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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学科的命运——王康教授的社会学生涯

2017-03-14 |

编者按】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顾问,离休干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12日3时4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王康教授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曾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教,武汉中华大学社会学讲师、教授,中南青年出版社总编辑。1979~1982年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总干事,1980~198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会学史编写组主编。1983~1985年兼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1990年起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康教授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学重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下采访原载《中国政法大学校报》2006年11月,录音文字整理:叶耘、李佳凝、鄂璐、路斌、李雪

求学经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记者:当时您是怎样选择社会学的呢?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来学习呢?

王康:那是我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的选择。我这个人从小喜欢乱翻书,我在贵州上高中时,学校的图书馆有很多书,各种门类的都有。我就都看,那时候不喜欢看小说,就看一些俄国社会主义史啊这样一些书,看这些书就对社会学有了一些印象,就觉得挺好玩的,产生了兴趣。当时西南联大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学系,是历史社会学系。当时北大,人大都没有社会学,就清华有,而且人很少,就陈达,潘光旦先生几个人,费孝通先生到联大是很晚的。后来到了41年的时候,历史系与社会学系分开了。这时候系里的教授就多了一些了,一共四个教授:陈达、潘光旦、李之清、吴建麟,另外还有两个助教,但是助教是不讲课的,与现在的助教不同的。

陈达先生教人口问题、劳动问题,潘光旦教思想史,李之清教一些如农村问题等的杂课,吴建麟是教社会学原理。当时吴先生开的课都不受欢迎,他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但他的教法太陈旧。几个大牌教授都很受欢迎。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那个时候,社会学溯源就是在清华的,北大还没有社会学系。费孝通是1944年回到清华的,那时候陈达先生去美国了。潘光旦负责,他对费先生印象很好的。当时费还在云大,潘先生就把他请过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了,他教什么课我就记不得了。

记者: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求学经历,能详细讲一讲吗?

王康: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选了38学分的课,当时我的社会学原理学得很好,95分,全班第一。陈达先生对我肯定没话讲。生物学6学分,逻辑学6学分,我考得不好,正好三分之一。潘先生是个好人,因为我主科念得很好,他要推举我去,和主管说你把一个优秀学生打成留级学生。当时主管老师是个著名经济学家,他人也很好,但很顽固,说功课不过就得留级,不管是谁。我就还没正式毕业,要留级嘛,也没法保送,也不能当助教。当时费孝通就在云南大学。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办报了,是昆明那种小报,叫做《自由论坛》,是一种周刊,也是接收来的。原来的主持人是一个三联团的人,可以说成内部矛盾了,上司把他赶走了,这个刊物就垮台了。(原来是〈生活早报〉的刊物),我们就把这个刊物接收过来了,改成了《自由论坛》。费孝通当时住魁阁,每个礼拜进城三个下午。我的刊物就在云大门口,他每次进城都来喝口水,有时写写东西,还和我们吃个饭。

记者:您当时求学的条件是怎样的?

王康:上学的时候啊,最犯愁的是吃饭问题。当时高中生也是不好找工作,上了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就好一些。学校里就是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国民党够腐败了,但对待教育还是很好的。当时吃饭是一个大事,当时我们很穷啊,经常吃不饱,联大也很穷,整个学校都是茅草房,没有一个大楼,操场下面有时还有坟地,整个学校就是在坟地上建起来的。

当时还有一件趣事。有一个清华毕业学长,和我一起办报的,当时没地方睡,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把办报的纸铺开,是那种土纸,就睡在纸上面,很软的。魁阁快结束了,他就推荐我到魁阁去当助教。我就这样进了云大,44年到魁阁去了。这段时间我的保送还有效,过了两年我又到清华研究院去了。后来我到清华以后,开始很兴奋,后来体质检查,发现我有肺病,解放前有肺病是被宣判死刑的阿,没有药治嘛,我在清华待了两年,挺惨阿。还好可以写点东西,拿点稿费。慢慢写点书啊,稿费也拿多一点,改善一下生活哈。

记者:您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哪位教授?主要学习什么方向呢?

王康:我当时的老师主要是费孝通和潘光旦。研究生各个教授的要求不同,和费孝通一起,就是帮助他翻译文章,他翻译一本《工党一年》,英国工党上台一年,他翻译了三分之二,我就帮他翻译剩下的。另外就是写文章,吴晗先生也教我写的。他是历史系的教授,但他也参加我们的讨论班。像《皇权与绅权》中有很多历史的内容,就把他请来了。我跟他关系还是很好的。还有陈达先生,在我研究生要满一周年的时候,他就让我写一篇文章。我这一写就写了几万字。

魁阁经历——深入研究,不断探索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在魁阁的经历吧。

王康: 费孝通是1938年从英国回来的。他回来之前,云南大学社会学是吴文藻先生负责。吴文藻先生是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费孝通回国后本来应当会清华,没有进去就来到了云南大学。当时吴文藻先生在云南大学任教,系里也没有什么课,就办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这就是魁阁的正式名字(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这个研究是只有吴一个人是不够的,他就召集了一批年轻教授。魁阁开始的时候有七个人,吴文藻、张之毅、费孝通等人。

费先生是新来的年轻教师,后来吴文藻先生当官了去重庆等地,离开后云大系里的工作由费负责。后来城里呆不下了,总是轰炸不安全,就往城外搬。离昆明三十里远有个呈贡县。但不好找房子,因为那里已经有了清华的国情普查研究所(以陈达老师为首),就在文庙里面。魁阁就没地方去了,就在村外有一个魁星阁,(文庙是祭孔子的,魁星阁是祭武将),房子很小。

记者:当时您在魁阁主要研究什么?

王康:我去魁阁的时候,是研究青年学生的思想。当时那个魁阁里面的人有搞农村研究的,搞工厂研究的,搞民族问题研究的,费先生就叫我搞青年学生运动的研究。当时我也搞运动的,人也比较熟了。从44年年底到45年,大概五个月,找青年人谈话,谈家事谈思想,谈完就写成报告了。费先生说不能发表,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大概调查了一百人。

记者:你还有一个笔名吧,能跟我们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吗?是工作需要吗?

王康:是啊,是叫“史靖”,当时也是为了办报用的呢。1945年抗战胜利,魁阁就取消了,费先生回了昆明,吴晗、闻一多先生就找我们办刊物,叫我找费先生。他做主编,我是发言人,当时国民党要找发言人谈话,我为了安全,用了史靖这个名字,地点就写的是云大传达室,当然找不到我了。传达室也不知道史靖(王康的笔名)是谁。

办这份《时代评论》,闻先生和吴先生内部出了点钱,是民盟的经费。《时代评论》一共办了18期。接下来就是办这个报的经费很困难。12·1运动时,正好是时代评论第六期,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新闻界出版,而《时代评论》刊登了这个消息。西南联大北大研究生有个叫汪子嵩的,是罢委会管宣传的,就让《时代评论》办12·1专刊,拿到一大笔经费。

社会学重建——做社会学大厦的建设工

记者:社会学重建是从79年开始的吗?

王康:是的,1979年春天。79年年底,社会学恢复了,出版界还有四人帮爪牙掌权的,我那时候已经是社会学研究会的主干事了。费孝通呢,社会学重建以后,成为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我任副会长。

记者:请您跟我们谈谈社会学讲习班的事情吧,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什么样的人参加的?

王康:那是80年办第一期吧,80、81年连续在北京办了两期,82年在武汉有一期。那时候就是发的通知,就是给北京的所有文科大学,像清华都没有接触。社会学研究会在社科院的支持下发的通知,请他们派人到北京来学习。第一期都是包食宿的,第二期要交食宿费的。后来第三期不是社会学研究会办的,是武汉那边办的,华中工学院,那就要收钱了。

记者:第一期讲习班有多少个学生?当时是怎么招生的?

王康:第一期的两个月有40个学生,是我们发通知,主要去以文科为主的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社科院,发通知派人来。第一期是免费的。

记者:对派来的人有什么资格限制吗?

王康:主要是文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的学生,已经工作的了。年龄上不希望超过四十岁,但实际上有。

第一期还是有一些人才的,原贵州省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任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现任中央候补委员,政协常委,是第一期讲学班的学生。辽宁省社科院院长赵子祥也是第一期的学生。现在很多社会学的系主任阿,院长阿,都是我们的学员。武汉的那个讲习班培养出来的更不简单了,我就不太了解了。华中工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朱九思先生。他听到社会学重建的消息后,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派了十个人到北京来了,当时我们的讲习班一期才四五十人,他就派了十个人来。我们还另外找地方给他们住。所以说,华中工学院就是我们国家工科学校里面比较早接触社会学的学校。当时在武汉讲课时,我还请了我在美国认识的华裔老师,这样就不用翻译了。当时也是教授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讲。讲一些基础的东西,社会学原理阿、方法、调查的基本知识。

敬业勤学,尊师重道

记者:最后能跟我们在说点什么吗,我们学校的社会学也是刚刚起步,给我们提点建议吧。

王康:我老了,也好多年都没研究了,很多事情还是要向你们请教的哦。但我还是想送给政法大学四个字吧,“敬业勤学”,另外还要加上“尊师重道”。特别是“敬业勤学”一定要坚持。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为什么那么困难的环境下,还能办大学,而且还能培养出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很不简单的。

敬业勤学就是要尊重这门学问,不是混饭吃的职业,而是一门我们所热爱的“事业”。职业和事业不同,职业是要个人吃饭的问题,而事业是国家建设需要的一种东西,必须要下工夫。社会学是我们祖国建设需要的东西,是一种科学。社会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第一是要研究人的本身,第二是要研究人与人中间的关系,第三是要研究人和环境。社会学的很多观点和现在中央的许多道路是相符合的,例如“以人为本”,所以社会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社会建设所必须的。

记者: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

王康:谢谢,你们能来我很高兴,祝你们学习进步,多读书!


结束了整个访谈,我们心中都深深感受到这位古稀老人对社会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从开始到最后,他一直坚持着尽量用最大的声音回答我们每一个问题。让我们深深为之感动,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学能够有越来越多像王康教授这样执著的建设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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