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再增订稿）
张友仁
（一）保送入西南联大
我生于1923年，1942年1月在浙江省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当时，由浙江省教育厅派官员到浙江黄岩灵石举行全省高中毕业生的会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免试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育部批准了我的志愿。由于战时东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断绝，我请黄岩籍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替我保留学籍一年，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43年秋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入学后，老同学告诉我，在中国学了航空工程，毕业以后，也不能自己制造飞机，只能在美国运来的飞机零部件上加工组装。而且要在这加工飞机零部件的工厂工作，首先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那时是不愿参加国民党的，所以就想转入经世济民的经济系。
於是我打报告向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石先教授要求转入经济系，杨教授是主张科学救国的，他批示：“不准”。
我又向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申请转入经济系，这时适逢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赵廼抟教授（他和陈岱孙教授、陈序经教授轮流担任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路过李继侗教授的办公室外，赵廼抟教授同李继侗教授说：张友仁想转入经济系，他是经济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请你帮助给转一下吧！於是我就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了！
(二) 陈岱孙教授
陈岱孙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任教长达70年之久。他自称：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我自从1943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做他的学生，到他1997年逝世，长达54年，受到他温暖深切的教导。他是我国公认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长和经济系教授、主任。清华大学派他到湖南长沙等办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确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认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反对通货膨胀，反对腐败，等等。
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他是经济系主任。我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原来是萧蘧教授担任的，不久萧蘧老师出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课非常认真清楚，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政学课程。他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打下西方经济学的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份。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共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回到北京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他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文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
“文革”中全国的干部都在学习《反杜林论》。可是对于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该书第二篇第十章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章，视同天书，全国无人读懂。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均告阙如。直到他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楚愿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全国干部学习的困难。
他治学严谨，对《反杜林论》一书中恰切的评价，而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本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的见解，反映了陈先生的胆识和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先生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从这本书的科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三) 周炳琳教授
周炳琳教授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业等世界著名大学。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7年8月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内，签发文件，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女士是长沙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北大之迁长沙和她有关。1938年1月又签发文件，将临大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11月13日联大常委会决议聘周炳琳为教务长，由杨石先暂代。12月5日周炳琳竭力推荐潘光旦为教务长，他本人则在经济学系任教授，开设“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法科研究所所长。1944年陈序经教授赴美，辞去了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联大聘请周炳琳为法商学院院长。他还是联大教授会的成员并且多次担任教授会主席。
在联大，周炳琳教授经常应邀在校内讲演。1942年4月讲《战后经济秩序》，11月12日讲《废除不平等条之时代意义》，1944年5月4日讲《五四运动》，5月26日讲《宪政中的经济政策》等等。那时，周炳琳是国民参政员兼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每次在重庆开参政会回到昆明，同学们都要请他作报告，讲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1944年10月2日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归来，在联大作《我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的报告，介绍参政会上民主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情况。在参政会上，他曾力主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反苏。当参政会通过一项由顽固派提出的恶毒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而迫使中共代表愤而退席时，周在会上指出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并于会后邀约部分参政员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表示慰问。他在参政会上还曾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区“政治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顽固派的参政员则大叫大骂，攻击他是“诋毁元首”。1946年国民参政会迁回南京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
周炳琳教授和联大许多进步教授一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后期，1946年春，周炳琳担任停战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五·五”宪法草案审议会专家，同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多次在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
联大常委会本由三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经常由周炳琳代理，张伯岑长期不在昆明，由陈序经代理。常委会主席则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9月梅贻琦主席赴重庆出席教育复员会议。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在周炳琳代理联大常委会主席期间，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周炳琳等受教授会委托，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已诏”，承认自己的罪状。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教授会还委托周炳琳同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一起，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控诉屠杀师生的党政军当局。在12月14日的教授会上，他的罢教7天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教授们的赞成，并且通过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衰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12月11日梅贻琦在重庆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会晤中，朱十分紧张地告诉梅，国民党政府准备解散西南联大。12日晚8时梅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赶回才盛巷与周炳琳等长谈，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家。后来，他又多次与周在一起长时间地研究工作。他们力图保存西南联大，希望同学早日复课，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极为重大。15日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由梅贻琦、周炳琳等讲话，劝告同学于17日复课，不复课则有联大被解散的严重后果。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19日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冯友兰、赵迺抟教授一起草拟劝导同学复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其中写道：教授会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对于非法禁止集会禁令，教授会已推举三位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仍望同学于20日照常上课。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在这以前，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已被蒋介石以“防范未周”为理由，令其“停职议处”，并于12月8日宣布由霍揆彰继任云南警备司令。12月24日“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被调离昆明。同日，梅贻琦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然后，1945年12月25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言自即日起“停灵复课”，并继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将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到底。这就便蒋介石的解散联大等“最后处置”的计划无法实现。到此，“一二· 一”运动告一段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在这以前，西南联大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委员，并请周炳琳为召集人。6月周到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重庆的联合招生工作，7月17日他惊悉闻一多教授被刺殒命，极为愤怒，当即致函梅贻琦：“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他又与复员途径重庆的联大教授们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致电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至祈从速办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将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受到广大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与拥护。
（四）赵迺抟教授
赵迺抟教授，号廉澄，1897年生于浙江杭州。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3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北京大学当时最高的学衔，也是最高级别的教授。后又被任为经济学系主任。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在经济学系任教。1938年春，临大迁往昆明，他担任旅行团团长，同部分中老年教授一起，经桂林，出镇南关（今睦南关）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
1938年3月临大改称西南联大，赵迺抟仍但任经济学系教授。他讲授必修课“经济思想史”和两门选修课，从“商业循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经济思想”等课程中每年选出两门讲授。在国统区的大学里正式开设“社会主义”课程是十分罕见的。这门课程中，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篇章和内容，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听课，同时，他还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担任研究生导师。1944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赵迺抟受聘讲授英语，直接为抗战尽一份力量。
在联大，除教学之外，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专著《欧美经济学史》一书的初稿，就是在滇南的鹅塘完成的。这一时期，他还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经济工作要“竭力为最大我数人民谋最大福利”，“务使人类之最大多数，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最大量的幸福”。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作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是“买办政治的财政”，经济是“官僚资本的经济”。他公开主张：“集中力量，铲除买办政治的财政与官僚资本的经济。”1945年10月15日，他在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战后之中国”系统讲座上讲“战后的复员问题”。
在昆明，他和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济学系有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都竭力支持，有时甚至拿出现金资助旅费。记得陈忠经学长等就得到过他的支持。1945年暑假，他曾应同学们的邀请到澄江县抚仙湖畔，指导同学们作地方经济调查。
“一二·一”运动中，他对同学深表同情和支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前往四烈士灵堂致祭，并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和挽联，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送的挽联全文是：
“徙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比赤血？
无党的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
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在教授会上通过了罢教一星期以响应学生罢课的决议。后来，在联大面临被当局“最后处置”（解散及其他）的危险时，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上，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在12月9日的教授会上，推举他和周炳琳、冯友兰一起草拟《教授会告同学书》。还推举他们代表教授会，往见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取消禁止集会之禁令。
1946年初，北大复校，他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讲课之余，他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以抨击。文章内容包括：“打倒官僚资本，实行经济革命”；“平均财富分配”等等。他撰写的《欧美经济学史》学术专著，1949年初在上海正中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登上接往南京的飞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北平解放后，他主动开设新课程，还聘经济学界的进步人士来经济学系任教。从50年代起，他从事大型学术专著《披沙录》的编写工作，写成初稿约600万字，后经修改压缩为300万字，前二卷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等媒体认为它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
钱家治先生是赵廼抟教授在浙江杭州杭府中学任教时的校长，他的儿子钱学森早年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曾请赵廼抟教授为他补习中文和英文课程，又请赵廼抟教授的夫人骆涵素教授为他补习数、理、化课程。
1981年钱学森等在他任教50周年之际，写道：“赵廼抟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埋头著书，契而不舍，对于中西学术思想之源流，俱有精湛的著述。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在祖国经济科学的教育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在他年事已经很高的时候，仍夜以继日地从事《披沙录》最后一卷的定稿工作。不幸脑病发作，于1986年12月逝世，终年90岁。他为我国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五）朱自清教授
我在西南联大一年级必修的“大一国文”课程是朱自清老师（1898—1948）教的。他曾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我的出生地驿亭镇五夫村附近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教书，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大一国文”的教室是在昆明城北郊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东南角的一间教室里。他讲课十分简洁清楚。我还听过他的“宋诗”课程。他说宋诗的特点是淡泊宁静。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教授1946年夏遭暗杀后，朱自清教授负责编辑《闻一多全集》。我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听闻一多教授的政治性的讲演的记录稿整理后寄给吴晗教授转给朱自清教授编入《闻一多全集》中。这些讲演稿非常重要，都是原来没有收集到的，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引用了这些文章中的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宁可忍受生活困难也不买廉价的美国救济面粉，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操。
1948年夏，他听从台湾来到他家的客人说，在台湾盲肠开刀是小手术，没有问题。他也就到医院开刀割治盲肠，不意竟大出血致死，死后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西墙内。
（六）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教授（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经留美学务处派遣第一批留美，获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再次赴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回清华任教，1926年起历任教务长、代理校长。1928年派往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1940年获美国吴士脱理工学名誉博士学位。
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是三位常务委员之一，由于另外两位常务委员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昆明，所以梅贻琦是实际的常委会主任委员。
梅贻琦教授于1945年9月8日致周炳琳教授函：
“梅荪我兄：
琦此次赴渝，约须二十天，如得便往北平一看，则当须延十余
天方能返昆，联大校务，此时诚不宜久悬，拟请吾兄暂代常委职务，
此事琦所请託，当与北大校委代表等问题无关，千祈勿却。明日如
赶得及，当来才盛巷[周炳琳寓所]一谈，否则待返昆再谢矣！匆此
不尽，顺候
晚祺！
弟 贻琦
[1945]九、八晚”
周炳琳教授于1945年9月9日当即复函梅贻琦教授：
“月涵先生：
今日午后五时奉到作晚惠函，悸惊无似。此事弟决不能承，特
来书面恳辞，只讲人情亦望老兄勿下此毒手。住在才盛巷，要天天
到校，即此一端就要弟的命，务恳另想解决办法。光旦[潘光旦]与
芝生[冯友兰]一为教务长，一为首席院长，令他们二人中有一人承
之较为顺理，而渠等均往在这一角上，到校亦较易也。顺候
晚祺！ 弟 炳琳敬留
[1945]九月九日晚”
（七）蒋梦麟校长
蒋梦麟教授（1886—1964），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他在1930年离任前签署部令：“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
1943-46年我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他正在重庆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秘书长，他同时还想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与他手订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章程相违背。于是遭到教授们的极力反对。
我在1934年在北京育英中学读书时，曾用一元银元买到他编印的《中国地图册》。
在云南昆明市，他在才盛巷北京大学办事处占有三间楼房，但从来没有看见他来住过。那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免费提供的北京大学办事处的一部分。那是二层的砖木结构的一排房子，龙云主席自己住在西端楼下第一间，周炳琳教授往在楼上东起第一间，楼上东起第三间是朱物华教授住，他是朱自清教授的弟弟，后来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楼上东起第四间是经济系主任赵廼抟教授的住室。楼上东起第五、六、七这三间是蒋梦麟所占用。
蒋梦麟校长有一辆兰色福特小轿车，是龙云主席送给他的。起初由他和夫人陶曾谷所用。后来就久久不用了。我看见它时，是停车才盛巷东起第一间楼下的后部，轮胎已经瘪了！
（八）汤用彤副校长
汤用彤教授（1893-1964）字锡号，湖北省黄梅县人。191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汉姆林大学哲学系，1920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方哲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1945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
早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时，在操场上我看见他头发已经完全白了。
1946年回到北京，他住在翠花胡同16号。那本是民国初年一所公园内原来卖茶水的地方，他的公子汤一介教授陪同我去看过，后来他搬到北海附近了。
1949年我在北京沙滩红楼后的北大民主广场主办讲演会时，使用北大工学院的“九头鸟”括音器（有九个大喇叭的高强度扩音器，它在北大发出版的声音在王府井大街都可以听到），收费昂贵，我到松公府夹道北大总办事处。他的办公室找到他，他用红铅笔在拍纸本上签上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不交费了。
1953年我们和北大各级领导在北大临湖轩招待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苏联专家古马青珂教授，我自己认为我只是一名教研室主任，人微言轻，迟迟不敢起来敬酒，他提醒我：该你敬酒了！
1954年北京大学评定教授工资级别时，我们将周炳琳教授评为高教四级。汤用彤副校长看到我们上报的材料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怎么搞的？并且将周炳琳教授提升为高教二级。
1964年他患脑溢血病重住在协和医院底层病房，我曾和北大多级领导一起前往探视。
（九）张奚若教授
张奚若教授（1889-1973），字熙若，陕西朝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学习，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又赴欧洲各国游学。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38年任西南联大政治教授、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我在新校舍南区一教室听过他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在课间休息时，他在教室外持一拐杖散步。我们同学说：你看，他很像一位外交部长！
1946年1月13日下午张系若教授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作了一次极为著名的讲演：《 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抨击反动政府不遗余力。
1949年全国解放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10月1日开国典礼上，他站在门上和毛泽东主席等人站在一起。
后来教育部分为高教部和教育部两个部，他任教育部长。他自称我是“低教部”部长。
清华大学于1989年11月出版有《张系若文集》以纪念张先生诞生100周年。
他的公子张文朴任我国驻加拿大使，1989年夏我曾前往看望，在大使馆们外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我曾经和他们讲述国内的情况，入馆后受到张大使的热烈欢迎热烈款待。
（十）吴晗教授
吴晗教授（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40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他在讲课时，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我在西南联大读一年级时（1943—1944），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是在孙毓棠教授教的那个班上，可是我却不听孙教授的讲课（在昆华北院北教室），去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课（在昆华北院教室）。
1944年春，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食堂的“监厨”时，同厨工一起到昆华北院的府甬道（原云南知府衙门南边的甬道）买菜时，看见吴晗教授也挎着一个蓝子和秤去买菜。当我们买好菜要往回走时又碰见吴晗教授，他的篮子还是空空的。他和我们说：“菜都很贵呀！”
在昆明我听过他讲的《明史》课，他写了一本《朱元璋传》，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是毛鸿上校替他抄了一份。
1946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去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看望过他。他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畅谈他的生平。
1948年8月15日早晨，我在清华园内散步，碰见他了，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不意竟成为他的标准照，流传很广。
1948年旧西院12号的客厅里常常传出打牌的声音，那是用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的。我们在那时议论过，胜利后如何处置战犯的问题。有人说，把他炸死，有人说，这就太便宜他了，应该如何如何。
1949年北京解放后，作为老盟员，我们帮助他争取到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职务。
前些年，义乌市邀请我到义乌吴晗故居访问。知道他的父亲是浙军军官，驻军浙江石浦（就是电影《渔光曲》的拍摄地）。他在石浦生的女儿，起名为吴浦月。
我还敬谒过吴晗老师的墓地。在他的坟墓旁还有我题写墓碑的他的亲人的墓地。
（十一）袁复礼教授
袁复礼教授（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1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士，曾与安特生到河南渑池仰韶部村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重要发现，后又到甘肃作地质调查，发现袁氏珊瑚。192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与瑞典合组的中瑞西北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发现二齿器和袁氏龙等72具各类爬行动物化石。
在西南联大我是他《地质学》课程的学生，那时，地质学课程要求很严格，在实习课上要能够识别各种岩石和矿石，了解它们的结构、成份等等。
1950年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旗把萨板申村搞土地改革试点时，他正在包头市受骋为黄河河套边镫口发电站选择厂址时，在餐厅见到过他。他作为专家，早餐吃的是牛奶、黄油、面包等。
（十二）秦瓒教授
秦瓒教授（1893—？），号缜略，河南固始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四回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他的父亲曾任云南学政，学政衙门南边就是府甬道，后来成为副食品的集市，学政衙门就在青云街昆华南院旁边，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吃饭的军训食堂就设在那里。
秦瓒教授常常说：“我们堂堂的北京大学教授！”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是和他的建议有关。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财政学。
（十三）冯友兰教授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州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伦理学》，是在云南知府衙门的后花园里，他站着讲，我们都站着听。
抗日战争期间写成《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等书。1949年后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巷本。他的全部著作汇集成《三松堂全集》。
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要定他为中央委员，他谢绝了，他说：我要是当了中央委员，就不便为你说话了。还是不当为好。在同一次会议上，周炳琳教授也拒绝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追悼会上，冯友兰教授写了歌颂周炳琳教授的长诗，挂在墙上，追悼会就被人作为祭品烧毁了。
抗战前，冯友兰教授从欧洲回来，途经苏联，回国后讲了一些苏联的好话，不意竟被逮捕，押往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冯夫人急往向周炳琳教授下跪求救，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周炳林教授立即将他救出。事后冯友兰教授在书中写道：无事则短，有事则长。我在保定只被关押一、二天，却觉得有长达经年之感。
记得在西南联大时，同学们出的一张壁报上画着一幅学生的头像，嘴上锁着一把锁，锁上写着冯友兰著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等）书名。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军宣队逼迫他讲出北大同事们的一些经历，致使他们也受到军宣队的迫害。
（十四）郑天挺教授
郑天挺教授（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194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留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并兼北京大学秘书长等职。
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我那时听过他开设的《明清史》课程和《中国史部目录学》课程。他有时在昆明才盛巷北大办事处办公。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他在沙滩松公府北大办事办公，我们去找过他商谈北大讲师助教们的福利问题。
（十五）毛准教授
毛准（1893—1991），字子水，浙江江山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门，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1946年12月31日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毛子水—他与北大图书馆》一文，批评他不买进步书刊。
1948年我在北大北楼筹办马克思主义图书展览。我看不懂古体（花体）的德文字，曾请他帮我辨认和挑选花体字的德文书。
1948年秋，北京解放前夕，他逃离北京。在他东厂胡同住宅附近碰到我，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他说他要走，可是洗了衣服还没有干呀！怎么办？怎么办？（那时还没有塑料袋）。
江山是历史胜地，我父亲在那里打过仗的。解放前我的同学江涵（文焕）在那里被活埋。前几年我曾去江山凭吊。
毛子水的故居在浙江山清漾村，现在保存完好，辟为陈列宝，上堂正中有毛子水的雕像及他亲笔书写的“虚静怡淡”四字。
（十六）章廷谦副教授
章廷谦，字川岛，浙江绍兴人。
他是鲁迅的外甥。在周作人的著作中称他为：“川岛先生”。我起初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浙江绍兴人。
在昆明才盛巷的北京大学办事处，他是秘书，我曾看见他在那里办公。也曾见他在西南联大秘书处办公。那时他是中国文学系讲师。
抗战时期，他和女儿章淹都住在昆明北郊十里处的岗头村。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他住在地安门内纳福胡同21号。
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燕园，我常看见他手持白藤拐棍，在燕园内行走。
文革中，北大军宣队在东操场逼他承认某件罪行。他坚决不承认，并说：我如果有此事，天雷打死！
（十七）沈从文教授
沈从文教授（1902—1988）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文学家。
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大一国文》、《中国小说文》、《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创作习作》等课程.
。
抗战时期，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副教授，我所读经济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都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的课。
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记得他讲起过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他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在邵阳壮烈牺牲。临刑前请狱友为她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狱卒奸尸。她牺牲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发动军阀！”等口号。此事后来被北大同学王实味写入《野百合花》文章中，刊载于延安的报纸上。王因此曾受到批判，直到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错误地处决，此事有关领导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对王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和许多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旧事，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上选购丝袜；蒋光慈、胡也频等1931年在上海龙华的牺牲；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其治丧工作；等等。1931他曾多方奔走，找胡适、找蔡元培、找邵力子、找陈立夫营救胡也频，而胡最终被害。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他和蔡元培、杨栓等3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去电行政院要求释放丁铃。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在课堂上和我们讲。
他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了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这一行为在大学课堂中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以行动给我们这些不给女同学让座的男同学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和教育。
沈从文教授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对于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他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叉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教授是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湖南的旧军队，次年成为上士司书，为湖南军事将领管理过图书和古董等。1923年脱离军队，1926年辗转到达北京报考燕京大学，没有被录取。他住在沙滩北大附近的小公寓中，到北大旁听，同时刻苦攻读几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流着鼻血仍坚持不懈，然后走上写作的道路。开始发表作品时，曾得到胡适、郁达夫（北大经济系讲师，教统计学）、徐志摩（北大教授）等人的支持。后来，他还曾写道：“我在《晨报》副刊、《新月》投稿，都因志摩关系。”（《沈从文1986年4月25日致孙琴安函》）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编《红与黑》、《人间》等文学刊物，参加新月社。1929年得胡适的聘请，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讲授“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在中国公学他认识了一位女同学生张兆和，两人于1933年结婚。1930年秋他又到武汉大学任教，开设“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两门课。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杨振声校长于1931年秋，聘请他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33年协助杨振声先生编辑国文教科书。1934年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长达十余年之久。1939年任西南联大副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他虽然是自学成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可是他对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服饰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非常招人喜爱。“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就是请他书写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一位刘文典教授，自命为古典文学的大权威，他十分小看沈从文教授。有一次他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逃避敌机空袭遇到了。刘竟说“你也来逃警报呀！你也值得逃避警报吗？”人们听了都愤愤为之不平，而沈先生则泰然处之。后来，刘先生因经常不到校上课，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刘为此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申诉，梅校长查明情况后仍维持中文系的解聘决定。
沈先生家里藏有极为丰富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而且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有的同学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了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1946年秋，北大教授们从昆明回到北京。他入住海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花园（现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红楼门前就挂着北京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两块牌子）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文学院朱光潜院长、法学院周炳琳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驷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我因为工作关系，常到那里去，也常和沈先生见面。
1948年夏，他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在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篇文章分二期在《新路》杂志（半月刊）1948年上发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描述颐和园和中国近代史的一篇极好的散文，至今没有超过它的。我想，在沈从文先生的头脑里装有一部活生生的我国近代的现代史。他写的小说也都是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和深刻的写照。
1948年北平围城中，他本无南下的打算，经过北大地下党人的工作，更加坚定了他留下的决心。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也拒绝登机。
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身体很不好，患有抑郁症，有时有幻听，有时甚至有幻觉，有一个时期不能教课，也不能从事文学创作。
1952年高等院校系调整时，他被分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同时调往历史博物馆的还有任副馆长的原北大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他曾主动作过讲解员的工作，我曾听过他罕见的历史文物，如西藏黄教的文物讲解得有声有色。
195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当选为文代会代表。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以微笑作答，可是事后并未写小说。
在历史博物馆，他用科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写出《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旧中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对新中国的文物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3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文化部交给他研究中国服饰史的任务，他认真对待。兢兢业业，于1964年就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图文茂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空前专著的初稿。全书文20万字、图200幅。出版有征求意见用的样书，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缺。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此书不但未能公开出版，而且被看成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横加批判，并于1969年将沈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冬，他回到北京，他将书稿加以修改，交给领导审阅，可是在馆长办公室压了三年，又被退回。1978年，由于胡乔木同志的过问，沈从文教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修订这部力作。1981年此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受到全世界历史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从该书的写作看来，足见他的国学学识是极为深邃的。
（十八）马约翰教授
马约翰教授（1882—1966），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1911年毕业，1914年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先任教授，后来被罗家伦校长认为体育老师不能当教授，给他降为教员，罗家伦离任后，恢复为教授。
他给我们上课时说英语：
You young boys,Should exercise,exercise!
我那时候认为功课太忙，就找西南联大校医院的大夫开了个用拉丁文写的“心跳过速”的证明书免修休息，我就腾出时间做功课了。
1946年三校复员后，他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体育教授和体育部主任。
现在在清华大学体育馆旁，有他的一座大理石石像。
有一次年他骑自行车时，有一位年轻在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不甘示弱，拼命追上了，可是得了感冒，并转肺炎，后来总算治好了。
（十九）毛鸿上校
毛鸿上校是我1943—1946年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时的主任军训教官。
他给我们青年学生的印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虽然他那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一年级时，我们住在西南联大的昆华北院宿舍里，他经常来看我们，对我们像子弟一样的亲密。我们宿舍里的电灯泡坏了，他帮助给换新的。
在昆明，我们不断掀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密令加以镇压，他下面的几位尉级的军事教官，蠢蠢欲动，都被他压了下来。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从而，保护了同学，他本来该升为陆军少将的，他因此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以上校终其一生。
他曾同我一起在联大新校舍南院北门西边的一间教室里认真地听吴晗老师的“明史”课程。他还曾替吴晗老师将《明太祖传》抄录副本（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以备保存。后来此书出版时改名为《朱元璋传》。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抗战开始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周炳琳经手办理的《密谕》，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成立“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行军前往云南昆明。这时，毛鸿上校任旅行团参谋长，团长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黄师岳中将。他们带领同学们和黄钰生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他是曾国藩的兄弟的后代）等一起，途经土匪猖獗的湘黔等地，安全到达昆明。
在昆明东郊，受到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南开大学杨石先教授、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马约翰教授们的迎接。队伍进入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成功地完成了千里跋涉、平安到达目的地的使命。这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周炳琳教授经办和发出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电文》，从而临时大学在昆明更名为永垂青史号称“民主堡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春，西南联大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平津后，毛鸿上校留在昆明，在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军事教官，不久病故于这个岗位上。
他身后萧条，师生们为他发起募捐，才得安葬于昆明东郊。
吴晗老师写了《毛鸿上校》一文怀念他。
我们永远怀念西南联大民主堡垒中的这位无名英雄毛鸿上校！
（二十）吴大猷教授
吴大猷教授（1907—2000），广东番禺人。南开大学1929年毕业，留校任教授。1933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留校科研一年。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在昆明时，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北大教授们在昆明北郊十里处的岗头村，盖茅草房子居住。他在《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中写道：
“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炳琳]、杨[振声]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
在西南联大，李政道先在我班上作旁听生。后来李去做吴大猷教授的助手，帮助吴烧火，他技术不佳，弄得满屋都是烟。
1983年翻印出版的吴大猷的巨著《理论物理学》共计七册，就是请李政道作的序。
吴大猷对北大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67年以后他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对台湾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十一)沈履教授
沈履教授，字兼斋，四川人。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暨面大学、大夏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秘书长。
在西南联大，我见到他时任总务长。我看见他在操场上召集十多位工友训话。
在云南昆明，军事委员会举办译员训练班，他也在那里搞总务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燕园第二体育馆旁边，我看见学生批斗他。挂在他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国民党少将沈履！”
他的第一任夫人身材高大超过他，在昆明时同我的表姐周月英一起娱乐时，叫我给她们拍过照片。他的第二任夫人解放后长期住在北大朗润园第10公寓。
（二十二）在昆明逃警报
1943年秋，我刚到云南昆明市时，当有日本飞机来空袭。我们逃到昆明北郊的国立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北边的山坡上逃警报。我亲眼看到我国防空部队发出的高射炮弹都在日本飞机的下面开花爆炸，根本够不到敌机，使敌机安然无恙。我忽然听到哧哧的声，似有飞虫从我耳边飞过，原来那是敌机射来的机关枪子弹的声音，幸而没有打中我。不久，陈纳德上校率美国空军志愿队（后来改名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来华助战，从而日本飞机就再也不敢来昆明空袭了！
（二十三）准备当翻译官
1943年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中国成立，邀请美国军队来华助战，这时英文翻译量剧增，需要许多大学生从事这一工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制定了一个三千人的译员培训计划。根据蒋介石的电令，教育部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指定上述学校1944级身体合格之男生提前毕业，充当译员。当时分配给西南联大译员名额为100名，要求他们通过考试，至译员训练班受训。
随着中国远征军的出征，译员教量不够分配，于是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等校1944级所有男生，无需通过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就全部征调为译员。这个大规模的译员训练班同军事会委员会直接领导，简称军委会译训班。军委会译训班于1943年11月开班，至1949年11月共办理四期，培训996人。
1941年11月17日西南联大召开教授会议，议决全校本年度四年级学生，自下学期起全部征调，担任战地服务，以服务成绩作为该下学期毕业成绩，工作职务为随军通译（俗称翻译官）。在译训班授课的讲师多由西南联大教授们兼任。译训班训练期限原为三个月，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曾缩短为两个星期。他们的每月薪津从300元提高到8000元。
我1944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还是一年级的学生，未蒙征调。但是，我也找来《英文军事会话》和《英文军事术语》等书，把它背得滚瓜滥熟，准备随时可以奔赴前线，充当英文译员的工作。
（二十四）闻一多教授的标准照片
那时，联大的许多同学都靠货金和打工为生。他们虽有政府发放的贷金，但仅够吃饭，有时连吃饭钱都不够。我曾在校内的学生中心和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打工。裘昌淞同学则在校外兼过多种工作。有一次他在昆明大西门内的邮局打工时，大西门城楼上的军人到邮局办事，嫌邮局有所怠慢，就将邮局的浆糊桶打破。他敢于挺身而出扭着该军人到所在部队索赔，取得成功。他买到一架旧的柯达120照相机，我虽然擅长摄影，却买不起照相机，经常借他的使用，那时昆明市场上的正品胶卷很贵，幸好有一种用美国空军航空摄影大幅胶卷裁剪而成的120简装胶卷，价格很便宜，只有正装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质量很好，颗粒细致，感光速度很快，我们都买这种胶卷使用。
有几次昆明学生集会和流行时，我就借他的这台相机出去拍摄，有时我们俩人一起出去拍照，而且商量着拍摄的光圈和快门速度等。1945年秋，日军已经投降，一天下午，我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的小门内，看见敬爱的闻一多先生从东南门外进来，我们十分高兴。他的胡子已经剃掉，身穿棕色长袍，劲围浅色围巾，围巾的一头垂在胸前。显得十分精神。抗战初期的1938年2月，闻一多先生参加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和200多名师生一起历时68天于4月28日到这昆明，沿途没有剃胡子，到达昆明时已经是一副美髯了。从此，他就将胡子留起来，说一定要等战胜日本鬼子以后才剃掉。1945年8月日本乞降，闻先生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到住处司家营附近的龙泉镇将蓄了7年的长胡子剃掉了。
闻一多先生这张剃掉长须后英姿勃勃的照片非常有名，在社会上被广为采用。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是怎样拍成的？其实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1945年9月我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遇到闻先生了。
我们笑着和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我们给你照张照吧！闻先生也很高兴地说：好的我们就以厕所为背景，给闻先生拍下了这张没有胡子的历史性的照片，裘昌淞同学手持相机进行取景，我建议采用何种光圈、快门速度和距离。由于是高速底片，又是在有阳光的下午，我现在还记得采用的是1/100秒的速度、F11的光圈、1.5m的距离。在原照片的左角，还看得见厕所茅草屋顶的一角，不过在现在流行的这张照片上已经将它修除掉了。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时，我在经济系学习，裘昌淞同学在历史系学习。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宿舍是土墙茅草顶的，内有8张双人床，共住16位同学。我和江文焕（江涵）烈士都在下铺，两床紧挨着，裘昌淞住在上铺，在江文焕的上面。
我那时常去旁听闻一多先生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我原来想象中的超凡脱俗的诗人，而是雄狮般的斗士。我和裘昌淞几乎一次不落地去听闻一多先生狮吼般的讲演。我曾将他的几次重要的政治性的讲演词记录下来，交给吴晗先生收入《闻一多全集》之中。我参加的一个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聘请闻一多先生担任导师，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
为了闻一多先生的安全，我们经常在夜间他讲演后，护送他回家。有一次深夜，同学们护送他回西郊昆华中学。出大西门时，被守城的云南籍士兵所阻挡，我们让云南籍的同学出面说明：“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的！”才得通过。意想不到的是，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我们离开昆明后，闻一多老师惨遭特务杀害，血染翠湖之滨。
1946年秋，我们回到北京后，裘昌淞到清华读历史系，成了清华学子。我在北大读经济系，成了北大学生。但我们曾多次一起拜吴晗老师，并且谈起对闻一多老师的敬佩和景仰。
1946年7月闻一多先生壮烈牺牲后，我多方追寻，才在上海将这张底片找回。
（二十五）龙云省主席
龙云省主席在云南昆明执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有助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
1945年10月3—5日，云南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部队包围云南省政府，胁迫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并往重庆担任什么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后来，蒋介石任命关麟征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
1945年12月1日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了四位烈士。关麟征派人送来四口黑色的棺木。我们是纠察队员，守卫在西南联大的校门口，拒绝抬入，他被迫派人将四口棺木运回。
我在昆明拓东路美国新闻处见到过龙云。他身穿便服（长袍、马挂）由他的英文秘书西南联大学生陪同到美国新闻处阅读最新的英文电讯搞。龙云不懂英文，由那位联大同学口译成英文念给他听。听完以后，很快就离开了。
解放后，五十年代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死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摘悼他的右派他子帽子，举行隆重的葬礼。
（二十六）卢汉云南省主席
卢汉原为云南部队第60军的军长。当时派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一二·一运动中，他便服，不带警卫，不带秘书，只身到西南联大同我们的学生代表谈判。
（二十七）长途跋涉云南昆明
我是1942年春经浙江省教育厅保送入西南联大的。可是由于战时交通阻隔，我在1943年秋才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途经贵州时，曾在独山市附近大书法家莫友芝的家乡暂住，那里有莫友芝的家庙。
那时，火车只通到广西河池金城江，我在那里换汽车到贵阳，可是中途汽车抛锚了，我步行到贵阳。途经贵阳市时，住在江边门外茅枝芳表嫂家里。表兄茅枝芳原是江南汽车公司的司机，此时已经连同汽车牺牲在云南西部边疆畹町了。
在贵州，我先到贵阳西边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找副会长联系去昆明的便车，他说目前暂无去昆明，要等几个月以后才有。
于是，我到贵阳省政府访秘书长郑道儒，在最里面的一所院落他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他没有回来。晚上我又到贵阳南明河畔他豪华的公馆找到他，经他介绍坐一木炭车到云南曲靖。
曲靖有一所前云南军事长官顾品珍修建的大营房。我的亲戚张祖贤正住在那里。我去找到他，也住在他的营房里。他带我到曲靖中学观看小chuan碑。它是被康有为《广芝舟双楫》中评为“逸品”的。比它还要著名的chuan龙颜碑（大chuan碑），是被康有为评为“神品”的在何处，我们没有看到。
（二十八）云南讲武堂
云南讲武堂是—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当年、朱德将军、叶剑英将军都曾在那里就读。朱德第一次报名时，将籍贯写为四川，没有录取，第二次报名时，将籍贯写成云南，才被录取。他毕业后曾任云南都督蔡松坡麾下的一名营长，后来又曾任云南昆明警察局长。他曾说：当时蔡锷身体很瘦很瘦。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申府先生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5年前后，我和同学门到云南讲武堂去聚会，那时候，它已经改名叫中央军校第几分校了，夜里，我们懒得下楼小便，就在楼上隔着栏杆向下小便。后来，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昆明视察时，讲武堂的负责人向何应钦控诉我们。可是，何应钦听了反而责备他道：
“你胡说！我的学生是不会这样干的！”
我们听了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往下小便宜了！
蔡锷将军的坟墓在长沙岳麓山。黄兴（克强）的坟墓也在长沙岳麓山蔡锷墓的旁边。我曾前往凭吊。
（二十九）昆华北院西南联大的操场
这个操场就在我大学一年级住宿的宿舍楼的南边。
在这操场上经常可以看见杜聿明的副官骑着杜聿明的高大骏马来溜马。操场北边的墙跟上有一批半死不活的壮丁在晒太阳。他们都是陕北榆林人，赵元亮同学也是西北人，就在同他们谈话，才知道他们都是从榆林抽来的壮丁，送到昆明来是准备作榆林籍杜聿明将军的卫队的。可是，这些人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病得不行了。
明代，浙江黄岩籍的曾铣将军曾任三边总督，榆林的镇北台是他当时修的。他还在榆林红石峡上题有“威震九边”、“华夷天险”等摩崖石刻。
（三十）西南联大学生的革命教育
西南联大学生继承了中国学生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抗战胜利后，联大学生积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又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这既是国民党统治区残酷的现实教育的结果，也是学生群众长期受到党的革命教育的结果。
在社会的现实教育方面，1944年在国统区的大西南，抗日战争节节失利，一败再败，国民党的中央军一下子从广西桂林溃退到贵州独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十分腐败。有些军官克扣军粮，不让士兵们吃饱饭。他们往往采取吹哨开始吃饭，再吹哨就得放下饭碗停止吃饭的办法，来限制士兵吃饭。这样，败退到昆明的中央军的士兵们有的竟瘦的到了真正皮包骨的程度，形状很像埃及的木乃伊。他们在昆明北郊西南联大附近的公路上行进时，走着走着有的就摇摇晃晃地倒毙了！士兵们病了得不到医治，有的全身长满了天花的士兵被部队遗弃了，但还没有断气，就被拖到联大北边的山坡上埋葬了。每死一名士兵，军官还可以贪污一小笔埋葬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的中央军攻击龙云的滇军，杜军在联大北面，龙军在联大南面，联大被夹在战场中，子弹从联大上空飞过，同学有被打伤的，结果龙云被赶出云南，到重庆就任有名无实的什么军事参议院院长。那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更早已怨声载道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将躲在大后方的军队空运到东北华北等地，企图抢夺解放区和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华民族已到了严重的关头，联大同学认为自相残杀的反人民的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
联大学生从多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虽然，正课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在课外读到不少马克思的著作。我读过的联大政治系小图书室中收藏的精印珍藏本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大图书馆中有列宁的英文版《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还在课外阅读过多种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程》、《资本论解说》、《大众资本论》、《经济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新哲学辞典》等等。这些书有的在昆明的旧书店里可以找到，在进步同学中流传。
西南联大有各种社团的读书会，它们大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进步组织，它给西南联大学生以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在1994年参加了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该会导师聘请闻一多教授担任。记得1945年10月26日晚上在联大新校舍南区的一个大教室里举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联谊会上，闻一多教授以本会导师的身份出席并讲了话。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一个小组里，学习和讨论过《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的著作，小组长倪代兴同学（现名李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发给我们油印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讨论提纲让我们准备发言。
虽然，共产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资料在全国民党统治区是严格禁止的，可是在昆明有联大萧松同学（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主持的党的地下印刷厂。在那里铅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文件，至于零星的学习资料和讨论提纲等则由蒋光远同学（解放后任中国统计出版社副社长）在床边一手刻蜡纸一手转动手摇油印机，很快地就印出来了。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所办的学生公社（英文叫学生中心）的阅览室里也有一些进步书刊可供同学阅览。设在联大西边地坛里的西南联大和北京图书馆合办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所藏的书报中，有不少是解放区的书刊和报纸。我曾在那里参加整理书报的工作，有机会阅读那些书刊。
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庆办有《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它们都被联大的一些进步同学爱不释手地阅读。虽然，那时国统区对进步书刊查禁得很厉害，但是我们毕竟还能读到一些漏网的进步书刊。1944年后，我曾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可是往往不能每期都收到，它们有时被邮局的国民党特务扣留了。我又曾向新华日报社定购《新华日报》合订本和《群众》杂志合订本。它们用挂号寄到了昆明，邮局发来通知单叫我去领取。我高高兴兴地同吴全德同学（北大教授、院士）一起去昆明市邮局领取时，邮局职员把书刊合订本捧交驻在邮局的国民党特务检查，而特务竟无理地将书报合订本多册一律没收，发给我的只是一张盖有特务机关邮件检查站戳记的没收收据。同这些特务讲道理，不但讲不通，而且令人气愤。后来，大约在1945年初，新华日报社在昆明华山西路开设了营业分处，我们购置进步书刊就方便多了。可惜它在不久就被政府封闭了。重庆的新华日报社曾给我秘密寄过一些党的文件。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一发表，我就收到新华日报社用别的名义寄来的用整整四大版土制报纸印成的《论联合政府》全文，只不过边缘没有新华日报的字样。这篇重要文章在同学中传阅，许多同学认为党中央提出的政治观点和口号就是我们当时的衷心希望和迫切要求。因此，1945年5月4日，昆明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振臂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口号。
（三十一）大一同宿舍的室友
我1943—44年在西南联大大学一年级时，住在昆华北院楼下的一排房子里，同宿舍的都是当时的英才。
最著名的有吴全德、郑哲敏等。吴全德是浙江黄岩人，在西南联大读电机工程系，后来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已病故。
郑哲敏睡在我对面的上铺。他夜里还趟在床上阅读英文小说。后来留学美国，在加州理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近来（2013年）得悉他获得我国最高的科学奖。
十多年前，我在北大未明湖边散步时碰见过他。
（三十二）联大同宿舍的江涵烈士
江涵，又名江文焕，生于1919年12月25日，浙江省衡州县双榆乡人。
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三年级时，他是外文系二年级。我们同住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第24号乙宿舍里。此室共住16位同学，我和他都睡在下辅，两人的铺位紧紧相邻。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那天下午，他和我们同宿舍的七位同学，都担任纠察队员，头戴钢盔，手捧棒球棍，守卫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口的沙包后面。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我们都回到北京，住在沙滩后街北大西斋学生宿舍。1946年12月24日东单广场发生美军暴行事件。12月30日下午，我们在东单广场广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群众大会。他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横幅下，振臂高呼。“美国军队从中国滚出去！”现在留有他这张照片。
江涵同学，热心攻读马克思主义，1946—1947年间，他曾到我所住的北大西斋宿舍七号房间来讨论革命理论。他还向我借去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还有解放社出版的《联共（市）党史简明教程》、《列宁选集》等革命书籍。
他是被原衢州警备司令汤恩伯下令于4月中旬在衢州东门外秘密刺杀和活埋的，时年仅30岁。衢州于5月6日得到解放，时距江涵烈士的牺牲，还不到一个月。
1943年“一二·一”运动中，和我同住在西南联新校舍第24号乙室的同学，参加纠察队的有：王植棠、江涵、刘溢民、郑禄彬、陈环昌、高炳生、张友仁共七人。（见照片）
江植棠、江涵、刘益民、郑禄彬、陈环昌、高炳生、张友仁
（三十三）美丽的抚仙湖
在云南昆明附近有一美丽的抚仙湖。1945年夏我参加云南省民政厅组织的云南县政参观团，到作为模范县的澄江县参观。
先住在城内的澄江中学，旁边可以看到林则徐任云贵总督修建的高大的澄江城北门楼。
后来住在澄江南郊外抚仙湖边龙王庙的一所书院。8月间我们在那里听到日本投降和抗战胜利的消息。附近有名的石林，我们曾前往参观。
抗战胜利后，我们仍在昆明西南联大一直住到1946年4月底才离开昆明，往北京走。中间回到浙江黄岩故乡，九月才回到北京。先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暂住（现新华社总社址），十月到景山东街（现沙滩后街）北大西斋宿舍七号居住。
当时，澄江有一位著名的李保长，在澄江北郊办有按劳分配的农场。我曾前往参观。也曾到他的家乡给农民兄弟讲苏联的集体农庄。
李保长名李葆华，他的事迹，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曾有详细的报导。
（三十四）“一二·一”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独裁统治和积极反动反人民的内战，我们则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在1945年冬昆明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当时我是西南联大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曾目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也曾作为一名普通学生群众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受到了党的革命教育，提高了觉悟。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学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旨在争民主反内战的时事晚会，晚会进行中国民党军队包围联大，割断电线使电灯熄灭，并向会场上空不断开枪射击。当夜，同学们签名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于次日起举行全市大罢课。罢课中，12月1日上午我正在联大新校舍北区24号乙室宿舍里自学，听到外面同学们的喊声马上一起奔赴校门抵敌。跑到校门内的场地上，看到校门已经紧闭，许多石块夹杂着炮弹壳从校门外纷纷飞来，砸了几位同学，同学们捡起掷来的满地石块，越过校门和围墙向楼外还击，一位女同学爬上校门内西侧靠墙的梯子上，向墙外的打手们高呼：“不要打！不要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墙外的军人不但不停止攻击，反而用瓦片大的一块东西打在她的脸上，把她打了下来。接着有一位男同学又爬上梯子向校外军人说理，又被他们用石块打中头部，跌了下来。
这时，校门外的攻击加剧了，校外军人除了投掷石块外，还集中力量攻击新校舍木板钉成的大门。紧闭着的校门很快就被打开缝隙，为了堵塞大门的破损，同学们把许多壁报板、黑板、壁报架、黑板架和扶手椅等在校门内高高堆起。有的同学手持从校门内西侧体育部里拿来的棒球棍守在校门边，防止打手冲入。在校门外的猛攻中，东边一扇大校门上部的木板被打掉了几块，有几名身穿灰色布军服的暴徒手持棍棒等凶器正要从那里向里面钻。当为首的一名暴徒钻进校门，正在堆积着的障碍物上往里爬时，紧守校门边的同学用棒球棍把他打倒，吓得其他暴徒立即抱头就跑。同学们从乱木堆上当场捕获那名被打倒的暴徒，把他拖了下来，4位同学连抬带拖地把他弄到图书馆前的平房里。同学们学习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精神，让在那里的护士学校的同学给他敷药和包扎。经过询问，才知道他叫崔俊杰，是军官总队二大队的队员。同学们耐心地对他进行反内战的教育，到了晚饭后由四名校卫队队员用帆布行军床将他抬在肩上，送回北教场军官总队。俘获崔俊杰后，校内外又是一阵阵的激战，校门上的木板一次又一次地用别的木板堵住。由于隔着校门和围墙，门外师生死伤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只见到石块纷飞，斗争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门外的进攻沉寂下来，军官总队的打手们已经退去。后来才知道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被打死。同学们用杂物将校门堵紧交还给校卫队守卫，也就渐渐离去。我走到西饭厅午饭，已经正午时分了。
“一二·一”那天，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门内牺牲了3位同学，在联大新校舍门外牺牲了一名中学教师。那天午后，为了加固上午被暴徒们攻击得破碎不堪新校舍的校门，同学们将黄土装满麻袋运到校门里面垒起来。麻袋是从新校舍北部各个膳团的厨房里征集来的空米袋。同学们组织起临时纠察队，轮班在关闭着的校门外值班守卫。起初每班6人，后来逐渐减少。值班守卫时，手持棒球棍，头戴钢盔，对进入校门的人员查验证件或加以询问。1日下午我在校门外值班时，看见伤势很重联大师范学院的李鲁连同学在行军床上被抬往云南大学医院途中经过这里。他满头是血，肿得很大，眼睛瞪着，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同学们为之悲愤填膺，哀痛欲绝。傍晚时，他的遗体和潘琰同学的遗体相继抬回校内，陈放在白帆布行军床上，洗净血迹后又转放在图书馆内黑色大阅览桌上。同学们热泪盈眶，怒火中烧！
12月1日惨案当天下午，大约4点钟，我从联大校门换班下来，回到24号乙学生宿舍的茅屋里休息。同宿舍的同学们群情激愤，决心同国民党特务誓死斗争到死。这时数学系的刘溢民同学说：“我们不怕牺牲。而且要准备牺牲，我们应该写份绝命书表示敢于牺牲的决心。”他的建议得到同学们的赞同和响应。纷纷执笔用激昂慷慨的文字各自写下了绝命书。其中既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又抒发自己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时，在校外兼职的经济系王植民同学正好带着照相机回到宿舍，同学们说：你来的正好，快给大家拍一张准备牺牲前的合影吧！于是在宿舍里的7位同学一起到南窗外的小柏树篱边，面对西边的太阳分两排蹲着合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后，我在照片背后写下了以下几句话：“1945年12月1日下午，惨案发生后数小时，同学已有数十人死伤。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24号乙宿舍的同学们悲愤万分，下定牺牲的决心。部分同学从守卫校门等处的第一线换班下来是，在宿舍里各自写下绝命书，又在宿舍南边小柏树丛树留影纪念，然后又奔赴斗争第一线，”《一二·一运动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上写道：“学生怒愤填臂，热血沸腾，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参加保卫校园的斗争。这时，张友仁等七同学，他们都住在新校舍北区24号乙宿舍，他们怒愤万分，下定牺牲决心，从守卫校门等处的第一线换班下来时，在宿舍里各自写下绝命书，在宿舍南边柏树前留影纪念，然后又奔赴斗争第一线。”照片上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江涵同学，联大西语系学生，1946年回到北大西语系学习。1948年10月在原籍浙江衢州任党的中心支部书记，并负责组建游击大队。配合解放军南下。1949年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受尽酷刑，坚定不屈，4月被反动派活埋与衢县东郊，壮烈牺牲时年仅30岁。他被捕时，手中拿着向我借去的《联共党史》、《列宁选集》等书，书中夹着一张中共衡州县委委员的名单，他们除一名因在乡村者外，都被活埋了。这间学生宿舍一共有8张双人床。共住16位同学，各系都有，是自由组合住进去的，他们在“一二·一”运动中都积极参加了罢课委员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其中，哲学系汪子嵩同学那时已是西洋哲学的研究生和地下党员，他负责罢课委员会和地下印刷厂的编辑工作，经常忙得日夜回不了宿舍。我这张照片，后来被联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许师谦同志看到，他十分珍视，把它送往昆明“一二·一”纪念馆展出。1990年12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介绍昆明“一二·一”纪念馆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这张照片以及它的背面的文字。
杨正文在《“一二·一运动”琐记》中，这张照片背面写道：“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有七位不同系级的学生，主动参加保卫新校舍的对暴结的斗争。所表达他们誓死保卫新校舍的坚强决心，他们还以怒愤的心情，事先写下了绝命书。”
“他们以行动谱写了西南联大史和“一二一运动”史最壮丽的篇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西南联大的骄傲！”
（三十五）“一二·一”四烈士灵堂
12月2日下午，“一二·一”惨案殉难四烈士在联大图书馆前入殓和公祭时，我正在校门外值班。那时从校外前来的学生和各界人士甚多，为了防止敌人混进来破坏，我们关起校门，查明身份后打开大门上的小门让他进去，当时虽说要查验证件，可是许多中学生并没有学生证，有的连校徽都没有佩带，为了不至于将革命群众拒之门外，我们只好让已证明了身份的人来证明他们所认识的人的身份，并把他们带进校去。四烈士入殓和公祭后，灵柩移入图书馆大阅览室内西半部停放。图书馆就成为“一二·一”四烈士的灵堂。
灵堂正中上空高悬“‘一二·一’惨案殉难烈士灵堂”大字横幅。稍下，悬挂有：于再、李鲁连、潘琰、张华昌四烈士的大幅画像。画像下面的祭桌上放有四烈士的放大照片。周围有很多挽词和挽联。西南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所送的“党国所赐”的挽词深刻地揭示四烈士的惨遭残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果。不久以后，联大同学编写的潘琰烈士传剧本也采用《党国所赐》作为书名。黄中校友还送上一副挽联，词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是采自孙中山先生的诗句。诗人田汉和安娥一起来参观时说：用老子（孙中山）的话，骂他的不肖子孙，骂得好！ 靠近灵堂中间的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挽的，词为：“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斯巢穴！”哲学系的任继愈老师（现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写了一副含义深刻的挽联：“挟书者族，偶语者诛，驱四万万人民说效鹦鹉舌，牛马走，转瞬咸阳成灰，古今共笑秦皇计。 救世以仁，杀身以义，将一重重创痛化为狮子吼，杜鹃魂，行看中国再建，日月常昭烈士心。”
来到灵堂参加公祭四烈士的群众络绎不绝，每天多达万人。他们在行礼后，往往要仔细阅读挽联和挽诗，从而灵堂成为教育人民的大课堂。我于12月初在四烈士灵前致祭时，承蒙经济系赵元亮同学为我拍下了一张致祭的照片。这张照片十分清楚地拍摄出灵堂正面的景况。在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一”诗选》一书中，将这张照片同四烈士遗像一起印在书的首页上。我本来不会写诗，但为了抒发对四烈士的哀悼之情，当时曾信笔写下了《哭“一二·一”四烈士》旧体诗一首：“煮豆燃萁恸民凄，忍将罢课拯元黎；希魔在狱恨不如，黉舍弹飞破先例。生为奴隶生何益，死化英魂魂未西；元恶未除天亦泪，京畿满目是魅魑。”这首诗曾不计工拙地献在四烈士灵前。后来被收集在《“一二·一”诗选》中。这部诗集的编者龚纪一，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共同纪念“一二·一”的意思。该书的稿费全部献给“一二·一”纪念馆了。
灵堂公祭期间，四烈士的灵柩停放在灵堂的西半部，潘琰烈士的遗体虽已火化，但仍留有装有她遗物的棺木。四具灵柩前围放着许多花圈、祭幛和挽联。云南省立英专1946级全体同学的挽联是：“以四五人性命，立千万年自由根苗，烈士英名流芳百世。 用千百种诡计，造两三日专制罪孽，凶手劣迹遗臭万年。”在四烈士的棺木上还覆盖有旧中国的国旗，这件事的经过究竟怎样呢？原来这是同宿舍一位哲学系同学出主意要这样做，他就到联大总务领取了四面崭新的旧中国的国旗，并且将它们覆盖在四烈士的棺木上，而且就这样一直覆盖下去了，直到后来和棺木一起下葬在墓穴中。在灵堂西南边靠窗的阅览桌上有一只装满酒精的玻璃缸，里面安放着缪祥烈同学的一条断腿。那是他在12月1日上午在联大师院门口向闯入师院的国民党特务反击中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后据掉的。他后来担任云南大理专区卫生厅厅长。
四烈士停灵公祭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截止12月20日来到灵堂致祭的人数已超过15万人，而当时昆明全市的人口只有30万人。四烈士和昆明群众甚至全国广人群心连心的事实使反动派惶惶不安。难怪“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关麟征说：“学生的事情最不好办了，我对付学生这件事，比对付十万大敌还要困难，真伤脑筋透了！”
（三十六）四烈士出殡
1946年3月，在“一二·一”运动掀起的全国人民的争民主反内战运动的洪流冲击下，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内战暂时停下来了。四烈士治丧委员会才决定于3月17日星期天为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用抬棺游行的方式来进一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清晨，灵堂中的挽联、挽幛和新送来的挽联、挽幛，都逐渐排列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准备打着出殡。10时许，数以千计的群众，胸佩白色纸花和黑布纱，集合在图书馆前对四烈士作出殡前的公祭。大约11时左右，浩浩浩荡荡的出殡行列才陆续走出联大新校舍的校门。校门前用柏树枝叶扎起很大的一座牌坊，上面缀有“‘一二·一’四烈士出殡典礼”几个白色大字。出殡行列最前列打着“‘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殡仪”大幅横布额。接着有“自由儿女”、“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党国所赐”等大字木牌，每个大字由一位同学举着。殡仪主席团成员闻一多教授、吴晗教授等走在殡仪行列的前面。当时，四烈士治丧委员会分配我担任摄影，一路上拍摄了不少群众性的镜头。出殡行列经过昆明西站附近，然后进入昆明大西门，沿着青云街向东前进。惨案中英勇负伤心而失掉一腿的缪祥烈同学也是主席团委员，他由人力车拉着随灵车前进，他的形象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烈士们的灵柩安放在4辆灵车上，由同学协助板车工人拉着前进。灵车上还树立着烈士们的四大幅画像。灵车前另外还有装有烈士照片的遗像亭和写明某某烈士的横额。昆明市的人民万人空巷地出来送殡。虽然，当时反动政府发出了强迫商店“自动闭门，以求抗议”的指令，可是昆明市民反而普遍地走上街头以加倍的悲痛肺炎悼念烈士和抗议暴行，出殡行列经过正义路、金碧路和护国路等闹市，群众多得挤满了街道两旁。特别是经过金马碧鸡牌坊和护国门时，街道上拥挤得几乎毫无隙地。出殡行列只好十分缓慢地前进。一路上，相隔不远就有昆明市民设立的路祭台，进行路祭。宏伟的护国门布置得最为肃穆，四烈士遗像高高悬挂在铁门上方的柏树枝中，大门两旁关闭着的另外四扇大铁栅门上饰有“党国所赐”四个大字，直径2米，用雪白的棉花扎成，围以柏树枝叶。门柱上挂有用棉花扎成的“英灵播下民主种，鲜血散开自由花”一对挽联。四烈士的灵车和一千多帐祭幛、挽联、挽歌、漫画等，充分而有力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决心。出殡行列走遍昆明的主要街道，然后出小西门，沿环城马路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东北角的烈士墓地，已是下午五时许了。
（三十七）四烈士公葬典礼
四烈士墓地南边入口处用柏树和白纸花扎起一座牌坊，上面的文字是“‘一二·一’殉难烈士公葬典礼”，昆明群众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战斗的四烈士公葬典礼。
墓地北面的大石碑虽然已经树立起来，但还来不及雕刻，临时用写在素蓝纸上的“民主种子”四个白色大字贴着，花圈围满墓地，参加葬礼的群众挤满在墓前的草坪上和墓后的黄土坡上。举行公祭典礼时，查良钊教授为主祭人。
宣读了《四烈士葬仪祭文》，其中说到：“我们誓以最后一息向反民主的势力斗争！”“安眠吧，勇士！”宣读祭文后，送葬群众向四烈士灵柩行三鞠躬礼，默哀，灵柩入圹，倒入石灰，唱挽歌，放鞭炮和奏哀乐。
这时，司仪虽然已经宣布了公葬典礼告成，可是送葬群众并没有散去。公祭主席团成员闻一多教授沉默良久才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群众说：“我们一定要继承四烈士的遗志，向反民主的势力斗争到底。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海角，我们要追他们到天涯海角！”
公祭主席团吴晗教授也在墓台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致词。他指出：“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我们要牢记这个地方，增强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并把它作为我们指路的路标。”他指着四烈士墓碑上的“民主种子”四个字，说：“四烈士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不久，将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到我国民主的圣地去（这里是指延安—引用者）。”“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祖国西南的角落上也有一块‘民主圣地’！”
四烈士的葬礼不是在默哀中结束，而是在高举如林般的拳头喊出雷鸣般的口号声中结束的。“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特务组织！”“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等等口号响彻联大的上空。
（作者 张友仁 是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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