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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张友仁

2013-04-02 |

 

(一)保送入西南联大 

我生于1923年,1942年1月在浙江省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当时,由浙江省教育厅派官员到浙江黄岩灵石举行全省高中毕业生的会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免试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育部批准了我的志愿。由于战时东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断绝,我请黄岩籍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替我保留学籍一年,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43年秋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入学后,老同学告诉我,在中国学了航空工程,毕业以后,也不能自己制造飞机,只能在美国运来的飞机零部件上加工组装。而且要在这加工飞机零部件的工厂工作,首先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那时是不愿参加国民党的,所以就想转入经世济民的经济系。

於是我打报告向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石先教授要求转入经济系,杨教授是主张科学救国的,他批示:“不准”。

我又向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申请转入经济系,这时适逢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赵抟教授(他和陈岱孙教授、陈序经教授轮流担任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路过李继侗教授的办公室外,赵抟教授同李继侗教授说:张友仁想转入经济系,他是经济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请你帮助给转一下吧!於是我就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了!

(二) 陈岱孙教授

     陈岱孙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任教长达70年之久。他自称: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我自从1943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做他的学生,到他1997年逝世,长达54年,受到他温暖深切的教导。他是我国公认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长和经济系教授、主任。清华大学派他到湖南长沙等办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确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认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反对通货膨胀,反对腐败,等等。

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他是经济系主任。我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原来是萧蘧教授担任的,不久萧蘧老师出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课非常认真清楚,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政学课程。他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打下西方经济学的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份。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共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胜利后回到北平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他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文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

“文革”中全国的干部都在学习《反杜林论》。可是对于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该书第二篇第十章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章,视同天书,全国无人读懂。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均告阙如。直到他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楚愿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全国干部学习的困难。

他治学严谨,对《反杜林论》一书中恰切的评价,而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本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的见解,反映了陈先生的胆识和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先生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从这本书的科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三) 周炳琳教授

     周炳琳教授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业等世界著名大学。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7年8月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内,签发文件,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女士是长沙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北大之迁长沙和她有关。1938年1月又签发文件,将临大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11月13日联大常委会决议聘周炳琳为教务长,由杨石先暂代。12月5日周炳琳竭力推荐潘光旦为教务长,他本人则在经济学系任教授,开设“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法科研究所所长。1944年陈序经教授赴美,辞去了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联大聘请周炳琳为法商学院院长。他还是联大教授会的成员并且多次担任教授会主席。

在联大,周炳琳教授经常应邀在校内讲演。1942年4月讲《战后经济秩序》,11月12日讲《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时代意义》,1944年5月4日讲《五四运动》,5月26日讲《宪政中的经济政策》等等。那时,周炳琳是国民参政员兼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每次在重庆开参政会回到昆明,同学们都要请他作报告,讲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1944年10月2日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归来,在联大作《我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的报告,介绍参政会上民主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情况。在参政会上,他曾力主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反苏。当参政会通过一项由顽固派提出的恶毒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而迫使中共代表愤而退席时,周在会上指出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并于会后邀约部分参政员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表示慰问。他在参政会上还曾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区“政治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顽固派的参政员则大叫大骂,攻击他是“诋毁元首”。1946年国民参政会迁回南京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

周炳琳教授和联大许多进步教授一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后期,1946年春,周炳琳担任停战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五·五”宪法草案审议会专家,同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等多次在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

联大常委会本由三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经常由周炳琳代理,张伯苓长期不在昆明,由陈序经代理。常委会主席则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9月梅贻琦主席赴重庆出席教育复员会议。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在周炳琳代理联大常委会主席期间,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周炳琳等受教授会委托,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罪状。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教授会还委托周炳琳同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一起,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控诉屠杀师生的党政军当局。在12月14日的教授会上,他的罢教7天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教授们的赞成,并且通过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12月11日梅贻琦在重庆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会晤中,朱十分紧张地告诉梅,国民党政府准备解散西南联大。12日晚8时梅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赶回才盛巷与周炳琳等长谈,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家。后来,他又多次与周在一起长时间地研究工作。他们力图保存西南联大,希望同学早日复课,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极为重大。15日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由梅贻琦、周炳琳等讲话,劝告同学于17日复课,不复课则有联大被解散的严重后果。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19日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冯友兰、赵抟教授一起草拟劝导同学复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其中写道:教授会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对于非法禁止集会禁令,教授会已推举三位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仍望同学于20日照常上课。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抟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在这以前,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已被蒋介石以“防范未周”为理由,令其“停职议处”,并于12月8日宣布由霍揆彰继任云南警备司令。12月24日“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被调离昆明。同日,梅贻琦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然后,1945年12月25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言自即日起“停灵复课”,并继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将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到底。这就使蒋介石的解散联大等“最后处置”的计划无法实现。到此,“一二· 一”运动告一段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在这以前,西南联大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委员,并请周炳琳为召集人。6月周到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重庆的联合招生工作,7月18日他惊悉闻一多教授被刺殒命,极为愤怒,当即致函梅贻琦:“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他又与复员途径重庆的联大教授们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致电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并祈从速办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将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受到广大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与拥护。 

(四)赵抟教授

抟教授,号廉澄,1897年生于浙江杭州。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3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北京大学当时最高的学衔,也是最高级别的教授。后又被任为经济学系主任。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在经济学系任教。1938年春,临大迁往昆明,他担任旅行团团长,同部分中老年教授一起,经桂林,出镇南关(今友谊)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

1938年3月临大改称西南联大,赵抟仍但任经济学系教授。他讲授必修课“经济思想史”和两门选修课,从“商业循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经济思想”等课程中每年选出两门讲授。在国统区的大学里正式开设“社会主义”课程是十分罕见的。这门课程中,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篇章和内容,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听课,同时,他还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担任研究生导师。1944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赵抟受聘讲授英语,直接为抗战尽一份力量。

在联大,除教学之外,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专著《欧美经济学史》一书的初稿,就是在滇南的鹅塘完成的。这一时期,他还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经济工作要“竭力为最大我数人民谋最大福利”,“务使人类之最大多数,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最大量的幸福”。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作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是“买办政治的财政”,经济是“官僚资本的经济”。他公开主张:“集中力量,铲除买办政治的财政与官僚资本的经济。”1945年10月15日,他在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战后之中国”系统讲座上讲“战后的复员问题”。

在昆明,他和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济学系有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都竭力支持,有时甚至拿出现金资助旅费。记得陈忠经学长等就得到过他的支持。1945年暑假,他曾应同学们的邀请到澄江县抚仙湖畔,指导同学们作地方经济调查。

“一二·一”运动中,他对同学深表同情和支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前往四烈士灵堂致祭,并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和挽联,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送的挽联全文是: 

“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的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

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在教授会上通过了罢教一星期以响应学生罢课的决议。后来,在联大面临被当局“最后处置”(解散及其他)的危险时,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上,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在12月9日的教授会上,推举他和周炳琳、冯友兰一起草拟《教授会告同学书》。还推举他们代表教授会,往见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取消禁止集会之禁令。

1946年初,北大复校,他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讲课之余,他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以抨击。文章内容包括:“打倒官僚资本,实行经济革命”;“平均财富分配”等等。他撰写的《欧美经济学史》学术专著,1949年初在上海正中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登上接往南京的飞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北平解放后,他主动开设新课程,还聘经济学界的进步人士来经济学系任教。从50年代起,他从事大型学术专著《披沙录》的编写工作,写成初稿约600万字,后经修改压缩为300万字,前二卷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等媒体认为它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

钱家治先生是赵抟教授在浙江杭州杭府中学任教时的校长,他的儿子钱学森早年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曾请赵抟教授为他补习中文和英文课程,又请赵抟教授的夫人骆涵素教授为他补习数、理、化课程。

1981年钱学森等在他任教50周年之际,写道:“赵抟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埋头著书,锲而不舍,对于中西学术思想之源流,俱有精湛的著述。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在祖国经济科学的教育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在他年事已经很高的时候,仍夜以继日地从事《披沙录》最后一卷的定稿工作。不幸脑病发作,于1986年12月逝世,终年90岁。他为我国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五)朱自清教授

我在西南联大一年级必修的“大一国文”课程是朱自清老师(1898—1948)教的。他曾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我的出生地驿亭镇五夫村附近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教书,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大一国文”的教室是在昆明城北郊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东南角的一间教室里。他讲课十分简洁清楚。我还听过他的“宋诗”课程。他说宋诗的特点是淡泊宁静。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教授1946年夏遭暗杀后,朱自清教授负责编辑《闻一多全集》。我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听闻一多教授的政治性的讲演的记录稿整理后寄给吴晗教授转给朱自清教授编入《闻一多全集》中。这些讲演稿非常重要,都是原来没有收集到的,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引用了这些文章中的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宁可忍受生活困难也不买廉价的美国救济面粉,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操。

1948年夏,他听从台湾来到他家的客人说,在台湾盲肠开刀是小手术,没有问题。他也就到医院开刀割治盲肠,不意竟大出血致死,死后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西墙内。

(六)闻一多教授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我常去旁听闻一多先生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我原来想象中的超凡脱俗的诗人,而是雄狮般的斗士。我和裘昌淞几乎一次不落地去听闻一多先生狮吼般的讲演。我曾将他的几次重要的政治性的讲演词记录下来,交给吴晗先生收入《闻一多全集》之中。我参加的一个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聘请闻一多先生担任导师,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

一天下午,我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的小门内,看见敬爱的闻一多先生从东南门外进来,我们十分高兴。他的胡子已经剃掉,身穿棕色长袍,劲围浅色围巾,围巾的一头垂在胸前。显得十分精神。

我们笑着和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我们给你照张照吧!闻先生也很高兴地说:好的我们就以厕所为背景,给闻先生拍下了这张没有胡子的历史性的照片。

为了闻一多先生的安全,我们经常在夜间他讲演后,护送他回家。有一次深夜,同学们护送他回西郊昆华中学。出大西门时,被守城的云南籍士兵所阻挡,我们让云南籍的同学出面说明:“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的!”才得通过。意想不到的是,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我们离开昆明后,闻一多老师惨遭特务杀害,血染翠湖之滨。

                     (七)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教授(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经留美学务处派遣第一批留美,获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再次赴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回清华任教,1926年起历任教务长、代理校长。1928年派往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1940年获美国吴士脱理工学名誉博士学位。

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是三位常务委员之一,由于另外两位常务委员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昆明,所以梅贻琦是实际的常委会主任委员。

梅贻琦教授于1945年9月8日致周炳琳教授函:

“梅荪我兄:

琦此次赴渝,约须二十天,如得便往北平一看,则当须延十余

天方能返昆,联大校务,此时诚不宜久悬,拟请吾兄暂代常委职务,

此事琦所请,当与北大校委代表等问题无关,千祈勿却。明日如

赶得及,当来才盛巷[周炳琳寓所]一谈,否则待返昆再谢矣!匆此

不尽,顺候

晚祺!

弟 贻琦

[1945年]九、八晚”

周炳琳教授于1945年9月9日当即复函梅贻琦教授:

“月涵先生:

今日午后五时奉到作晚惠函,悸惊无似。此事弟决不能承,特

来书面恳辞,只讲人情亦望老兄勿下此毒手。住在才盛巷,要天天

到校,即此一端就要弟的命,务恳另想解决办法。光旦[潘光旦]与

芝生[冯友兰]一为教务长,一为首席院长,令他们二人中有一人承

之较为顺理,而渠等均往在这一角上,到校亦较易也。顺候

晚祺!                                        弟 炳琳敬留

[1945年]九月九日晚”

(八)蒋梦麟校长

     蒋梦麟教授(1886—1964),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他在1930年离任前签署部令:“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

1943-46年我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他正在重庆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秘书长,他同时还想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与他手订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章程相违背。于是遭到教授们的极力反对。

我在1934年在北平育英中学读书时,曾用一元银元买到他编印的《中国地图册》。

在云南昆明市,他在才盛巷北京大学办事处占有三间楼房,但从来没有看见他来住过。那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免费提供的北京大学办事处的一部分。那是二层的砖木结构的一排房子,龙云主席自己住在西端楼下第一间,周炳琳教授往在楼上东起第一间,楼上东起第三间是朱物华教授住,他是朱自清教授的弟弟,后来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楼上东起第四间是经济系主任赵抟教授的住室。楼上东起第五、六、七这三间是蒋梦麟所占用。

蒋梦麟校长有一辆兰色福特小轿车,是龙云主席送给他的。起初由他和夫人陶曾谷所用。后来就久久不用了。我看见它时,是停在才盛巷东起第一间楼下的后部,轮胎已经瘪了!

(九)汤用彤副校长

汤用彤教授(1893-1964)字锡号,湖北省黄梅县人。191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汉姆林大学哲学系,1920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方哲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1945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

早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时,在操场上我看见他头发已经完全白了。

1946年回到北京,他住在翠花胡同16号。那本是民国初年一所公园内原来卖茶水的地方,他的公子汤一介教授陪同我去看过,后来他搬到北海附近了。

1949年我在北京沙滩红楼后的北大民主广场主办讲演会时,使用北大工学院的“九头鸟”扩音器(有九个大喇叭的高强度扩音器,它在北大发出的声音在王府井大街都可以听到),收费昂贵。我到松公府夹道北大总办事处,他的办公室找到他,他用红铅笔在拍纸本上签上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不交费了。

1953年我们和北大各级领导在北大临湖轩招待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苏联专家古马青珂教授,我自己认为我只是一名教研室主任,人微言轻,迟迟不敢起来敬酒,他提醒我:该你敬酒了!

1954年北京大学评定教授工资级别时,我们将周炳琳教授评为高教四级。汤用彤副校长看到我们上报的材料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怎么搞的?并且将周炳琳教授提升为高教二级。

1964年他患脑溢血病重住在协和医院底层病房,我曾和北大多级领导一起前往探视。

                 (十)张奚若教授

张奚若教授(1889-1973),字熙若,陕西朝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学习,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又赴欧洲各国游学。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38年任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我在新校舍南区一教室听过他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在课间休息时,他在教室外持一拐杖散步。我们同学说:你看,他很像一位外交部长!

1946年1月13日下午张奚若教授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作了一次极为著名的讲演:《 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抨击反动政府不遗余力。

1949年全国解放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10月1日开国典礼上,他在天安门上和毛泽东主席等人站在一起。

后来教育部分为高教部和教育部两个部,他任教育部长。他自称我是“低教部”部长。

清华大学于1989年11月出版有《张奚若文集》以纪念张先生诞生100周年。

他的公子张文朴任我国驻加拿大使,1989年夏我访加拿大时曾前往看望,在大使馆门外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我曾经和他们讲述国内的情况,入馆后受到张大使的热烈欢迎热情款待。

                  (十一)吴晗教授

吴晗教授(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40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他在讲课时,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我在西南联大读一年级时(1943—1944),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是在孙毓棠教授教的那个班上,可是我却不听孙教授的讲课(在昆华北院北教室),去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课(在昆华北院教室)。

1944年春,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食堂的“监厨”时,同厨工一起到昆华北院的府甬道(原云南知府衙门南边的甬道)买菜时,看见吴晗教授也挎着一个篮子和秤去买菜。当我们买好菜要往回走时又碰见吴晗教授,他的篮子还是空空的。他和我们说:“菜都很贵呀!”

在昆明我听过他讲的《明史》课,他写了一本《朱元璋传》,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是毛鸿上校替他抄了一份。

1946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去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看望过他。他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畅谈他的生平。

1948年8月15日早晨,我在清华园内散步,碰见他了,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不意竟成为他的标准照,流传很广。

1948年旧西院12号的客厅里常常传出打牌的声音,那是用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的。我们在那时议论过,胜利后如何处置战犯的问题。有人说,把他炸死,有人说,这就太便宜他了,应该如何如何。

1949年北京解放后,作为老盟员,我们帮助他争取到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职务。

前些年,义乌市邀请我到义乌吴晗故居访问。知道他的父亲是浙军军官(浙江警备队的管带),驻军浙江石浦(就是电影《渔光曲》的拍摄地)。他在石浦生的女儿,起名为吴浦月。

我还敬谒过吴晗老师的墓地。在他的坟墓旁还有我题写墓碑的他的亲人的墓地。

               (十二)袁复礼教授

袁复礼教授(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1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士,曾与安特生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重要发现,后又到甘肃作地质调查,发现袁氏珊瑚。192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与瑞典合组的中瑞西北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发现二齿和袁氏龙等72具各类爬行动物化石。

在西南联大我是他《地质学》课程的学生,那时,地质学课程要求很严格,在实习课上要能够识别各种岩石和矿石,了解它们的结构、成份等等。

1950年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旗把萨板申村搞土地改革试点时,他正在包头市受骋为黄河河套边镫口发电站选择厂址时,在餐厅见到过他。他作为专家,早餐吃的是牛奶、黄油、面包等。

                (十三)秦瓒教授

秦瓒教授(1893—?),号缜略,河南固始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他的父亲曾任云南学政,学政衙门南边就是府甬道,后来成为副食品的集市,学政衙门就在青云街昆华南院旁边,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吃饭的军训食堂就设在那里。

秦瓒教授常常说:“我们堂堂的北京大学教授!”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是和他的建议有关。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财政学。

             (十四)冯友兰教授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州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伦理学》,是在云南知府衙门的后花园里,他站着讲,我们都站着听。

抗日战争期间写成《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等书。1949年后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巷本。他的全部著作汇集成《三松堂全集》。

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要定他为中央委员,他谢绝了,他说:我要是当了中央委员,就不便为你说话了。还是不当为好。在同一次会议上,周炳琳教授也拒绝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追悼会上,冯友兰教授写了歌颂周炳琳教授的长诗,挂在墙上,追悼会后就被人作为祭品烧掉了。

抗战前,冯友兰教授从欧洲回来,途经苏联,回国后讲了一些苏联的好话,不意竟被逮捕,押往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冯夫人急往向周炳琳教授下跪求救,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周炳林教授立即将他救出。事后冯友兰教授在书中写道:无事则短,有事则长。我在保定只被关押一、二天,却觉得有长达经年之感。

记得在西南联大时,同学们出的一张壁报上画着一幅学生的头像,嘴上锁着一把锁,锁上写着冯友兰著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等)书名。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军宣队逼迫他讲出北大同事们的一些经历,致使他们也受到军宣队的迫害。

              (十五)郑天挺教授

郑天挺教授(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留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并兼北京大学秘书长等职。

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我那时听过他开设的Z“明清史”课程和“中国史部目录学”课程。他有时在昆明才盛巷北大办事处办公。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他在沙滩松公府北大办事办公,我们去找过他商谈北大讲师助教们的福利问题。

                   (十六)毛准教授

毛准(1893—1991),字子水,浙江江山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门,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1946年12月31日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毛子水—他与北大图书馆》一文,批评他不买进步书刊。

1948年我在北大北楼筹办马克思主义图书展览。我看不懂古体(花体)的德文字,曾请他帮我辨认和挑选花体字的德文书。

1948年秋,北京解放前夕,他逃离北京。在他东厂胡同住宅附近碰到我,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他说他要走,可是洗了衣服还没有干呀!怎么办?怎么办?(那时还没有塑料袋)。

江山是历史胜地,我父亲在那里打过仗的。解放前我的同学江涵(文焕)在那里被活埋。前几年我曾去江山凭吊。

毛子水的故居在浙江山清漾村,现在保存完好,辟为陈列室,上堂正中有毛子水的雕像及他亲笔书写的“虚静怡淡”四字。

                   (十七)章廷谦副教授

章廷谦,字川岛,浙江绍兴人。

他是鲁迅的外甥。在周作人的著作中称他为:“川岛先生”。我起初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浙江绍兴人。

在昆明才盛巷的北京大学办事处,他是秘书,我曾看见他在那里办公。也曾见他在西南联大秘书处办公。那时他是中国文学系讲师。

抗战时期,他和女儿章淹都住在昆明北郊十里处的岗头村。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他住在地安门内纳福胡同21号。

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燕园,我常看见他手持白藤拐棍,在燕园内行走。

文革中,北大军宣队在东操场逼他承认某件罪行。他坚决不承认,并说:我如果有此事,天雷打死!

                   (十八)沈从文教授

沈从文教授(1902—1988)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文学家。

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大一国文》、《中国小说文》、《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创作习作》等课程。

  抗战时期,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副教授,我所读经济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都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的课。

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记得他讲起过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他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在邵阳壮烈牺牲。临刑前请狱友为她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狱卒奸尸。她牺牲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反动军阀!”等口号。此事后来被北大同学王实味写入《野百合花》文章中,刊载于延安的报纸上。王因此曾受到批判,直到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错误地处决,此事有关领导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对王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和许多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旧事,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上选购丝袜;蒋光慈、胡也频等1931年在上海龙华的牺牲;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其治丧工作;等等。1931他曾多方奔走,找胡适、找蔡元培、找邵力子、找陈立夫营救胡也频,而胡最终被害。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他和蔡元培、杨铨等3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去电行政院要求释放丁铃。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在课堂上和我们讲。

    他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了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这一行为在大学课堂中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以行动给我们这些不给女同学让座的男同学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和教育。

    沈从文教授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对于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他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叉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教授是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湖南的旧军队,次年成为上士司书,为湖南军事将领管理过图书和古董等。1923年脱离军队,1926年辗转到达北京报考燕京大学,没有被录取。他住在沙滩北大附近的小公寓中,到北大旁听,同时刻苦攻读几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流着鼻血仍坚持不懈,然后走上写作的道路。开始发表作品时,曾得到胡适、郁达夫(北大经济系讲师,教统计学)、徐志摩(北大教授)等人的支持。后来,他还曾写道:“我在《晨报》副刊、《新月》投稿,都因志摩关系。”(《沈从文1986年4月25日致孙琴安函》)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编《红与黑》、《人间》等文学刊物,参加新月社。1929年得胡适的聘请,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讲授“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在中国公学他认识了一位女学生张兆和,两人于1933年结婚。1930年秋他又到武汉大学任教,开设“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两门课。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杨振声校长于1931年秋,聘请他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33年协助杨振声先生编辑国文教科书。1934年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长达十余年之久。1939年任西南联大副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他虽然是自学成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可是他对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服饰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非常招人喜爱。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一位刘文典教授,自命为古典文学的大权威,他十分小看沈从文教授。有一次他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逃避敌机空袭遇到了。刘竟说“你也来逃警报呀!你也值得逃避警报吗?”人们听了都愤愤为之不平,而沈先生则泰然处之。后来,刘先生因经常不到校上课,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刘为此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申诉,梅校长查明情况后仍维持中文系的解聘决定。

沈先生家里藏有极为丰富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而且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有的同学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了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1946年秋,北大教授们从昆明回到北京。他入住沙滩中老32号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花园(现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红楼门前就挂着北京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两块牌子)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文学院朱光潜院长、法学院周炳琳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驷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我因为工作关系,常到那里去,也常和沈先生见面。

1948年夏,他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在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篇文章分二期在《新路》杂志(半月刊)1948年上发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描述颐和园和中国近代史的一篇极好的散文,至今没有超过它的。我想,在沈从文先生的头脑里装有一部活生生的我国近代的现代史。他写的小说也都是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和深刻的写照。

1948年北平围城中,他本无南下的打算,经过北大地下党人的工作,更加坚定了他留下的决心。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也拒绝登机。

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身体很不好,患有抑郁症,有时有幻听,有时甚至有幻觉,有一个时期不能教课,也不能从事文学创作。

1952年高等院校系调整时,他被分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同时调往历史博物馆的还有任副馆长的原北大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他曾主动作过讲解员的工作,我曾听过他罕见的历史文物,如西藏黄教的文物讲解得有声有色。

195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当选为文代会代表。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以微笑作答,可是事后并未写小说。

在历史博物馆,他用科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写出《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旧中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对新中国的文物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3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文化部交给他研究中国服饰史的任务,他认真对待。兢兢业业,于1964年就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图文并茂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空前专著的初稿。全书文20万字、图200幅。出版有征求意见用的样书,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缺。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此书不但未能公开出版,而且被看成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横加批判,并于1969年将沈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冬,他回到北京,他将书稿加以修改,交给领导审阅,可是在馆长办公室压了三年,又被退回。1978年,由于胡乔木同志的过问,沈从文教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修订这部力作。1981年此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受到全世界历史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从该书的写作看来,足见他的国学学识是极为深邃的。

(十九)戴世光教授

戴世光教授(1908—?)湖北武昌人,1936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数理统计硕士学位,1937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经济统计学。1938—1951年历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51—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统计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经统计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统计学讲话》(1957)、《世界人口统计简编》(1978)、《外国经济统计指标方法评介》(1979)、《世界经济统计概论》(教科书,1987)等。

在西南联大,我选过他教的《统计学》课程。那时他还开设《人口统计》、《经济统计》、《高级统计》等课程。

1943年10月,为了培训随军翻译人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在昆明设立译员训练班。戴世光教授主持训练业务。

                       (二十)费孝通教授

费孝通教授(1910—2005)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后赴英国、美国留学。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后回国。1938—1940年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1940—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4—1946年兼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后,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被取消,之后历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曾先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费孝通教授1936年在江苏吴江县江村进行家材经济的调查研究,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中译本于1986年出版)。1944和著有《禄田农村》、1946年著有《内地农村》、1947年著有《生育制度》、1948年著有《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他于1980年获得美国国际应用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1980英国伦敦大学授予荣誉院士,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他在西南联大开设《社会制度》、《民族学》、《社区研究》等课程。在西南联大我曾旁听过他讲的课程。在课堂上,他拿出一张彩色照片给我们看,那是赛璐珞的,上面有他和他的女儿在云南呈贡文庙红墙前的合影,红墙上有绿色的仙人掌。

在他晚年,我和北大校长们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为他召开的从教若干年的庆祝大会。

(二十一)马约翰教授

马约翰教授(1882—1966),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1911年毕业,1914年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先任教授,后来被罗家伦校长认为体育老师不能当教授,给他降为教员,罗家伦离任后,恢复为教授。

他给我们上课时说英语:

You young boys,Should exercise,exercise!

我那时候认为功课太忙,就找西南联大校医院的大夫开了个用拉丁文写的“心跳过速”的证明书免修休息,我就腾出时间做功课了。

1946年三校复员后,他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体育教授和体育部主任。

现在在清华大学体育馆旁,有他的一座大理石石像。

有一次年他骑自行车时,有一位年轻人在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不甘示弱,拼命追上了,可是得了感冒,并转肺炎,后来总算治好了。

(二十二)毛鸿上校

毛鸿上校是我1943—1946年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时的主任军训教官。

他给我们青年学生的印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虽然他那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一年级时,我们住在西南联大的昆华北院宿舍里,他经常来看我们,对我们像子弟一样的亲密。我们宿舍里的电灯泡坏了,他帮助给换新的。

在昆明,我们不断掀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密令加以镇压,他下面的几位尉级的军事教官,蠢蠢欲动,都被他压了下来。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从而,保护了同学,他本来该升为陆军少将的,他因此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以上校终其一生。

他曾同我一起在联大新校舍南院北门西边的一间教室里认真地听吴晗老师的“明史”课程。他还曾替吴晗老师将《明太祖传》抄录副本(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以备保存。后来此书出版时改名为《朱元璋传》。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抗战开始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周炳琳经手办理的《密谕》,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学校要内迁云南昆明,便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立“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行军前往云南昆明。这时,毛鸿上校任旅行团参谋长,团长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黄师岳中将。他们带领同学们和黄钰生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他是曾国藩的兄弟的后代)等一起,途经土匪猖獗的湘黔等地,安全到达昆明。

在昆明东郊,他们受到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南开大学杨石先教授、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马约翰教授们的迎接。队伍进入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成功地完成了千里跋涉、平安到达目的地的使命。这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周炳琳教授经办和发出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电文》,从而临时大学在昆明更名为永垂青史号称“民主堡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春,西南联大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平津后,毛鸿上校留在昆明,在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军事教官,不久病故于这个岗位上。

他身后萧条,师生们为他发起募捐,才得安葬于昆明东郊。

吴晗老师写了《毛鸿上校》一文怀念他。

我们永远怀念西南联大民主堡垒中的这位无名英雄毛鸿上校!

                  (二十三)吴大猷教授

吴大猷教授(1907—2000),广东番禺人。南开大学1929年毕业,留校任教授。1933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留校科研一年。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昆明时,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北大教授们在昆明北郊十里处的岗头村,盖茅草房子居住。他在《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中写道:

     “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炳琳]、杨[振声]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

在西南联大,李政道先在我班上作旁听生。后来李去做吴大猷教授的助手,帮助吴烧火,他技术不佳,弄得满屋都是烟。

1983年翻印出版的吴大猷的巨著《理论物理学》共计七册,就是请李政道作的序。

吴大猷对北大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67年以后他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对台湾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十四)沈履教授

沈履教授,字斋,四川人。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秘书长。

在西南联大,我见到他时任总务长。我看见他在操场上召集十多位工友训话。

在云南昆明,军事委员会举办译员训练班,他也在那里搞总务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燕园第二体育馆旁边,我看见学生批斗他。挂在他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国民党少将沈履!”

他的第一任夫人身材高大超过他,在昆明时同我的表姐周月英一起娱乐时,叫我给她们拍过照片。他的第二任夫人解放后长期住在北大朗润园第10公寓。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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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珮云、潘际銮、杨振宁、郑哲敏四位西南联大校友在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 102017.11

    西南联大的故事

    有关西南联大的书出版了不少。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学者们从史料研究出发作了分析和解读;联大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从师生自述、回忆以及小说中可以看到。

  • 152018.11

    关于征集联大师生《西南联大文集》的启事

    欢迎各位校友积极献计献策,参与编辑,提供信息,交流线索,共同促进这一系列文集的展开。

  • 062015.07

    张友仁校友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友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3日十六时零十二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 312013.01

    西南联大老师林家翘院士逝世

    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