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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西南联大,难忘的童年记忆

2018-11-28 |

范伯伯和范伯母

1943年初,我8岁,妹妹莉莉刚一岁。我们家从昆明郊外龙院村的一角搬进了村中心附近的惠老师大院。惠老师是前清的翰林。他们自家的小院墙外面扩充出一个大院,大院一角又有一个小院。大院小院里一个连着一个盖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平房,也有二层楼房。格式和质量都不一样,大概是建于不同年代吧。这些房子都租给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这个大院差不多成了教授宿舍了。

大院子里住着吴有训公公,杨武之公公,赵忠尧公公,任之恭伯伯,朱同伯伯,余瑞璜伯伯。大门口的二层楼住着梅逸琦校长,虽然我们家搬进惠老师大院时他已很少住在哪儿了。

我们家在小院子里。一间平房,顶上盖的是茅草。草筋泥坯墙足有一尺厚。隔壁的一间房子,门口开向惠老师自己的小院子。我们家对门是二层楼,显然比我们的房子新。楼上是姜立夫公公住,楼下就是范绪筠伯伯家。转过90度,紧挨着的是一间平房,住着叶楷伯伯一家。叶伯母是姜公公的侄女儿。每到吃饭的时候,叶小弟就对着楼上喊:“东东(公公),特干(吃饭)啦!”  

这些房子围成一个小院,角落里靠近范伯伯家有一棵大宝珠梨树。

范伯伯范伯母很快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爸爸那时要在城里教课,每周只回来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他回来时,我们两家就把饭菜放在一起,在范伯伯家吃晚饭。到星期六,会有许多年轻的单身伯伯们来共聚,最常来的是孟昭英、张文裕两位伯伯,还有范伯伯的弟弟范绪箕伯伯。晚饭后是聊天的时候。

听大人们聊天,真是兴味无穷,好像听故事。聊天的内容极广。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历史时事,海外奇谈。谈论诗歌时,我还能插上一两句。爸爸摇着头吟道:“塞外琵琶”,我就应声说:“胡沙外,怎生风色?”多数情况我只是静听,听得入迷。当然不像格林童话,我半懂不懂,稀里糊涂,睁着好奇的眼睛,听大人们谈论这个我还不明白的世界。妈妈到时候抱着莉莉回去睡觉,也不赶我走。大人说到半夜,我也听到半夜。他们说我是“小夜猫子”。

常听到一些外国人的名字,罗斯福总统、史迪威、陈纳德将军……有一次范伯母从卧室出来,她把湿漉漉的头发,卷成一个个小卷儿,用发卡夹上。爸爸一看,笑起来,“噢,范太太,满头罗斯福啊!”

范伯母叫卞荔年,年轻、温柔、和蔼。她一笑,一双眼睛像两弯新月,圆圆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欢喜和善意。她和范伯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两家是世交。范伯母比范伯伯小八岁。她说,小时候范伯伯还抱过她呢。他们在哈尔滨长大,会说俄文。范伯伯叫她玛尼亚。在人前要说点私下的话时,他们就说俄文。

范家住一个套间。外面是饭厅兼客厅,主要是一张饭桌。里面是卧室。同是矮小的农村房子,但是一些细小的点缀,使他们的家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厅正中一盏电灯悬在饭桌上面,有一个漂亮的灯罩,透过罩子的柔和灯光照得陋室生辉。有一次我悄悄到里间门口瞄一眼。简单一张床,被褥的铺设是西式的。对着床尾的墙边,靠着门口,有一口淡黄的小五斗柜。上面有一面镜子,还摆着一些精致美丽的小瓶子、小盒子。对我来说,这些小东西华贵得不似在人间。在暗淡的灯光下,这一方小小的台面,在我心里幻化出了一个童话世界,里面住着王后、公主、仙女……

范伯伯是惠家大院孩子们的大朋友。

他会和小女孩儿们玩昆明女孩子的游戏,大家叫它“小一子”。五块小石子儿,或者填满砂石的小布袋儿,一面往上抛,一面抓地上的,再接上面掉下来的,同时向上扔一个……整个一套有十几个花样。一边做,一边说:“小一子,小一子……小对子,小对子……小三三,小三三……小平平, 小平平……”

别后三十几年,文革后范伯伯回国探亲了,他也来看我们。看见范伯伯当然是高兴的,可是,我们已是家破人亡。爸爸没了。相顾凄然,妈妈和我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范伯伯看着我,突然说:“小一子,小一子……”我会心地笑了。几十年他还没忘我们儿时的游戏呢。

他会和我们一起跳小孩儿的舞蹈。惠家大院女孩儿跳的舞,都是吴有训伯母教的,跟着歌词做动作,载歌载舞。有一个舞,歌词头句是“蝴蝶儿,飞,飞,飞”,当中有一句,“啊,冬天到了,雪落花儿飞”。相应的动作是,两手在胸前交叉,举到头顶,再向两边分开向下。有一次,范伯伯兴致勃勃地和小孩儿们在他家饭桌边跳这个舞,右手还拿着烟斗。一到“雪落花儿飞”,他的手往上一举,就碰了房顶,烟斗火星直喷,纷纷下落,真是“雪落花儿飞”啦!我们笑得肚子疼。

孩子们喜欢范伯伯。他最伟大的,是会讲福尔摩斯的故事。约好了每星期三晚上讲。他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拿一本英文书,边看边讲。叼着烟斗的样子,就像我想象中的福尔摩斯。一群孩子们围坐,凝神屏息。听完了情节紧张的侦探故事,心里都有点怕怕。出门时,大家自然而然排成一行。十一岁的吴大哥(惕生)领头,十二岁的杨三哥(振汉)殿后,中间一串儿小的,一个个给送到家门口。

吴姐姐(希如)和我甚至为范伯伯编了一个歌,用“苏武牧羊”的调:

“范伯伯,吹烟吹得好。

大皮鞋穿一双,

小眼镜带一副。

黄皮衣,高鼻子,

好像个外国人。

出门去散步,回来笑眯眯。

眼镜掉地了,玻璃碎了,

只好欠我们一天的故事。

我们要求他,讲一个故事,

他不肯,我们就说

每星期讲一个。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他只好答应,每星期讲一个。

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他在啃老玉米。”

写下这两段稚气的歌词,觉得最滑稽不过的是最后一句。我现在还记不清楚,怎么把啃老玉米编在歌里,而且和前面的词儿好像连不上。可能是那天我们去听故事时,范伯伯老玉米还没啃完吧。

范伯伯范伯母那时刚有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留在香港了。他和莉莉差不多大,好像小一点儿。范伯母最心疼莉莉。莉莉受了点儿委屈,就去范伯母那儿诉苦。记得一岁多的莉莉,拖着长长的裤脚,巅儿巅儿地奔到范家,扑到范伯母怀里,哭哭啼啼:

“阿妈母(范伯母),妈妈打!哇……啊……啊……”

“阿妈母,妈妈骂!哇……啊……啊……”

范伯母抱起她来,又拍又哄。莉莉才破涕为笑。

1943年冬天,两岁的莉莉得了肺炎。清华的校医全大夫不断到家里看。有一天,全大夫沉重地对妈妈说:“赵太太,得上医院了,不然过不去了。”

上医院要好多钱呀,我们家哪儿来这笔钱呢?妈妈只有哭。

我呆呆地望着哭泣的妈妈。

那时我们家真是穷得叮当响。爸爸的薪水只够糊口,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莉莉出生时,一件衣服都没有。妈妈把她没法补的袜子,剪下长袜筒,剖开,拼成莉莉第一件衣服。其他都是爸爸师长学长家的伯母们送的,他们家孩子过去的小衣服。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各式各样。那时全家只有一把牙刷。没有牙膏,刷牙用的是盐。没有雪花膏,妈妈用红糖水擦脸。爸爸骑车磨破了裤子。妈妈把他的长裤改成了短裤。一截补破处,剩下的给我做了一条小短裙。

好像山穷水尽之时,范伯母来了。一千五百块钱塞给了妈妈。那数目是爸爸两个月的薪水!妈妈后来一直说,范伯母借我们钱,明知道我们还不起,根本不指望还,只要救莉莉。

爸爸妈妈带莉莉去了昆明城里的医院。我一人在家,范伯母照顾我。有一天,范伯母带我去看莉莉,坐的是惠老师家的马车。他们的马车夫每次进城,都招揽乘客。那是丛龙院村到昆明唯一的交通工具。到了医院,看见莉莉躺在小病床上,罩着个纱罩,床前一壶开水把蒸汽送进罩子里。莉莉好多了,度过危险期了。

她这条命,就这样救回来了。

后来吴有训公公到红十字会给我们募捐,才把钱还给了范伯母。

1944年4月,我们要离开昆明去四川了。

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是有两只鸭子。我9岁生日时,爸爸给我买了四只毛茸茸的小鸭子。很快被黄鼠狼叼走了两只。剩下的两只长大了,正好一公一母。母的灰褐色,公的有漂亮的彩色羽毛。他们晚上睡在厨房一只木箱里。每天早上放出来,两只鸭子兴高采烈地嘎嘎叫,展开翅膀,一边拍打,一边跑,沿着小院子转好几圈儿。

妈妈忍着心,把公鸭子杀了。

形单影只的母鸭,一见我们,就伸长了脖子,把头低贴到地面,沙哑地叫着:

“嘎嘎,嘎嘎,……”好像在问:“我的伴儿呢?”好凄惨!

妈妈难过得很,把母鸭送给了范伯母,说:“请你养着她,别杀她。”

那时母鸭正开始下蛋。我们到了四川后,范伯母来信,说这母鸭生了50个蛋就寿终正寝了。范伯母把她埋在院子里。

去四川之前,我们暂住昆明城里北门街71号清华航空研究所,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房间。临行前,范伯母来看我们。告别时她抱着莉莉,不住地亲她,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莉莉身上……

那时心里好像堵着一块什么,依依不舍地望着她。毕竟小,还不大知道离愁别恨。以后天涯海角,我再没有见过范伯母。

1949年初,范伯伯范伯母去美国之前在上海暂住几天。我们那时也在上海。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只是在电话中和范伯母说过几句话。

几十年后,我到了美国。定居下来之后,想念着范伯伯范伯母,在“American Who’s Who”上找到了范伯伯的地址电话。

我给范伯母打了个电话:

“范伯母,我是囡囡。我在在American Who’s Who上找到了你们的地址电话。”

“你真有心啊!……”

后来给范伯伯范伯母写了圣诞卡。范伯母回了一个卡:

“你们安居乐业了……”

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的危难,坎坷,凄苦,尤其是政治所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伤害,才体会那久远年代里昆明乡下的故事,为什么历久弥新,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人间曾有真情在。纯真的友谊,美好的人情,我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在人情的沙漠中,这些温馨的回忆,像天际的点点微光,温暖心灵,使我相信人心本有来自上天之情。要是不写下来,任凭它们随风飘去,被人遗忘,埋在历史的沉沙之下,我觉得欠了一笔债。

燕曾 2006年7月24日 起稿

2007年10月26日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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