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学校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长（教务）樊际昌等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负责（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假圣经学院上课。这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学校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内不敢贸然来北平。后我托陈雪屏到天津与樊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准备南下。

　　11月20日，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陈雪屏、邱椿、赵乃抟、周作仁（经济系）、王烈等人。船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得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仍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被敌机轰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南京业已沦陷，学校又准备南迁。

　　1938年2月中，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我也决定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我们一行十几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车由长沙南下。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乃抟、魏建功等坐包车，我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坐公共汽车前往。经过半个月的奔波，经镇南关（今睦南关）、谅山、河内由滇越路于3月1日抵昆明。

　　1938年3月，学校已改称西南联合大学。3月初，由于学校校舍不足，蒋校长曾先往蒙自视察校舍，回来后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有蒋校长、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瓒及我。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王明之，南开杨石先，北大是我。筹备完竣，我就留在史学系教课并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尽速安排校舍，迎接师生到来，以便尽快上课。校舍工程经紧张修复后，又与当地李县长商议保安问题，因附近并不安宁。李答应增派保安队40名驻三元宫，距学校甚近，治安可无问题。4月初，开始迎接学生，先后共5批。与此同时，文法学院诸教授亦陆续到来。

　　我们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机关的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个月收入相等。因此初议未谐。

　　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系洋行，此时早已歇业。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荪、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邱大年等十几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三立先生曾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和黑龙潭游玩。

　　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途中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为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我在蒙自仍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我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我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中人。除菘岛外，尚有军山，亦是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当联大教学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之意，蒋表示谅解。

　　1938年7月，学期结束，昆明校舍亦陆续建成，于是蒙自之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将校舍让于航空学校。史学系亦决定，暑假后我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等课程，并召开史学系毕业同学欢送会。是月底，学生考试完毕，师生乃陆续回到昆明。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师生又迁回昆明。这时西南联大已正式成立。

　　1939年5月底联大决定由各校分别恢复研究所，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这时史语所亦设在昆明，所以与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傅也离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难以兼顾。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当时文科研究所力量很强，地点在云南大学附近，青云街靛花巷内，以后由于市区连遭日机轰炸，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往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是个宁静优美的僻乡。当时导师有汤用彤、陈寅恪、罗常培、姚从吾、向达、唐兰、郑天挺、傅斯年等，研究生有任继愈、汪笺、杨之玖、王永兴、王玉哲、阎文儒等20人。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每月发给助学金，并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哲学、史学、文学、语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研究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还对研究明史有兴趣。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希纂辑《明编年》和《明通典》，我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力组织，计划搁浅。

　　西南联大初期学校教务长、总务长更换频繁。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离校，清华梅贻琦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绝不就，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悄然通过，聘书已送来。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我虽多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的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应职。

　　1940年日军进兵越南，河内、海防相续失守，中日战争紧张，教育部决定暑假后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由杨振声负责筹建。1941年5月，梅贻琦约我和罗常培至叙永视察，因战事缓和，分校办学条件又极其困难，决定取消分校。

　　从1938年起，我在联大即讲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当时年轻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明清时期，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清代的满州发祥于我国的东北，而此时东北早已沧陷，且建立伪满洲国。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我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等论文。以后我又写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论文，合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庆出版。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昆明街头的市民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像我这样远寓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正在这时，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北大校长蒋梦麟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书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此时，学校决定派我北上筹备复员，负责北平复校及学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设立平津区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我也参加。那时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我9月初达重庆，等候飞机，11月3日才到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且北大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伪所办北大占用。而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在为个人争抢房产，工作极难推进。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师生陆续北上。7月30日胡适也到北平就职校长。10月，北大正式开学。在傅斯年代校长及胡适校长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扩建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长。北大从此真正成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本文为郑天挺先生遗稿，由郑克扬等整理删节，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