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朱思俞，朱自清最小的儿子，天津南开大学退休教授。

为纪念父亲朱自清诞辰120周年暨逝世70周年，由朱思俞口述，朱逢整理了这一篇《我随父母南渡北归》。

我出生于1935年。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父亲朱自清先生奉校长梅贻琦之命，与清华师生南迁长沙，后至昆明主持西南联大中文系工作。随后，母亲带我和大姐采芷、三哥乔森，与清华一部分家属南渡，开始辗转万里的羁旅生涯，直至1946年北归清华。

书生报国自南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安静的清华园里传来阵阵枪声。当时正值暑假，大部分教职工都在校内。父亲带全家在7月27日搬入城里，借住在朋友家。8月初日军占领清华。父亲匆匆回清华捆扎行李和书籍，亲眼看见日军在清华园掠夺财物，横行霸道。中旬他又返回清华，冒着危险给学生办理借款，校方借给每位学生20元钱。学生拿到借款，想着开学后归还。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突发事件或局部事件，直到清华决定南迁的时候，还有人希望这只是暂时离别，暑假后也许还能回来重见香山红叶。不想此一离别，却是八年之久。朋友们提示父亲要作长远打算。父亲是个听人劝的人，他把一部分书籍存入好友俞平伯先生家。俞先生身体不好，父母需要照顾，所以打算留平。父亲决心南渡，先请一位朋友把大哥朱迈先送回扬州老家。

那时我的祖父、祖母、二哥和两位姐姐都在扬州，生活上多半要靠父亲负担。父亲把150元钱塞入大哥的贴身衣袋，以维持扬州家人的一段用度。战乱期间人心惶惶，火车拥挤不堪，要搜身及行李检查，过好几道关。早上七点多的火车要夜间两点钟起床，四点赶到前门火车站。日本兵以维持秩序为由，六点以前不许进站，早去的旅客都得关在前门里，快到开车才放行。等父亲和大哥挤进站台后，看到蜂拥而至的人群已挤满车厢。后来大哥来信，才知道火车晚上九点才到天津站。那时日本兵见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就严加搜查，甚至抓捕。

大哥平安离开北平，父亲长舒了一口气。作了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父亲还是悄悄在日记上写了“希望学校能再开学”。9月17日父亲临走前，又回到清华园，把借来的笔记和书还了，向燕大中文系推荐了三位学生。他看看平日熟悉的办公室，门上已经贴了封条。他知道清华已经无处安放一张书桌了。梅贻琦校长前不久带清华师生去往长沙，后又来电报让父亲也去。

父亲是怎样离开北平的？他在那篇《出北平记》中写到当时的境况。有了送大哥的经验，父亲知道自己离开北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9月22日，天下着小雨，母亲领着三哥，大姐采芷帮父亲提着箱子，和另一位送行的朋友一同来到前门火车站。第一关是办行李托运，检查行李需要自己把箱子送到检查柜上，行李多的时候，鬼子兵会直接把行李摔下来，箱子常常有被摔破的。父亲听说带书和报纸最为危险，他们有时候会故意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许多朋友都叮嘱父亲不要带，但是父亲还是忍不住多少带了些书。这一天还算有点运气，检查时没怎么被刁难。其实动手检查的，往往不是鬼子兵而是中国警察，中国警察在日本兵眼皮子底下也不敢太马虎，但还是能放的就放，就怕遇上拍马屁的警察，会弄出许多麻烦事来。父亲感慨道：“中国警察有贤愚。”第二关是起行李票，听说人多的时候写票的就是不理你，任凭旅客怎么着急，怎么怕误车，他就是不动笔。这时候就得从旁边小门进去塞点小费。父亲没有赶上人多，不用去送小费，写票的人倒是也没拖延，只说了一句没有钱找。父亲忙说不用找了，这样总算写好了行李票。第三关是进站，那天正有些老乡要去通州，拥挤着要进站。野蛮的鬼子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块大砖头就砸过来，老乡躲得快，幸好没伤着人。老乡们吓得不敢动了。一个中国警察才说，让去天津的先进站。进站是要搜身的，帮助送父亲的一位朋友个子高，腹部有点显大。日本兵让他解开衣服，看明是真肚子才放行。父亲听说头等车检查松一些，他上了头等车。没想到头等车上日本人更多。父亲望着母亲和大女儿及四岁的儿子，心中很是酸楚。

朱自清与妻子、三子抗战前在清华北院合影

车到天津顺利出站，父亲住进六国饭店，同住的都是朋友和同仁，有的还在同一车厢里。因车厢里日本人太多，朋友们无法打招呼。晚上，大家说起各自在路上被搜查被刁难的经历，有人说，车到天津扣人已是例行公事。不管是穿中装的、穿西装的、老的、少的、乡气的、老辣的，只要宪兵一挥手就得扣下。之后问话，也许放了，也许就多扣几天。

9月25日从塘沽乘船去青岛，船票是对号入座的，父亲的座位上已坐了另一位乘客。父亲很无奈，听说那是公司里的人送上的客人。父亲环顾四周，又有人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占了，不少人举着票在船舱里转悠，原来同一座位竟卖若干张票。父亲在船上心情不好，他给母亲写信，每逢心绪不佳的时候写信就是他转移情绪的最好方式。28日轮船颠簸到青岛。再从青岛乘火车到济南，30日夜间到徐州，从徐州转郑州的火车上拥挤不堪。有人说，餐车在半夜应该没有人吃饭吧，父亲随着人流几经努力，穿越多节车厢来到餐车，不料餐车里早已挤满乘客。在战乱年月，离乡背井的同胞举目皆是，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去异地谋生，有的衣衫褴褛，一脸茫然。

长沙南岳聚精英

在拥挤和无序中，父亲来到了汉口。1937年10月2日，父亲不顾旅途疲劳到汉口大学访问了闻一多先生。4日到达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看望了梅贻琦校长。临大选址在长沙小吴门外韭菜园，租用一所因为战争已经停办的圣经学校，临大的理工法三院就设在这里。父亲在临大主持中国文学系的工作。

来到长沙不久，父亲第一次遇到了警报，他有点紧张，跟着大家跑往中央大楼的地下室。这次跑警报中，父亲觉得自己跑起来“颇不稳重”，这或许是他久坐书斋缺乏锻炼的缘故。其实他是想多了，后来又遇到过多次逃命的经历，父亲再也顾不上稳重与否了。在长沙这一段时间，父亲主要是确定课程设置原则，根据可能来的教师安排课程，确定自己的读书计划。圣经学校规模不够大，文学院需要搬往更远的南岳。父亲忙着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商议搬往南岳的事。

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和教师们陆续从各路辗转来到长沙，学生大都身无分文，学校为解决学生的困难，临时拨出一部分经费借给学生。梅校长宣布将学校的临时贷金委员会由父亲负责召集，父亲确实有些为难了，知道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不像在清华给学生借贷，这里的学生来自各方，且僧多粥少，学生与校方多少有些摩擦，父亲本来不善处理这些矛盾，他又太认真，为此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开学。文学院的同仁去南岳圣经学校分院上课。11月3日父亲和冯友兰、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金岳霖、浦江清等同仁一同乘汽车去往南岳。山路颠簸，又遇雨，到达南岳时虽然雨停，但道路泥泞，先生们折枝为杖，一步一步翻过小山头，来到圣经学校分院。南岳物产丰富，物价低，伙食安排让师生十分满意。尤其地处山中，不受外界纷扰，教授们又有了安静教书、读书的地方。

国内最负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一处，精英荟萃，学术气氛浓厚。在南岳，父亲完成了重要的学术论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和金岳霖先生的《论道》也在短时间内完成，闻一多先生则考定了《周易》。有学生回忆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比在北京一个学期学的还要多。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常约几位同仁结伴游山，住进山里民宅，在山顶上欣赏了日出奇观。为了支持抗日，学校同仁主动提出减薪，父亲的薪水按七折领取。

安静的日子只有三个月，世外桃源般的小城也遭到两次日机空袭。继而日寇进攻长沙，长沙已不是久留之地。1938年2月，学校又开始向昆明转移。在一次学生开的朗诵会上，父亲曾朗读过冯友兰先生的诗句：“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蒙自昆明难为计

父亲离家半年多了，母亲带大姐采芷、三哥乔森和我在沦陷的北平艰难度日。抗战到第二年，父亲留下的钱也基本用完了，我们的生活没有着落。清华、北大组织一部分留在北平的家属南下，母亲决定带我们走，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那时日本兵的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母亲坐在三轮车上，日本人的吉普车迎面开来，三轮车夫躲不及翻了车，车夫受了伤，母亲的脚也崴得很厉害。启程南下的时候，母亲的脚还肿着，走路一瘸一拐。我们也是先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从塘沽乘船南下。那时重要的港口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在南下的船上，日本人把全船的人都轰到甲板上，排成队挨个搜身检查。看谁不顺眼就用装水果的蒲包扣在那个人的头上，不由分说拉起就走。母亲看着这蛮横的情景，紧紧搂住几个孩子，生怕谁会被鬼子拖走。母亲心里只想，赶快开船吧，赶快到后方去，千万不能亡国啊。

船行得很慢，稍遇风浪就会颠簸，逃难的人们盼望着早日到达目的地。可怕的是，船在从香港到越南海防的途中遇到了台风。狂风卷起海浪砸向甲板，大海波涛汹涌，船上下颠簸，很多人都吐了。母亲紧紧地用手抓住栏杆，用脚抵住舱壁，挡住三哥和我，生怕我们掉下去。大姐在隔壁舱里哭喊着：娘啊！我冷啊，冷啊……船内的凳子、网篮、箱子，像游鱼一样在地上乱窜。放在格子里的暖瓶、盘碗都碎了。被大风浪折磨了一整夜，第二天，风浪小了。食品全无踪影，只好挨饿。母亲的手上、胳膊上出现了一片片淤血。

我们在海上颠簸了十几天，终于在6月2日，船到海防。父亲在5月30日接到母亲的加急电报，匆匆从蒙自赶来，见到我们四人平安无恙，父亲总算放下心来。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苦挨，担惊受怕，又经历一场与台风海浪的殊死搏斗，一家人终于团聚，这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临时大学转移到昆明以后，昆明的校舍规模不够大，法学院、文学院又迁到蒙自。父亲也把我们带到蒙自，安置在海关大院的一间小平房里。后来父亲写了一篇《蒙自杂记》，特别写出蒙自的可爱、蒙自特有的热带风情之美、蒙自人们的纯善之美、蒙自风俗的古朴之美。在那篇短文里，父亲谈到蒙自的苍蝇特别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据说有人看了这篇短文还特意在蒙自街头张嘴试过。我家在蒙自住了两个月，昆明的校舍盖好以后，全家又迁到昆明。那一年，父亲差不多全年都在奔波中。他从南岳到长沙，再到桂林，经南宁、龙州，出镇南关，再坐火车到河内转昆明，从昆明到蒙自，再从蒙自到海防接我们，然后回蒙自，再回昆明。

1938年4月初，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担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清华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在5月正式上课。三校师生心怀国家，治学报国，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朱自清和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在昆明合影，摄于1944年

我们搬到昆明后，日寇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跑警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我们只好搬家到北郊区梨院村。那时正好我的三叔朱国华也在昆明，三叔帮助我们费尽周折，躲过空袭，把父亲的书转移到乡下。后来父亲在给三叔的诗里写道：“赖汝移藏书，插架今纷纶。”我的二叔朱物华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三兄弟都在昆明，战乱中偶能聚聚。到昆明后，大姐采芷上高中、大学，基本住校。而大哥迈先去扬州后又离开，我们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

昆明物价越来越高，发了全薪也赶不上物价的飞涨，父亲的收入已难以支撑全家和扬州家人的生活。那时母亲的家乡成都常有亲友来信，说成都物价低，父母商议之后，决定由母亲带三哥和我回成都生活。离开昆明之前，父母带三哥和我在翠湖旁照了相。那年月照相是大事，母亲特意给我们把头发梳了又梳。

朱自清一家在蒙自住过的地方

“漫卷诗书喜欲狂”

那些年，生活很艰难。母亲带着我和三哥定居成都后，父亲曾休假探亲。1945年6月底，父亲第三次来成都，见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谈到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都热切地盼望着抗战胜利。

朱自清与妻子、三子、幼子合影，摄于昆明翠湖畔

8月10日深夜，我们在家中，忽然听见鞭炮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实际只是日本初步表示投降意愿）。父亲带着三哥和我随着人流跑上街头。成都沸腾了，大街小巷人声鼎沸，没有锣鼓的敲着脸盆，敲着铁锅，人们高喊着“胜利了”“打倒日本”等口号。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人号召。成都狂欢了半夜。

抗战八年，山河破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同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今天终于昂起了胜利的头，可以振臂高呼自由了。那一晚，在人流中我们也大声欢呼。

那时我已读过一点诗词，感到父亲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样子。不过，父亲对母亲说：胜利了，可千万不能起内战。几个月之后，昆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父亲悲愤不已，静坐了两小时。他走向西南联大图书馆，向死难烈士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敬意。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先生在结业典礼上宣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中国历史上最穷最苦最破的大学结束了，那里却曾经大师云集，拥有过精神世界最富的人。

6月，父亲最后一次来到成都，准备举家迁回北平。母亲那些天因心脏不适刚刚出院，三哥和我帮助整理东西。父亲先是晒书，晒好再装，他把书籍分装了十七个包，交寄邮局，又将衣物被服装了三个大包寄出。屋中的家具，借来的都还回去。茅屋里虽然有点乱，一家人心里却高高兴兴，从父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已归心似箭。

成都消息闭塞，7月17日父亲才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先生15日被暗杀的消息。父亲异常震惊，手里拿着报纸很长时间缓不过神。夜间失眠。闻先生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和同仁，是诗人、学者和勇猛的民主斗士。闻先生被害，父亲悲愤，激怒，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继而父亲写了两篇悼念文章，介绍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指出“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可是竟在未满四十八岁的年纪，“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父亲已经二十年不写新诗了，悲愤让他重新拿起笔：“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如猛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朱自清给妻子写的条幅，曾在成都草屋悬挂六年

父亲和闻一多先生有着十几年的交往，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推崇，对他的遇害极为愤慨。父亲喜欢闻先生朗读的声音，喜欢看他的讲稿，喜欢他性格的豪爽，佩服他潜学不下楼的精神。父亲特别看重他的意见，也了解他的心愿。父亲记得闻先生说过自己能活到八十岁，可是在不满四十八岁的时候，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样结束了。父亲冷静下来以后，决心投入一项重要的工作——主编《闻一多全集》。后来他真的这样做了。

疮痍满目归北平

我们启程之前，南方的亲友都希望我们能在回北平以前到老家看看。时间和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还是直接回北平了。告别那破败的茅草屋，我心里还多少有点留恋。

1946年8月，全家到重庆等飞机。10月7日乘C-47运输机飞回北平。从日记上看，到北平第二天父亲就访问了十四位多年没见的朋友。9日母亲出去访友，10日父亲参加清华开学典礼，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出去。他们太想念太牵挂北平的亲友了。

我们在宣内国会街北大四院住了两星期，10月22日回到清华北院16号。房子是临时修缮的，客厅、书房、卧室对父母来说都是熟悉的，但屋内却空空荡荡。父亲和北归的教授们从地摊和旧货店买来家具。

抗战八年，清华遭到很大破坏。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各系馆改为伤兵住房，馆内器物被摧毁；图书馆被改作手术室、治疗室，馆藏的珍贵西文书籍被劫掠一空，中文书籍被悉数焚毁；体育馆被改成马厩……

我们经过多年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旧居。父亲开始度过他最后两年的清华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