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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耳畔时常交织着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的价值不该由他的出身决定。还有一种认为人理应处在与他匹配的位置上，高攀或低就都不可取。

然而，这样的观念冲突到了具体的世俗情境中，却总是能够和谐统一：人们普遍会为那个“大材小用”的人感到遗憾，就连他自己，也将在一片遗憾声中惴惴不安：金子是否真的能够发光？

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毕业后步入上海的基层岗位，就是这样一个“世俗情境”。从2015年到2021年，上海一共为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招录了1143名选调生。其中，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占相当比例。

他们被首先安排到村、居锻炼一两年。少数直至定岗，仍留在街镇，成为基层岗位上的螺丝钉。一位组织部门的领导说，这是上海选调生招录中重要的制度设计，是为了让年轻人把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系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

总之，一大批天之骄子就这样被投入到基层中去，承受琐碎、质疑、惋惜，并在琐碎、质疑、惋惜里获得校门之外的学问。

我们聚焦他们在基层的日子，不仅仅是为了洞察从中国最顶尖学府走出来的年轻人，怎样应对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更是为了观照上海这群年轻的未来干部，将怎样理解和对待他们的岗位与人生。

蚂蚁的力量

蚂蚁非常微小，普天之下，它所能撼动的东西极其有限。

最初在陈新魁的眼里，选择了进入浦东新区康桥镇，就是选择做一只“蚂蚁”。

陈新魁组织浦东康桥关爱外地务工人员活动（右一）。受访者提供

2017年，陈新魁从清华大学毕业。“当年上海有100多个岗位可供选调生报考，其中八成在市级机关，两成在区级机关。如果我没记错，基层岗位只有两个，康桥镇和枫泾镇。”

陈新魁选了去镇里，成为当时北、清二校报考上海选调生历史上，唯一留在基层岗位的人。

等到2020年林垟钵入职浦东新区高东镇担任规划口一名基层干部时，可供选调生选择的基层岗位已经明显变多了。

但人的观念一时很难扭转。在选调生的考场之外，“北清人”的择业观念从家长们口中无意间传递出来。“‘孩子怎么能去基层，最差也得进区级机关。’很多家长这么说。北、清、复、交的学生，他们的身份优越感摆在那儿。”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军华表示。

“我们这一届里，但凡入选市级、区级机关的选调生，基本都入职了。而入选街镇岗位的，多数都放弃了。”林垟钵说。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目前在沪的选调生里，主动选择基层岗位的占比不足10%。

事实上，没有一个“北清人”在走出校门以前真正了解“蚂蚁”的分量。林垟钵说，“身边的同学大都觉得，基层工作等同于鸡毛蒜皮，更担心选择基层岗位后干不了什么事情，万一日子过得很闲怎么办。”

还有一种忧虑更实际：“本来街镇一级的职数就少，职级晋升又有隐形年龄门槛，一旦扎在基层，就怕一辈子都升不上去。”

要知道，选调生常常是万里挑一。“特别是上海的岗位，动辄有数万人报名，面试过后却只留下个位数，还要参加差额实习考核，过五关斩六将进来了，谁甘心一辈子做一个小兵？”一位选调生如是说。

基层之于“北清人”是陌生的，反之亦然。林垟钵刚到镇里时，收获最多的他人评价是“浪费了”。

“他们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吧，但无意中造成了我的负面情绪。”林垟钵也曾当面反驳：“我不觉得浪费，到基层也是一种学习。”但话说出来，又恐显得“很假、做作”。“其实我只想让大家忘掉‘清华学生’这个标签。”

不少上级单位也觉得，“北清人”理应在更高层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采访中就有一些选调生表示，曾在基层轮岗不足两三个月，便被抽调回机关。“北清人”下基层便是“屈就”，仿佛已成为一种社会性心态。

然而，上海基层不能没有名校生。基层是上海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诸多工作的创新策源地，更是诸多政策落地实践的先导，急需智力赋能。为此，组织部门近年专门出台了相关办法，明确上海选调生在定岗前均须先进入村、居挂职锻炼，且务必确保挂职的时间与成效，在实践中融解观念隔阂，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

究竟基层是什么？每个“北清人”都需要投入市井中，自己去补上这一课。

微观的真实

北大毕业生沈仲凯的2021年，是在普陀区一个老旧小区度过的，确切地说是一个工人新村，这是他作为选调生第一年的锻炼场。

小区是半开放式的，一条无名路横穿其间，路边有早餐铺、理发店、宠物店，甚至还有殡葬一条龙。“就和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一样，从生到死全都得管。”

去年夏天，沈仲凯上门为独居老人申办旧住房适老化改造。受访者提供

有两个邻居闹矛盾，在居委干部上门前，他们已经打过一架了。沈仲凯听了一上午，原来是因为合租产生的水费计算问题。“其实就差几块钱，我恨不得自己把钱垫了。”

小区要进行住房改造，这本是好事，却出现了不愿参与的“钉子户”。沈仲凯跟着居民区书记上门做工作，每次都要排兵布阵一番。

“等下你先说什么，我怎么帮腔，怎么攻他软肋，事先商量好……”即便如此，快嘴磨不过硬骨头，直到沈仲凯结束挂职，仍有人“钉”着。

“算是知道了基层工作的难处。”沈仲凯说，“他们手上一没钱，二没政策，还得想出办法摆平老百姓的事，甚至让老百姓认你这张脸，卖你这个面子。‘群众基础’，真不是句空话。”

刚进入奉贤区五四村挂职的头两个月，北大毕业的选调生卞海洋被表格淹没了。“综治得交一个表，卫生也有一个表，再说农业、规划，都得弄啊……”

填表格的间隙，村民闯进来了。“老百姓才不管你官大官小，看见办公室门就进。开村民大会，也不是你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听，都是直接站起来质问，为什么你要修这条路，为什么不给我们换路灯……只能直面矛盾，回避不掉的。”

卞海洋还见过村里的上访户。“一个老太太气冲冲来了，我们村干部一把上前搂住，搂着说了半个多小时，她情绪才缓和下来。”

陈新魁还见过更大的场面：“人家是拖着席子来的，二话不说，直接躺在你办公室睡了……”

这就是基层，是城市神经系统的最末梢，是真实的微观社会，甚至有它自成一体的逻辑和哲学。

卞海洋在五四村参与社区防疫（右一）。受访者提供

卞海洋在北大学了5年公共卫生，第一次到基层防疫，几乎要在“百思不得其解”中窒息了。

“我去配消毒液，一个大姐把加湿器搬过来，来，把这个也灌上……去现场消毒，按规范流程消完毒还不行，必须大量喷洒，只是为了让人闻见味儿……”卞海洋一度怀疑自己受到的科学教育就要在基层崩塌，一遍一遍上前制止、纠正这些不科学的做法。

但最近他释怀了，“科学之外，还有人情和习惯，得尊重。”

标签和机会

如果一个干部既年轻，学历又好，还能拼能闯，在委办局里一定吃得开，到了基层，却未必如此。

卞海洋正摩拳擦掌要为村里做点儿什么，却一只脚卡在语言关上。“说实话，上门走访难度很大，我一个四川人，根本听不懂村民在说什么……雇个翻译？村干部出门总带翻译，说不过去啊。”

陈新魁选择定岗基层后，就把学语言提上了日程。“在基层，你没这个（本地方言），老百姓立马就不想搭理你了。”

陈新魁有意识地抛下自己的“母语”福建话，还订阅了不少有关浦东方言的公众号。“跌跌撞撞也这么过来了，就拿它当个‘二外’来学。”

上海的选调生里，以外地生源居多。然而语言带来的阻隔只是暂时的，身份特性引发的距离感、疏离感，才更需要调试。

林垟钵是清华学生的消息在挂职的村里不胫而走。“居民面上不说，背地里却知道你在这里干不长久。还有人直接问，大学生，你什么时候调上去？”

卞海洋每次做自我介绍时，对“北大”二字唯恐避之不及，身边知情人却总是献宝一样把他推出去。“这时就能明显感觉到，你们站在一起，距离却拉得老远。村民就算愿意跟你反映情况，末了也要加一句，咱们今天就算认识了，以后你去市里了我还找你办事……”

这或许是名校生在基层的特有待遇：总有人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怎么培养教育的孩子；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要不要帮忙介绍一个；还有人劝你千万别在基层干，这里没前途的……

可当你做错事，这种“特殊待遇”就会露出它的背面来，变成“特别要求”：这也弄不明白，还是北大的呢！清华学生也不过如此……总之，容错率极低。

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北清人”就离他真正融入基层不远了。

“自从他们习惯了我也有无用之处，大家越来越拿我当自己人了。”卞海洋说。最近有一次，因为把真花错认成了假花，他成了大家玩笑的对象。还有一次，他被派去补一块残破的工地围挡。“整整耗一个下午，办成了一件事，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基层干部。”

陈新魁也有他自己的应对之道：“姿态要越低越好，功劳要归给组织，错误要主动承认……你必须努力让自己成为基层的一分子，才能摆脱名校标签对你的束缚。”

但话又说回来，标签并非全然不好。在上海基层，背着一个“北清人”的身份，常常像是高人半截：“自从到了镇里，有什么活动、比赛，领导都会说，‘叫那个清华的去’，陆陆续续也有了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林垟钵说。

留下的理由

找工作是一场缘分，尤其对“北清人”来说。

林垟钵所学的机械专业，毕业后一大半人可以进华为，他也身处其列。卞海洋一连考了数个城市的选调生岗位，获得了一叠录用信。

他们最终与上海相互选择，更像是一群青年人和一座城市饱含信任的双向奔赴。一位选调生告诉记者，入职上海之前，他听到过一则有待考证的消息。某市某个机关的3个选调生名额，一个给了面试的第一名，一个给了市里一把手的关系户，还有一个岗位，“很多人在跑”。

“相比之下，听说上海的制度环境更公开透明。我们一没关系，二没靠山，只想求个公平。”他说。

近日，林垟钵一心扑在社区的核酸筛查上。受访者提供

年轻人，特别是带着名校光环的年轻人，想要的大都是一份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会带给人心安、激发人持久奋斗的动力，让人觉得，付出就会有回报，努力就会被看见。这是他们走上社会之前心里的信念。

上海让许多年轻人得以保存这样的信念。陈新魁说，在他工作的这5年里，连续获得了5个不同岗位的锻炼机会，让他对市、区、镇、村各个层级的工作均有涉猎，也让成长变得可感可知。“我现在已经可以负责镇里的团委工作了，这样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个人预期。”

陈新魁也不再为他的前途焦虑了，这同样是一度困扰其他选调生的重大问题。“在基层扎下根后我才发现，成就感不在于你做了多大的干部。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寄托在很多方面。你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小事，领导认可你，组织认可你，老百姓给你竖大拇指，这就是最现实的快乐，看得见摸得着。”陈新魁说，“今天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岗位，我还是会去基层。”

卞海洋的成长在五四村，在他第一次真正把理论置于实践中审视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学校里做的那些关乎人类健康的研究，如果脱离了基层组织，就永远也落不了地。是基层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框架。总书记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果真如此。”

明年，卞海洋将回到上海市卫健委的具体岗位上任职。“也许我会接触健康政策制定等相关工作。但我一定不会坐在办公室里空想，我会到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走走看看。‘基层’的力量、‘基层’的痛点，都会是我作为政策草拟者需要去关注的重要变量。”

至于林垟钵和沈仲凯，他们分别收获了一批来自基层的朋友和同为选调生的女朋友，拥有了留在上海更充分的理由。

调至区级机关后，最近，沈仲凯又回了一次挂职过的小区。社区里的阿姨妈妈们并没有忘了他，远远叫着“小沈，你回来啦……”沈仲凯说，他深深留恋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