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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素描：高海燕，实验核物理学家。上海人，8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学，94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之后，97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现在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本篇访谈由海燕本人口述整理而成。

　　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当时北大和科大考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有些老师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我大一就过了英语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当时我觉得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节选自：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