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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办学启示—潘际銮

2012-11-15 |

西南联大的办学启示

潘际銮

(2005年12月19日)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起来,在昆明组建的大学。从1937年开始办学,到1946年日本投降结束,办学8年。联大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但在抗战期间,北大校长蒋梦麟任民国党中央常委,南开校长张伯苓任民国参政会议员并担任副议长一职,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重庆,联大的实际领导者为梅贻琦。这三位校长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我认为,他们的办学理念到现在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西南联大办学8年,培育了5000多名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如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刘东生、朱光亚、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邹承鲁、彭珮云、王汉斌、汪曾祺等。造就了100多位中外科学院院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新中国各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坚,正如纪念联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当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在祝词中说:(西南联大)“人才济济,名流如云”。像联大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高等院校,在我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学文化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南联大堪称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西南联大办学条件艰苦得惊人,校舍出奇简陋。联大初建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借用昆明一些学校的校舍。1939年,联大在昆明的西北郊区买了120亩荒坟地建校区,校舍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老师上课得提高嗓音,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学生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层双人床,宿舍里面双人床一排排地排满,挂个布帘隔开。遇上大雨,双层木床便成了一个个小鱼塘。实验室很简陋,航空系空洞室是老师带着学生建的;生物学老师带着学生在露天做实验。教授宿舍是茅草屋,没有隔音,里面讲话,外面听得清清楚楚。联大最好的房子是图书馆,这是联大唯一的一幢瓦顶房子,只有一层。不仅如此,联大桌椅设备也不齐全,学生又多,上课到教室去晚了就没地方坐,就要站着听课。所以,每次上课钟声响后,就会看到男男女女满院奔跑,他们不是躲避空袭,也不是躲避火灾,而是去抢座位,一旦抢不到座位,只能站着听课,记笔记。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里会有很多学生站着听课,记笔记。课余时间学生到处找地方学习。当时学校周边有很多茶馆,学生花一、二分钱进去,泡上一杯茶,坐下来看书,茶馆里大部分是学生,大家谁也不说话,十分安静。

西南联办学条件艰苦,却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聚集了一批大师。梅贻琦先生认为办大学师资最为重要,反复强调:“师资为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吾人应努力奔赴这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这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重要。”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得益于其拥有雄厚的人才力量。抗战前,三校中拥有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汇聚在西南联大,组成了30——40年代中国高等学府中最为庞大和令人仰慕的教授阵营。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 力、吴 宓、钱钟书、卞之琳、汤用彤、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向 达、钱 穆、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陶云逵、陈序经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杨武之、华罗庚、陈省身、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吴大猷、王竹溪、曾昭伦、苏国桢、冯景兰、施嘉炀、赵九章等。西南联大在延聘三校教授的基础上,不断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了国内大学中最杰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西南联大正是依靠这支阵容强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充分保障学术自由。按照《大学组织法》(193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实行)规定,西南联大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选举代表11人组成。其主要职权是学校的预算和决算的审议,学系的成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是当然成员,其主要职责是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代表等。“教授治校”体制的核心是校务会议,其成员全部由联大的教授组成,没有所谓的“行政人员”,而其决策内容大都是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可以说,教授治校体制的确立,使教授们在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争取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坚持文化创造与学术传播,创造了有效的形式和途径。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先生关注的焦点是学校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同时,梅贻琦先生作风民主,崇尚学校远离政治,提出学校可以民主,党团退出学校。西南联大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共产党、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都是地下活动。但是,联大有文艺社团,可以发表意见,表达你支持那个党派。西南联大建立民主墙,谁都可以在墙上写意见,贴大字报,什么都可以讲。

西南联大有宽松的学习环境,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西南联大在学生中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淘汰制。所谓学分制,是指学生可以自由选学分。如学生一学期可以选16学分,也可选32学分,但底线是16学分。学生听课自由,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考试严格,学校规定考试不及格的课程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学校管理也很严格,如高等数学上二学期,如果在一年级上学期高等数学(一)不及格,就不能学高等数学(二)以及有关的后续课程,物理亦如此。联大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在联大,越严格的老师越受尊敬。学生认为有水平的老师才会要求严格。有些教师的课大部分学生考不及格,越是这样,选他课的人越多。我在中学期间是理科尖子,进西南联大第一学期中期考试物理不及格,当时吓了一跳。我发现,原来老师不仅考讲过的内容,没有讲的也要考,后来,课余时间我就去茶馆看书,把所有物理书都拿来看,直到把所学的范围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考好,实际上这样就培养了学生很好的自学能力和独立钻研能力。所谓弹性学制,就是学生可以四年毕业,可以五年毕业,甚至可以八年毕业,只要修完学分。所谓淘汰制,学不好,就要被淘汰。没有那一个学生能在西南联大混到毕业,联大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和管理制度,学不下去的学生就只能自动离开学校,西南联大进校的学生几乎有1/3的人不能毕业。

西南联大的学生出生于忧患年代,他们不光读书,还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如1941年、1942年,当日本军队攻陷中国大片土地,攻陷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向昆明进攻,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为了扭转危局,当时实施中美联合作战方案,为了克服联合作战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在以梅贻琦等爱国老师们的号召下,很多男生投笔从戎,充当英语翻译人员,走上战场。但更多的学生参加了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参加战斗,击溃日军主力,扭转了抗日战局。在以后进行的全面反攻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有他们的功劳,有不少学生为国捐躯。梅贻琦先生不仅动员学生参军抗日,还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儿子梅祖彦当翻译,女儿梅祖彤参加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由于工作出色,梅彦祖获得了美国总统授予的“铜质自由勋章”。

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例如“一二·一”运动,这是一场学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好不容易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极不愿国家又陷入一场国共内战的悲惨境地。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和平民主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在重庆与中共代表等举行国共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勉强达成了“双十协定”。可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国民党就背信弃义,积极向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进攻,眼看着悲剧就要降临,出于爱国热忱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西南联大师生不顾蒋介石国民党的禁令,于11月25日晚,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讲演会。参加讲演会的学生、教员、教授上千人,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等教授发表了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在演讲会进行不久,国民党军队包围联大校园,用机关枪对空扫射,企图威胁群众、扰乱会场,在场的教授都没有被吓倒,坚持演讲,会场口号声压倒了枪声。第二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造谣说:联大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故意混淆视听。为抗议军警暴行,联大等18所大中学校学生于26日相继宣布罢课,要求追究对晚会开枪的责任,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接着,全市30多所大中学校一齐罢课,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组成许多宣传队、演出队,到街头讲演宣传。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代理省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各校28日复课,声称如不遵令,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各校在街头进行宣传的学生,遭到军警的毒打,还有人被抓进宪兵队。12月1日,一大批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甚至向人们开枪投弹。当天有4人被杀害,20多人被杀伤,4位烈士的鲜血震怒了全国人民,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情绪,不得不解除关麟徵、李宗黄的职务。“一二·一”运动是中国青年继“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后,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自由和人民民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对中国革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当前,我国高校出现了四个倾向:一是争取一流;二是追求综合化;三是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四是争取研究型大学。所有学校都在争一流,有的争国内一流,有的争国际一流;每所大学都要成为一流大学,这是不现实的,大家都争一流,最后都是不入流。追求综合化,有了理工科,就想着要办文科,有了文理工科,就想着要办医科、艺术,体育等等。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成为综合性大学?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没有提出要改成加州综合性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也没提出办成综合性大学。它们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可见没有必要大家都办成综性大学。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把办学规模当成一个指标,规模越大越好,有的学校只能容纳万人规模,却招收四五万人。规模扩大了,教学质量降下去了。因为招1万学生是这些教师,招四五万学生还是这些教师,能保证质量吗?有的学校扩大规模并不是为了办好学校,培养好学生,而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学生招得越多,钱就收得越多。一味争取成为研究型大学,也会影响大学的发展,有人认为一旦称为研究型大学,学校的规格就高了。其结果是没有老师再安心从事教学工作,都想着法子申请课题,发表论文。

办大学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特色、大师、质量。办学特色很重要,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西南联大有很强的学科,但是也有较弱的学科。学校有能力就多抓几个特色学科,没有能力就少抓几个。特色多就是高水平。学校要有条件让老师研究学问,提高老师的水平。有的学校因外语教师不足而急忙新增许多老师,有些新外语老师不敢与外国人对话,这样的教师不要说成为大师,离合格教师还有距离,连教学都不合格,何谈提高教学质量?

当前学术界的存在严重的不良倾向,就是急功近利、浮躁情绪。这种不良倾向与我们的导向有关系,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过分强调论文数量而不抓真正的研究成果,例如以论文数量作为高校和研究单位排行榜的主要指标。作为老师提职和研究生论文合格标准的依据。许多单位还按论文数量发放大额奖金,所以,教师博士们不是真正研究学问,而是为了提教授,得奖金,为了获得博士毕业证而写论文。有些人甚至弄虚作假,泡制论文,极大地污染了学术环境。这样下去不利于科学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学校的水平。我们要提倡扎扎实实搞科研,默默无闻做学问,这样才能出真正的,大的成果。梁思成在1931-1937年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著有《清式营造则例》、《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史》等;费孝通进行中国农村调查在昆明郊外写下“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重要著作;吴大猷在昆明永丰寺装成了一套大型色谱仪,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做研究工作,完成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专著;潘光旦在昆明郊区村舍里写出“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等重要著作。虽然西南联大的条件艰苦,但大师们潜心治学,做出了丰硕成果。

杨振宁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前不久,邹承鲁院士给我来信,提出当前高校应该发扬西南联大精神,并希望重建西南联大。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一所学校像西南联大那样,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所以我们要借鉴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发扬西南联大精神,办好我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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