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

1946年9月，父亲由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习，至1948年7月毕业。父亲在北大学习期间，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他以更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等运动中去。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史学系成为北大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

父亲的青春岁月正值人民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在北大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过着沸腾的战斗生活！

“青年人在艰苦的生活中经受考验和历练，度过的青春时光应该是峥嵘岁月！”

文革后，一度出现伤痕文学，又有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兵团戍边比喻作“蹉跎岁月”对这一现象，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每每父亲回忆他青春时代的生活片段时，他都无比振奋！他的这种热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子女和他周围的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他的热情总是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沙滩北大三院生活两年

北京大学于1946 年10 月在北平复学。 父亲住在北大三院宿舍(东城今沙滩大街)，父亲参加了进步刊物《希望》的工作。《希望》是综合性壁报，先后参加的有唐过（1947 年去解放区）、程水、戴淑娴、袁珊、俞琨、杨节（1848 年去解放区），邓悦龄也经常撰稿。《希望》在北楼地下室和大众社合用一间工作室，这是一个套间，大众社在里边，希望社在外边。两社合资买了一些图书，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和《震惊世界的十日》等进步书籍，有时还传阅《华商报》、《群众》和新华社的新闻稿。有些呼吁罢课等活动的大字报页常用希望、大众社联合署名。希望壁报影响最大的一期，是反美扶日运动中利用《晋察冀画报》剪贴而成的日军暴行专刊，壁报有的文章还被《北大半月刊》转载。

父亲他们之所以起名希望，是因为“希望”二字来自鲁迅语录：“希望是附丽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存在指的是党和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解放军，意思清清楚楚，问题是希望恰巧和胡风在上海办的刊物同名，又都以鲁迅墨迹为刊头，在肃反中引起不少麻烦，这是后话。

父亲说参加壁报工作大有好处。一是练笔，抄壁报字要工整，字体潦草无人看；二是练写，写得快、写得短，评论国内外、校内外大事，慢了不行，写得长也无人看，这对父亲他们学文学、写文章的人是很好的锻炼。后来办壁报的学生中，有的成为名记者、名编辑，父亲认为这些同学成功的秘诀可能在此。

父亲的挚友曾建徽叔叔，不仅是名记者、名编辑，而且也是新闻界的领军人物。曾建徽叔叔1945年至1949年在西南联大先修班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期间参加北京《中建半月刊》（进步刊物）工作。

父亲在三院两年一直住在钟楼（现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一所小平房，屋顶上有一座尖形小塔，内装一座小铜钟，由工人拉绳敲钟。可能从前三院也是学生上课的教室，这钟声就是上、下课的命令。父亲进入三院时，已全部改为宿舍，钟声只是父亲及学生们起床、吃饭、就寝的信号。三院另有工字楼、一字楼及礼堂等建筑物，也全部成为学生宿舍。钟楼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坐南朝北，共三间平房，外两间住的学生父亲不知是哪个系的，父亲和他们互不认识。中间为通道，后面为一大间房，用绳拉一布帘，将大房一分为二。父亲住在西侧，有一扇大玻璃窗，同住的为两位湖南老乡，一个是中文系的，另一个是教育系的。布帘东侧住了经济系学生，他们之间不互相往来，只是在一些活动中见过几次面，相遇时还点点头，但他们的名字，父亲都记不得了。

父亲每天从三院步行到沙滩北楼文学院教室上课，给父亲讲课的教师有郑天挺、向达、张政烺、杨人鞭、邓广铭、余逊、裴文中、赵万里等教授。每天和父亲同去北楼上课的有陈瑞麟（现名陈迹，曾任新华社外事部主任）、肖松（曾任中共北大地下党总支书记、华北学联主席）等同学，父亲和他们之间交往甚为密切，是同志、是战友。史学系的大部分学生，不在三院住，女生住在灰楼，男生住在西斋，新生住在四院。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的爱国学子，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系会主席

“24 日圣诞节之夜，北大一名女学生在东单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被两名美国水兵绑架到东单广场强奸……”。1946 年12 月26 日下午，北大三院大门内墙上贴出了一张小字报，父亲和同学们看后，无不义愤填膺。第二天，沙滩广场四周墙上贴满了抗议的海报。愤怒的火焰在同学们胸中燃烧。

28 日，父亲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肖松叔叔手里拿到一捆抗暴材料，叫他尽快设法将材料送到学生会去。父亲正准备动身，这时正巧曾建徽叔叔（清华学生）进城来看他，曾建徽叔叔年龄小，个头也不高，看外表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机智勇敢、头脑灵活、办事稳妥，父亲托他把宣传材料送去清华，他欣然同意。父亲抱着宣传材料从三院到骑河楼清华大学办事处，送他坐清华校车返校，生怕路上出事。果不其然，据后来曾建徽叔叔说，车子开到西直门城门口，碰上国民党守兵检查，他急中生智，将宣传材料放在汽车发动机右侧，随手用汽车上的一块破苫布盖上，才躲过了国民党守兵的检查。

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12 月30 日，父亲和北京各大学的同学在北大操场上结合，走出校门，冲向街头。游行队伍从沙滩出发，沿途高呼“严惩凶手”、“美军立即撤退”等口号。队伍特意经过协和医院，因为这是三人小组军调处执行部所在地，门外有美国兵把守，大楼窗户也有一些美国兵。游行队伍就冲着他们高“Get Away U·S Army!”

队伍到达东单广场，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暴大会，好几位女同学在会上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控诉，会场情绪十分激昂，四周围观的市民人山人海。这是自1935 年“一二·九运动”以来，北平沉寂了十一年（其中包括八年亡国奴生活），古城又一次听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怒吼！

“Get Away U·S Army!”在八、九十年代，我给青年人讲课，我曾在课堂上高呼口号，每当这时我总是要补充一句：“美国佬滚出去！”

1947 年春季开学后，史学系同学酝酿选系学生会。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肖松安排、推选父亲为学生会主席，一直到1948 年7 月毕业离校。

同时担任系会工作的还有陈瑞麟等。肖松叔叔是系会的“参谋总长”，经常出谋划策，父亲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常向肖松叔叔请教。如1947 年3 月，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延安。父亲和同学们心里很焦急，一天晚饭后便去问肖松叔叔。他说：“这是我军主动撤出延安，不管敌人怎么嚣张，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他还讲：“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的话使父亲豁然开朗，父亲也悄悄地向同学们中宣传。

史学系系会是当时北大最大的系会之一，也是一个很活跃的系会。父亲他们利用系会这个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同学和教师，多次组织郊游。还多次带头与兄弟系会联合，支持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发动的各项活动。

现在的大学学生会也是联系学生、教师及学院之间的纽带，学生会组织开展各项有益于学生身心的活动，陶冶情操，联络感情，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五四纪念活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组织者、参与者

为了提高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增强斗争的积极性，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北大地下党决定发动群众大规模纪念北大复员后的第一个“五四”。1947 年3月间文学院院会、各系会、各社团联合召开了纪念五四筹备会议，初步安排了纪念日程，并要求各系会社团加强与教授、员工的联系，请他们参加纪念五四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准备，五四纪念活动丰富多彩，从5 月1 日开始，由各系会、社团举办一系列晚会：科学晚会、文艺晚会、萤火晚会、经济晚会、历史晚会、体育扮演晚会、戏剧晚会等等（父亲曾任话剧后台主任），到5 月7 日晚会活动才结束。

全校三千余名师生，几乎都参加了活动。5 月3 日有史学会举办的历史晚会，历史系全体学生齐动员，父亲更是忙碌。请教授与学校联系，大都由父亲出面。这次晚会校外人士参加的最多。广场游艺室平台前聚集了六千余人，校长胡适讲话之后，为学生们所爱戴的许德珩教授讲演，他讲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号召青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教授周炳琳、容肇祖、樊弘讲了话。教授们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五四纪念活动给北大师生带来了团结和力量，不久北大便成立了院系联合会，这是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雏形，实际上行使学生自治会的职权，父亲应该是院系联合会的代表。

1947 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教育部经费少得可怜，全国各地的学生生活在饥饿、恐怖中，不断爆发斗争。

上海、南京的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喊出了“挽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4 月间，北平各大中学校出现了要求增加公费的自发斗争，中共地下党因势利导，于5 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

5 月8 日清华大学讲师助教二百八十人开会签名上书梅贻琦，申诉无法维持生活，要求予以援助。北大地下党发动师生响应。各社团在广场贴出大量的标语、海报：“我们的大米哪里去了？”“白面哪里去了？”“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5月11 日北大各社团带领二百余名同学向训导处请愿，要求以市价计算公费或配给食物。《希望》及各壁报社撰写文章，揭露饥饿是由内战造成的，论述反饥饿必须反内战。5 月15 日院系代表和社团负责人开会，提出增加公费和罢课三天的决定。接着，院系联合会成立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在17 日召开的院系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从19 日起罢课三天，并向当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等六项要求。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父亲是积极分子，他带领历史系全体同学的出席各种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5 月18 日下午，北大、清华、燕京、北洋等校自治会派出近千人的宣传队，在全市分头展开广泛的宣传，父亲参加了其中一个宣传队的纠察工作。宣传队在西单遭到了国民党派遣的“青年军”的包围和毒打。就在当天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护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命令各地当局对罢工、罢课、游行等“采取紧急处置，做有效制裁”。那一天，父亲担任宣传队的纠察工作，他回三院宿舍刚好遇上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肖松叔叔，他向肖松叔叔讲述宣传队员遭到毒打的情况，“大概有数十名同志遭毒打，重伤的已送医院”。父亲气吁吁地说着，并举起愤怒的拳头表示要继续战斗。

时隔40 年，肖松叔叔回忆当年的情景说，他约好党总支同志在女同学宿舍碰头，研究下一步的部署，没有听父亲详细叙述，然而父亲愤怒的形象，要继续斗争的表情，给肖松叔叔留下深刻的印象。

5 月18 日，反动派的疯狂挑衅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慨。当晚，北平各院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宿舍开会，不顾反动派的禁令，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会，并决定20 日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

5 月20 日，北平市城内外的大学、中学的学生和一些教授、讲师、教员陆续在沙滩广场集合，下午一时许，一只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沙滩出发，经东四、长安街、西单、西四丁字街，绕城一周，从景山返回沙滩，历时五个小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吼声响彻古城上空。

抗日期间，为了打通中缅公路，一批学生响应号召参加远征军当翻译，抗战胜利后回到学校复学。这一天他们身着米黄色卡其布军装、头戴钢盔，佩戴肩章领章，由一名当过少将翻译官的学生当指挥；他们喊着“抗日军人不打内战”的口号，打着“复员军人要求民主”的横幅，迈着雄壮的步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沿途围观的群众都为他们鼓掌。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时，城楼上挂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一位宣传队员把一张画有饿殍的人头像，上面写着“我们饿”三个大字的宣传画，张挂在华表上，聪明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饿殍人头像与蒋介石画像下面是反饥饿的学生游行队伍。

在游行中，父亲仍然担任纠察工作，队伍在行进中几次遭到阻拦和迫害，他对维持队伍的秩序、排除队伍前进的障碍尽心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游行队伍返回沙滩广场之后举行大会，正式命名沙滩广场为民主广场。有学生在会上提议把6 月2 日定为“全国反内战日”。

6 月2 日这一天，反动当局宣布全城戒严，实际上那天父亲及同学们只是在民主广场开了个会，请许德珩等教授和胡适校长到会讲话，就在这个会上，宣布华北学联正式成立，中共地下党肖松叔叔任主席。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期间，史学系、经济系和法学系的一些同学成立了“五月社”，成员多数是“一二·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推举吕铮为负责人。“五月社”的成员是学生运动中的勇敢战士，1948 年4 月7 日北平警备司令部要逮捕12 名北大学生中，就有4 人是“五月社”的成员。

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当时蒋管区一次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博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北大、清华、燕大的教授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正义行动。讲师、助教、职员、工警宣布罢教、罢工三天。全国其他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浪潮，一浪高一浪兴起，形成了向反动统治进攻的第二条战线。

营救被捕同学，朝阳大学联络员

北平“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进入全面进攻。反动派则更加疯狂地迫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学生自治会各种校外活动，禁止各校学生自治会之间的联合。1948 年3 月竟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条例”、“战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并建立特种刑事法庭。根据这些条例，反动政府可以任意逮捕革命者、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交特种法庭处治。

1947 年内北大有好几个学生被发动当局逮捕，如吴谟、孟宪功、李恭治、宋国柱、邓特等人，中共地下党肖松叫父亲及系学生会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同学的活动。邓特是政治系二年级同学生，他主编了一份壁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是从三院到红楼上课途中被捕的。史学系会由父亲署名与政治系、经济系、中文系、西语系、哲学系六系会负责人联名两次（1948 年2 月15 日和19 日）致书胡适2，要求胡适以校长身份设法释放邓特。父亲和陈瑞麟还几次到孑民堂校长办公室找胡适，他都外出，由他的秘书邓广铭教授接待，答应将父亲他们的要求转告胡适。一天，在上课之前，父亲和陈瑞麟到东厂一号胡适门口外面等候，正遇胡适准备乘车外出，父亲和陈瑞麟上前拦住汽车，向他提出释放邓特的要求，要求他出面保释。在各方的努力下，迫使当局以“保释就医名义”释放邓特。

邓特在狱中备受酷刑，身体多处受伤，送医院治疗。父亲和陈瑞麟代表史学会去医院探望。邓特病房有特务看守，每个前来看望他的人都要登记，父亲和陈瑞麟也先履行了登记手续，对邓特进行了慰问。邓特非常感动。

1948 年3 月12 日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举行欢迎被捕出狱学生——政治系邓特和史学系宋国柱大会，会上，邓特慷慨激昂地揭露反动派摧残他的暴行，学生们悲愤异常，不少人流下了热泪。“反对迫害”、“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此起彼伏，形成了一场生动的反迫害斗争大会。父亲安排张守常叔叔（清华大学教授）发言。因为这天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张守常发言稿中有“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会使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是民主广场，而不是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国民党政府定在3 月29 日召开“行宪国大”，那些“国大代表”正闹得乌烟瘴气）。这些话当时有报纸报道过。这也是和父亲商量并经他同意的。张守常每次发言，父亲要交代主旨，商定后由张守常去发挥。

一些比较要紧的话，还要向父亲请示。中共地下党通过对学生组织的领导，来实现对学生群众的领导。

北大学生会为了加强与北平各大、中学的联系，以便在学生运动中统一行动，提高战斗力，派出联络员联系各大、中学，父亲被派到朝阳大学当联络员。朝阳大学的进步力量较弱，开展工作比较困难，父亲去朝阳大学时只能固定找某个同学联系，传达学生运动中需要联合行动的问题。朝阳大学位于东直门内海运仓，离沙滩较远，交通不便，父亲为了当好通讯员，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学会骑车，来往北大与朝阳大学之间就方便多了。但是父亲刚开始学骑自行车，骑车技术很差，顾了踩脚蹬就忘了捏闸，摇摇晃晃也就骑车上了街。一次，北大学生会与华北学联在沙滩民主广场举办“千人大合唱”活动，邀请各大学选派同学参加，要父亲将邀请函尽快送去朝阳大学。父亲急忙骑车直奔朝阳大学，到了南小街，拐了一个弯就是朝阳大学，正在拐弯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迎面而来的挑担小贩的一筐枣撞翻了，小枣洒得满地都是，小贩冲父亲大声嚷嚷。父亲急忙下车检枣，忽然来了一群小孩，父亲心想这下可遭了，孩子们把枣给吃了，那该怎么办？哪知道这些孩子都是来帮助父亲检枣的，他们小心翼翼把枣筐里，小贩就什么也不说了。父亲急忙骑车去朝阳大学送信。父亲真是感谢这群

可爱的孩子，不然就误事了。

保卫华北学联的突击宣传，“十二人事件”与夜间站岗

父亲参加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1948 年3 月29 日，北平各报纸发表了反动当局查禁华北学联的信息，居然说华北“学联”是“伪组织”，应予“取缔”。这件事使北大同学极为愤怒。华北学联是华北学生自己的组织，是华北学生的战斗司令部，反动派要查禁华北学联，说明他们十分害怕华北学联。因此，北大学生会发出“保卫华北学联”的号召。4 月初的一个下午，北大学生会宣传部召开积极分子紧急会议，提出组织宣传队，分散到全市各主要街道去，在同一时间用突击的方式散发保卫华北学联的宣传传单。父亲和同班女同学张克俭（曾任天津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分配到地安门外大街。她将传单装在书包里，从沙滩出发，父亲推着自行车，她步行前往。他们边走边说话，好像相好的朋友在散步一样。地安门外大街南口路西有一个国民党警察所，父亲把车停在警察所门外马路边，一只脚踩在马路沿上，另一只脚踩在自行车脚蹬子上，装作等人的样子，但眼睛直瞪着警察所的大门，注视着警察的行动。只见张克俭进入一家商店，从书包里掏出一张传单，送到柜台上的伙计手里，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接着又进入第二家商店，如此一户一户地散发保卫华北学联的传单。父亲一直担心地等待她，直到她把传单全部发完。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顺利返校。这个场面和现在电视剧一样，真是神奇的故事、惊险的画面！

完成了一项工作，父亲又接到新的任务。1948 年4 月7 日凌晨，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打电话（当时胡适校长在南京参加伪国民大会），要求北大交出12 名学生送特刑庭，否则警备司令部将进校抓人。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来到民主广场。北大自治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围成人圈，将12 位同学围在中间。大家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坚决抗议警方到校捕人，并表示不惜以鲜血来保卫12 位同学。北大教授会、讲师助教会都开会支持学生，抗议非法传讯。

学校当局也反复往返交涉，一天就这样在僵持中度过去了。晚饭后，中共地下党肖松叔叔对父亲说“三院晚上应有人站岗，要警惕反动派搞突然袭击。”“12 名同学住在西斋、红楼，如果西斋、红楼有事，三院要立即支援。”于是父亲和陈瑞麟等人在同学们熟睡之后起床，每人手拿一个脸盆和一块砖头，在三院周围内来回巡逻，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用砖头敲打脸盆，将同学们唤醒，投入战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父亲及学生干部高度警惕，北大平安度过了危险期，师大却发生了“四九”血案。

4 月9 日凌晨，一批特务手持凶器，闯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打伤10 人，抓走8 人。愤怒的师大学生当天便前往新华门前静坐示威，抗议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各大学自治会也紧急动员，组织学生到新华门支援师大学生。在北平行辕交涉时，把不许传讯北大12 名学生也列入要求。经过一整天的斗争，直到深夜，当局才被迫释放8 名师大学生，也应允不再传讯北大的12 名学生。于是“十二人事件”也就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终了。团结就是力量！学生们懂得了唤醒民众、同仇敌忾的意义！

改变斗争方式，青年会图书馆管理员

1948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猛烈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反动派越临近灭亡，越变本加厉镇压革命群众。蒋介石亲自出马在“第二战场”开刀。蒋管区各报大肆叫嚣，要消灭“共党间谍”、消灭“职业学生”等等。

随着斗争的深入，中共地下党改变了斗争方式，由校外转向校内。1947 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作垂死挣扎，悍然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禁止学生罢课游行。北大校门外墙上写有“打倒北大解放区”字样（北大被称为解放区），学生运动有随时被镇压下去的危险，北大学生会不许走出校门活动，外校学生与不许来北大集会。地下党肖松叔叔告诉父亲：“既然当局不许我们走出校门，那么我们就改变斗争方式，在校内搞活动，吸引校外人士来参加。”于是史学会和中文系在1947 年年底联合举办《北大校史展览》，1948 年5 月史学会又单独举办《五四史料展览》。在《五四史料展览》展出那天，父亲他们出了专刊，上面登载了由父亲编写的《北京大学校史大事记》，父亲把1937-1946 年西南联大史写入了《大事记》，指出“五四”、“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五·二○”等一系列学生运动，是北大学生一脉相承的光荣爱国革命传统。在《五四史料展览》展出那天，展出了全部《新青年》杂志，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写的许

多篇文章。前来参观两个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中学生。就这样，父亲他们没有走出校门，却向群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6-1948 年间，父亲及同学们在经济生活方面十分困难，每月领的助学金勉强度日还填不饱肚子。这时北大学生会组织勤工俭学活动，父亲报名参加，被分配到金鱼胡同东口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任管理员，每星期去一个下午值班，每月有点补助，供买本、笔墨之用。

这是一座小型图书馆，它藏书不多，且多数图书都与宗教有关，然而父亲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图书馆每月有一点点购书费，由管理员使用这笔书费购买图书。管理员都是北大学生，大家决定用这笔购书费购买进步书刊。父亲他们陆续购进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并且积极向借阅者推荐，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他曾向一名中学生推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不放弃每一个宣传革命道理的机会。这个图书馆便成为父亲他们播撒革命火种的一个小据点。

“反美扶日”大游行中的纠察队员，输送革命青年去到解放区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无视盟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1948年5 月19 日，美国甚至悍然宣布扶植日本的徳雷柏计划，激起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公愤。中国学生，首先是上海学生明确提出了反对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的口号，全国学生和工商界纷纷响应。1948 年6 月19 日，在北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按照华北学联的计划，这次活动分为东、西、北三路，最后集中。

北大沙滩区和中法等校是东路。父亲在东路游行队伍中仍担任纠察，他骑着自行车，先行探路，因为许多重要路口，反动当局早已增派警察把守，不许学生通过，父亲他们只得绕行。北大游行队伍从沙滩出发后，经过东四、准备南行到东单，这时父亲已骑车到东单，发现有大批警察拦住去路，立刻返回游行大队，向领队报告东单走不通。

领队当即决定，队伍改从东单三条穿过，到达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南口也无法通过，队伍只得北行到金鱼胡同西口，准备西行到南池子北口与西、北两路游行队伍相会合。这时，从东华门大街警察所冲出一支扛枪的警察队伍，拦住路口，一字排开，卧倒在地，装上子弹，瞄准北大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的学生为了避免伤亡，纷纷卧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位身着美军翻译官军服的军官发出命令：“枪口朝上”，所有的警察都以为这位下命令的长官真是他们的上级，一个个都把枪口朝天。

父亲正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定睛一看，原来这位军官是一位北大参军复员的学生。

风暴果然来了，1948 年8 月8 日反动军警特务，密布北大周围。19 日北平各报纸登载了反动派要逮捕审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名单二百五十人，随后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名单，共要逮捕审讯四百六十余人，其中北大二百四十余名，占第一位。

北大党组织，早已料到这种形势，而且早已安排一些学生，有计划地转移到解放区。1947-1948 年，反动派公布要逮捕的学生都已经转移到解放区。因此学生们对反动派这一猖狂行径，镇定自若，暗暗地发笑。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曾积极协助一些进步学生奔向解放区。

一些学生到解放区去，是悄悄地走了，有的走的时候被接近的学生知道了，大家就欢送他。北大哲学系黄福臻，是父亲中学时代的同学，他要去解放区前父亲他们七、八人欢送他，并在三院门前合影留念。

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生曾宪章是父亲的中学同学，一同参加了1945 年的“一二·一”运动，他要去解放区，父亲带他找到“五月社”负责人吕铮，经过详细谈话，同意送他去解放区。吕铮告诉他：“先去天津，在约定的时间到天津南郊离城不远的一座石桥，桥言上坐着一个戴眼镜低头看报纸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左手持报，又改为右手持报，起身朝南走，你什么话也不要说，跟着他走。”这样曾宪章就进入了解放区。

消息不胫而走，一天下午，有两个不相识的上海约翰大学学生到宿舍找父亲，他们说：“有人告诉我们，到北大找到彭庆遐就可以去解放区。”父亲感到很吃惊，经过仔细谈话，才由“五月社”联系，把他们送到解放区去。

凡是去解放区的学生，由父亲他们准备一张身份证明，一般都将学生身份改为小贩。为了避免查出笔迹，填写证明时，父亲不敢找北大的学生，而是请清华大学的曾建徽叔叔代为填写。父亲工作细致、稳妥，一度传为佳话，深受被送学生的赞许。

父亲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系列的学生活动，度过了丰富充实的北大沙滩生活，在革命的熔炉中经受了锻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上，工作战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