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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联大八年 ——郑天挺

2012-11-24 |
郑天挺:联大八年
 
2007-12-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郑天挺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学校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长(教务)樊际昌等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负责(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假圣经学院上课。这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学校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内不敢贸然来北平。后我托陈雪屏到天津与樊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准备南下。

  11月20日,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陈雪屏、邱椿、赵乃抟、周作仁(经济系)、王烈等人。船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得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仍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被敌机轰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南京业已沦陷,学校又准备南迁。

  1938年2月中,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我也决定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我们一行十几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车由长沙南下。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乃抟、魏建功等坐包车,我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坐公共汽车前往。经过半个月的奔波,经镇南关(今睦南关)、谅山、河内由滇越路于3月1日抵昆明。

  1938年3月,学校已改称西南联合大学。3月初,由于学校校舍不足,蒋校长曾先往蒙自视察校舍,回来后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有蒋校长、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瓒及我。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王明之,南开杨石先,北大是我。筹备完竣,我就留在史学系教课并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尽速安排校舍,迎接师生到来,以便尽快上课。校舍工程经紧张修复后,又与当地李县长商议保安问题,因附近并不安宁。李答应增派保安队40名驻三元宫,距学校甚近,治安可无问题。4月初,开始迎接学生,先后共5批。与此同时,文法学院诸教授亦陆续到来。

  我们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机关的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个月收入相等。因此初议未谐。

  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系洋行,此时早已歇业。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荪、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邱大年等十几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三立先生曾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和黑龙潭游玩。

  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途中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为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我在蒙自仍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我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我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中人。除菘岛外,尚有军山,亦是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当联大教学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之意,蒋表示谅解。

  1938年7月,学期结束,昆明校舍亦陆续建成,于是蒙自之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将校舍让于航空学校。史学系亦决定,暑假后我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等课程,并召开史学系毕业同学欢送会。是月底,学生考试完毕,师生乃陆续回到昆明。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师生又迁回昆明。这时西南联大已正式成立。

  1939年5月底联大决定由各校分别恢复研究所,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这时史语所亦设在昆明,所以与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傅也离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难以兼顾。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当时文科研究所力量很强,地点在云南大学附近,青云街靛花巷内,以后由于市区连遭日机轰炸,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往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是个宁静优美的僻乡。当时导师有汤用彤、陈寅恪、罗常培、姚从吾、向达、唐兰、郑天挺、傅斯年等,研究生有任继愈、汪笺、杨之玖、王永兴、王玉哲、阎文儒等20人。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每月发给助学金,并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哲学、史学、文学、语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研究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还对研究明史有兴趣。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希纂辑《明编年》和《明通典》,我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力组织,计划搁浅。

  西南联大初期学校教务长、总务长更换频繁。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离校,清华梅贻琦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绝不就,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悄然通过,聘书已送来。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我虽多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的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应职。

  1940年日军进兵越南,河内、海防相续失守,中日战争紧张,教育部决定暑假后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由杨振声负责筹建。1941年5月,梅贻琦约我和罗常培至叙永视察,因战事缓和,分校办学条件又极其困难,决定取消分校。

  从1938年起,我在联大即讲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当时年轻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明清时期,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清代的满州发祥于我国的东北,而此时东北早已沧陷,且建立伪满洲国。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我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等论文。以后我又写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论文,合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庆出版。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昆明街头的市民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像我这样远寓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正在这时,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北大校长蒋梦麟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书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此时,学校决定派我北上筹备复员,负责北平复校及学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设立平津区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我也参加。那时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我9月初达重庆,等候飞机,11月3日才到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且北大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伪所办北大占用。而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在为个人争抢房产,工作极难推进。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师生陆续北上。7月30日胡适也到北平就职校长。10月,北大正式开学。在傅斯年代校长及胡适校长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扩建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长。北大从此真正成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本文为郑天挺先生遗稿,由郑克扬等整理删节,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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