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在附中时，我未上过张清常先生的课，对他的印象和认识，全部来自合唱团的活动和他作曲的三首铭刻在心中的校歌。

　　1944年，附中成立了合唱团，全校的“金嗓子”都参加了，连阎修文、倪连生老师也都“加盟”，演唱水平很高。回忆起当时情景，我耳边还会响起几位不知名的男同学浑厚优美的歌声，以及杜致礼同学宏亮的女高音。那时我们唱的曲目主要有《抗敌歌》、《念故乡》、《蓝色的多瑙河》、《我所爱的大中华》和《山在虚无飘渺间》等中外名曲。

　　合唱团办得这么出色，主要应归功于担任指挥的联大教授张清常先生。他深厚的音乐素养、细腻而高超的指挥艺术，把大家的感情都热烈而和谐地激发出来了。我还记得，当他指挥我们唱歌时，他那件褪了色的、磨损得半透明的大褂就随着起伏甩动。在物质生活极为贫困的情况下，他给了我们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啊！还记得有一次练唱前，张先生红光满面地走进音乐教室，对我们说：“我一路上走来，热得出汗了，这才发现已是春天啦，不禁想起一首名为《春天已经来临》的英国民歌。你们学学吧。”我们便跟着他学唱，不一会便学会了。至今我还能唱出这首小歌。此事虽小，但记忆犹新。

　　附中46届的校友冯锺璞(即著名女作家宗璞)，在一篇散文《谁是主人翁》中，介绍了《抗敌歌》和《旗正飘飘》的歌词后，接着写道：“这是我在西南联大附中上学时，附中合唱团常唱的两首歌，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两首歌。《抗敌歌》先由男低音发问‘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大家一起回答‘我们四万万同胞’，我们‘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后两句音调很高，大家用力地唱，用心地唱，像在发出一个大誓愿。《旗正飘飘》唱时真觉得枪在肩，刀在腰，要奔赴沙场，杀尽日寇，还我河山，‘好男儿报国在今朝’！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这两首歌其实就是一首歌，唱的是一种浩然之气，一种正气。每次唱时，合着响遏行云的歌声，常见一个个年轻的脸庞上沾满泪痕……”从这短短的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合唱团的活动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着同学们强烈的抗日热忱。

　　那时，附中一年度一次联欢晚会，我们的大合唱总是最受欢迎。不论是平时的练唱还是“辉煌”的演出，带给我们的愉快真是太多了!那些美好的时光，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1992年，我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欣喜地收到辗转寄来的《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读到了清常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两大段讲到附中合唱团。先生认为当时所唱的歌曲是“四部合唱，难度很大”，夸奖“附中的小朋友练习认真，能够把这些世界名曲唱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并谈到他指挥练唱“匆匆来去”，“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的姓名我都不知道”。读着这些文字，我似乎又回到附中那间不大的音乐教室……百感交集，便提笔给张先生写了一信。记得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是附中合唱团那些您不知道名字的‘可爱的小朋友’中的一个，今年61岁……”1993年春就接到先生寄往使馆的信。信虽不长，却十分亲切。先生在信中写道：“提起联大附中合唱团，距今差不多是五十年了。你说那时唱得好，这话有道理。因为天真纯洁的少年儿童心灵跟伟大的音乐家所作的艺术真善美作品是共鸣一致的。成年人要追求那种高尚的境界反而十分困难。即使做到，已经缺少了纯美甘甜而多了几分苦涩酸辛。即使达到艺术上的高峰，人工雕琢的痕迹就多了。”这见解何等深刻！

　　1995年底我回国后，当即写信询问先生的电话，想去看望他。先生体谅我住得远，回信说待他到城里小住时再会面。令我极为意外和难过的是，他的耳朵竟完全失聪了！而他却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告诉我，还讲了他出书的事。1997年先生给我的回信，依然充满了对晚辈的关心和对生活的热爱。因此当1998年初传来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我的心像猛挨了一刀，真不相信这是真事。

　　我为这几年听从了先生的建议未到语言文化大学去看望他而深感遗憾。这样，留在我心中的张先生的音容，便始终是50多年前那衣着简朴、容光焕发、正指挥着我们唱歌的永远年轻的一位联大教授了。

校歌不朽

　　张清常先生与西南联大及其附校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10月，西南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征集到罗庸调寄《满江红》的校歌歌词，但没有合适的曲谱。朱自清先生慧眼独具，请到了正在广西浙江大学任教的他从前的学生张清常谱曲。张先生不至1个月就谱成。1939年6月30日，以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的《西南联大校歌》正式诞生了。

　　次年8月，清常先生应聘到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直至联大结束。先生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又一度兼附中、附小的教员。1940年他为附中校歌谱曲(词作者是先生的胞姐张清徽)，1943年又为附小校歌作词、曲。为三首校歌谱曲以及兼任附中合唱团指挥在先生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也对此充满着深情。他回忆道：“我这一生，沧海一粟，平淡无奇。每逢想起我曾经作过西南联大、附中、附小的校歌，指挥演唱，唱出了三校的精神、理想和战斗过程，想起了与此有关的亲人，想起了那时的师友同学和附中、附小的小朋友，有眼泪也有欢乐，歌声曾把我们联系到一起，悠扬回荡，传向四方。”

　　先生是语言学家，又精通音乐，一直重视语言、文学、音乐三者关系的研究，卓有创见。三首校歌——特别是《西南联大校歌》谱写得这么成功绝非偶然。联大校歌激扬悲壮，是史诗，也是战歌，充分抒发了联大师生员工与中华民族同兴亡共命运的决心，集悲愤、坚毅、乐观和战斗精神于一体，它不仅是一首出类拔萃的校歌，更是一首庄严优美的抗日歌曲，既属于联大，也属于全体人民和那个伟大的时代！不论大小集会，同学们总要高歌联大和附中校歌。在合唱团里，在张先生精心指导下，我们终于将联大校歌唱得生动、感人。

　　然而，最精彩的场面要数1946年“五·四”西南联大结束典礼上，张先生亲自指挥合唱团演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了。这是张先生以校歌为主干扩展成的变奏，由冯友兰先生作的引、勉词和凯旋词。我们怀着兴奋和惜别的感情，唱出了联大从抗战走向胜利的历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这校歌至今仍被校友们咏唱着。连定居海外多年的校友回国欢聚时，也都能流畅地咏唱。

　　曾任联大训导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先生说过：校歌“极为动听，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底”。

　　是的，这首极为动听的校歌，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底，并将世代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