去新成立的化学兵学校，我们二话不说都去了。”谈起这段经历，陈冀胜的言语间掩饰不住自豪之情。

陈冀胜被安排前往清华大学完成中断的学业。1952年夏天，陈冀胜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回到化学兵学校担任教员。返校不久，他就接到参与筹建学校化学研究室的任务。这个研究室，就是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的前身。

“这是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一口就应了下来。”陈冀胜记得研究室主任是黄新民，一位化学专家。“他带着我们去当时科研体系比较完善的东北考察了几个月。我们的介绍信上‘职位’一栏写着‘研究员’。接待单位很惊讶，怎么来了这么多研究员？结果一看，都是小伙子！”说到这里，陈冀胜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黄新民的带领下，这群小伙子一点点搭建起化学研究室的四梁八柱，中国防化科研事业蹒跚起步。

当时学校接到命令，要抽调400名学员前往抗美援朝战场进行化学侦检工作，但学员们没有配装任何化学装备。陈冀胜和其他教员决定拆解3个在前线缴获的敌人的侦检包进行仿制。

陈冀胜回忆，侦检包里装的是透明玻璃管，说明书上只简单说明玻璃管压碎后遇到毒剂会产生变色反应，并未标明里面的成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一边查资料，一边做实验，摸着石头过河，连做梦都在琢磨。”两个月后，陈冀胜和其他教员终于破解了侦检包的“秘密”，在学员启程前将400套侦检包交到他们手中。

“后来，我们‘乘胜追击’，开始着手研制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某些方面比当时敌人的侦检包有所改进，比如能检测出一些新型毒剂。”1年后，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石鹰1号侦检器”被送往抗美援朝战场前线。

翻开陈冀胜主编的《中国有毒植物》一书，里面收集了我国101科、943种有毒植物。此书1989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有毒植物的权威专著。

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植物毒素种类的多样性，陈冀胜发现我国没有相关专业的权威书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毒植物调查。

刚接手这项研究工作时，陈冀胜信心十足。原本他和同事都乐观地认为书会在“两三年之内完成”，孰料为了编写这本书，陈冀胜花了整整10年时间。

“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生物体内的毒素种类非常复杂。”对植物学并不熟悉的陈冀胜，带着调查团队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寻找各种可能有毒的植物，一边采集样本请植物学专家审核，一边进行实验，被同事们戏称为“神农”。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会走得更远。“搞科研要拓宽视野，了解全貌，要符合国家最迫切的需求。”秉持着严谨的科研态度，陈冀胜与“毒”打了一辈子交道，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退休后他也没有中断科研工作，78岁时提出研究所要开展合成生物学的研究。

“我们的关注点不能只放在自身研究课题上，应该放眼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和最前沿。”如今，耄耋之年的陈冀胜每天还花费大量时间翻看各种书籍，查阅最新论文，了解前沿动态，每当有新的发现都会记录下来，与学生分享交流。“研究队伍不求体量大，但要有足够的力量传承下去，因为军事科学的发展是源源不断、没有终点的，事业后继有人是我最大的期望。”说这话时，他语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