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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黄熊

2019-06-17 |

父亲黄熊(1922-1981)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激励我们奋发进取,他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引导我们认知世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培养我们道德情操的范式。父亲是我童年时期的偶像,少年时期的榜样,青年时期的师友。父亲用自己广博坦荡的胸怀,默默无闻的慈爱,无私奉献的品格,寓于无形的情感,“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姐弟的人生,使我们健康幸福地成长。

父亲黄熊年轻时的照片

一、去西南联大上学

父亲1922年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南海。他父亲黄仕强,年轻时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科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在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计课工作,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任职,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1944年因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提供了日军运送粮食的情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拷打至死,曝尸街头。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段家仇国恨,从小时候起,父亲就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父亲从小勤奋好学,在教会创办的香港培正学校完成了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数理化基础与英语语言基础。高中毕业时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山河及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父亲与4个本校高三男生,在抗日爱国热忱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吸引下,在澳门培正中学(香港培正中学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迁到澳门继续办学)校方的鼓励下,在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下,决心回到祖国内地昆明,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抱负。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最艰难的阶段,海军、空军已全部拼光,陆军亦损失惨重。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出海口全部被日军占领。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和飞机轰炸,父亲他们5人从香港到昆明,一路餐风沐雨,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艰难前行。不幸在崇山峻岭中遭遇土匪的抢劫,财物被劫掠一空,没钱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只好集体返回香港。

1942年父亲再次长途跋涉去昆明赶考,被西南联大工学院录取。战时大学是西南联大的根本属性,学生的学业与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父亲告诉我们说,上世纪40年代,钢铁、建筑和机械三大产业是建立工业强国的基础,为实现“孕育于民族屯蹇之际,辉煌于复兴大业之中”的理想,他就读于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工学院为使学生毕业出去能够为抗战作具体而实际的工作,开设了多门适合战争需要的临时课程,诸如《飞机场设计》《军用桥梁设计》《堡垒工程》《兵器学》等。父亲认为学习这些课程更能实现自己“千秋耻,终当雪”的抱负,转学到土木工程学系,并终身从事土木工程的工作。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始终坚持的校训。在那里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群体,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传承经典,延续文脉,使学生受到了扎实的通才教育与专业培训。父亲说,西南联大并不因为战争影响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规定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所以他上课从不敢掉以轻心,都是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诸如结构学,是清华土木工程学系三年级学生在所有课程中最为重视的一门功课,难度相当大,同学们莫不专心聆听。那时老师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他们每周一次随堂小考,每月都有月考,同学们都认为是道难关。学期结束时的大考,要想获得高分更属不易。

与抗战前的大学环境相比,西南联大的教学条件相当简陋,但是学校从未间断过教学实践、科学研究、课外考察与社会实习等活动。那时工学院实习课很多,大一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要去工厂实习,诸如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工学院试验课也很多,由于物质缺乏,条件艰苦,为了节省试验设备及用品,所开设的试验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认定必不可少的。实验前学生必须预先详细的制定出实验步骤送审,一次不行打回重审,直到老师认可方能做实验。做实验时如果测量数据达不到要求的精度,老师拒绝签字就必须重做。在这样艰苦苛刻的环境下,学生都能自觉地执行这些严格的程序,因为他们都是在用上前线打仗的劲头来读书的。这样逼出来的硬功夫,练就了严谨认真的学风。土木工程学系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建筑勘测设计的社会实践。1945年寒假父亲参加了在昆明大观楼做水文测量的实习,还参加过其他工程的勘探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实习,使父亲懂得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重要性,永铭不忘。

父亲在国立西南联大的学生注册片

1945年寒假,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学生在昆明大观楼做水文测量实习,前排左起两个水文测量仪中间穿白上衣者为父亲

父亲(中)与同学在国立西南联大校门前

父亲参加1945年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水文测量

父亲(后排右一)参加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水文和桥梁测量

父亲在西南联大教室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虎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建在了层峦叠嶂的昆明,成为越过“驼峰航线”从印度向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当时陈纳德将军说服国民政府,在中国建立密集的飞机场以供空军飞机随时起降。在修建机场时,除建跑道外,还要建机场塔台(指挥台)、维修车间、加油站以及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等,急需大量的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和英文翻译,尤其需要有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人员。父亲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暑假参加了巫家坝美军机场的建设,担任绘图员。一次他负责设计的工程图纸摆在桌上,恰好被一位美军黑人士兵看到,翘着大拇指赞叹不已,他告诉父亲说:“美国飞虎队最初是由志愿援华的原美国空军、陆军航空兵的退役官兵组成,许多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没想到机场建设这么复杂,中国年轻人太了不起了。”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合作下,“驼峰航线”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生命补给线”,为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在湖南醴陵的浙赣铁路做实习生,1947年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助教兼院长秘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标准化协会工程建筑标准化委员会木结构技术委员会委员。一生教书育人35载,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工程设计和生产实践第一线,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工程师和高层次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参加过多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为我国土木工程学科、建筑结构可靠度教学及研究,对我国近代建筑木结构设计理论及大跨度木结构施工技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著有《屋顶竹结构》《结构可靠度》等专著,编有《木结构设计规范》等。

二、与书籍的缘分

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他渊博的学识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来源于他的勤奋与刻苦。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备课、撰写文章、课题研究、工程设计时,都要阅读很多的书籍,即使在十年浩劫当中也没有停止过。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搁着几摞中文书和外文书。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就开始看外语书;晚上我们已经睡着了,他还在“开夜车”查找各种技术资料,似乎他与书籍相伴的时间比我们还长。

父亲不但喜欢读书,而且喜欢买书和藏书。我们家住在清华照澜院时,家里的藏书已经很多了。搬到17公寓时,父亲的藏书扩展到他房间的一面墙,他的藏书像宝贝一样不允许我们随便翻阅。但是父亲不满足于现状,还要不断地吐故纳新。每次全家人进城,父亲很少陪母亲买东西,总是下了公交车就直奔书店。先去新华书店,然后去外文书店和中国书店,最后提着厚厚的一沓书满载而归。

那场浩劫开始后,母亲蒙受了不白之冤,全家五口人分散在江西和内蒙古五个地方接受“再教育”。父亲为了保护他的那些藏书,硬是顶住工宣队提出的“腾出住房”的压力,没有上交家门钥匙。后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进一步深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差,我们家被迫搬进新林楼,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为了扩大活动空间,家里除了衣柜、书桌和双人床等固定家具之外,其他都换成了折叠家具,书柜也不得不卖掉,可是父亲的藏书没舍得扔掉一本,整齐地码放在床底下。在那场运动中无论清华多么乱,父亲的藏书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解除内心苦闷与困惑的良药。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的冤案昭雪,我们家搬进西44楼的三居室,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的藏书寻找安身之地,买了一排带玻璃拉门的书柜。看着摆放整齐的藏书,父亲眉开眼笑,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自己的藏书了。

那些年,父亲还根据我们姐弟的不同年龄,买了门类众多的小人书,当年我家小人书的储量,在清华小朋友中也算小有名气。家住17公寓101号的邻居童蔚(弟弟黄圻的发小,现在是诗人、作家、画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到黄圻家看小人书》。其中写到:……童年时期,我对楼上302号的小朋友黄圻家,居然有一书柜的小人书十分渴慕。在我眼里,那就是藏宝屋。隐约记得,我在他家看过《鲁滨逊漂流记》……我坐在地毯上看书,这似乎也让我领悟到与我家不同的“奢华”气氛。看书的愉快是难以形容的,耳畔不时传来楼下家人叫我回家吃饭的呼喊声……那时,我不会问任何人借小人书,我从心底里意识到,小人书是万万借不来的;有小人书,似乎代表着高贵……

三、教书育人35载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个老师。在那场浩劫的前几年,清华大学正在开展教育改革,鼓励教师使用英语授课。父亲精通英语,积极响应号召,成为清华最早使用英语授课的教师之一。为此,清华教务处在清华第二教室召开了全校教学工作的观摩课,要求各系派老师和教务人员前去听课,评议打分。晚上回到家,我听到在教务处工作的母亲对父亲说:“大家一致反映你授课时板书清楚,英语纯正,条理清晰,举例深入浅出,受到好评……不足之处是你讲英语的速度比较快。个别学生反映他们既要倾听英语,又要理解课堂知识,思路跟不上……”这是我对父亲教学工作的一个清晰的印象。

那时父亲除了备课与写书,还时常趴在书桌上,在一些建筑工程设计图上挪动着计算尺,计算着什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承担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生产实习等教学实践活动,他在细心地修改学生的设计方案,精心地核对每一个数据,而这些工作比他自己搞建筑设计费时费力多了。那时便携式计算器还没有发明,父亲总是用一根可以收缩的高精度计算尺拉来拉去。后来CASIO高级计算器问世,国内没有卖的,父亲就托在国外的姑姑帮他买了一台工程用的计算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上世纪70年代中前期,清华作为“教育革命”的主要实践基地,教学对象全部是被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其中,不乏有“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像父亲这些被列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学术权威”,一方面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的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向他们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角色在被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不停地转换。但是父亲从未有任何怨言,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备课,深入浅出地授课,表现出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父亲看到有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低,不要说设计建筑工程图纸,就是完成课堂作业都很吃力,就主动提出为那些学生补习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曾经让我给他借来四、五个版本的中学教科书作为参考资料。备课时还问我:“这样有的放矢地讲课,同学们应该能听懂吧?”他对学生如此关怀备至,就是希望他的学生即使在那“读书无用论”风行的社会环境下,也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荒废在清华读书的大好时机,毕业后能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有位兵团战友是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土建系念书,她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一天他们班有两堂课由父亲讲授,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议论。

“同学们!你们看课程表了吗?下堂给咱们讲课的老师叫黄熊!”“他怎么叫黄熊呀?黑熊、棕熊、白熊、黄熊……!”“那……黄熊一定长得特别的胖,体型与狗熊一样,要不然他父母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呀!”……由于学生议论的声音很大,恰好被从教室外面走进来的父亲听到,他边往讲台上走,边幽默风趣地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黄熊,你们看我长得像狗熊吗?”同学们轰的一声都笑了,尴尬的局面一下子就缓解了。

那位战友是佩服父亲的睿智和豁达,作为故事讲给我听的。当我告诉这位战友:“黄熊就是我父亲”时,她连连道歉并一再解释说:“我们班同学都喜欢你父亲,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谦和包容,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最后还补充说:“你父亲长得真精神,相貌好像电影演员孙道临。”

父亲教书育人35载,辛勤耕耘,把土木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他关心学生,帮助学生,与学生亦师亦友,受到师生们的好评。许多学生毕业之后,还与他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常请他提供帮助,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父亲无不鼎力相助。改革开放后,高校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一些工农兵学员请父亲帮助写推荐信,其中也有曾经对他出言不逊的学生。父亲不计前嫌,不但写推荐信,还建议考分达不到清华录取线的学生报考其他院校,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父亲一生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木结构课程的主讲教师,是我国老一辈木结构专家和第一代木结构课程教授。他结合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和施工技术特点,多次撰写了适合清华工民建、建筑系、水利系等专业需要的木结构课程教材,编写习题集。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新型建筑材料的问世,他不畏“走白专道路”的批评,及时追踪国际先进的工程设计技术,根据木结构领域的技术发展与需要,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宏阔贯通的视野和深层拓展的关注意识,博采众长,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四、土木工程专家

父亲热爱土木工程事业,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土木工程事业,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的老专家。但是他的专家身份以及学术上的造诣与贡献,我还是无意中从聊天中获知的。清华发小张建的父亲、清华土木建筑系教授张昌龄先生曾经告诉我:“你父亲工程经验丰富,是三大力学专家之一,国家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的结构工程设计,都要请他参与。”发小卢琳的父亲、清华土木建筑系教授卢谦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我才理解父亲为什么受到同事、同行、同仁的尊重,并开始观察起父亲的工作。

父亲除了教书,经常出差,每年都要到建筑工地呆很长时间。我特别纳闷一位教授去建筑工地干什么?父亲告诉我说:“一栋建筑的设计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设计,负责建筑的外观功能平面立面的布置,也就是老百姓最直观看到的感受到的建筑物。设计师就是通过建筑表现图,表达出自己的设计意图和理念。第二部分是结构设计,负责将建筑物的结构承重体系建立和布置起来,使水平承重体系的楼和屋盖,与竖向承重体系的砌体、柱子、剪力墙等,设计成为真正可以树立起来的结构体,以满足房屋的承载力、安全、稳定和使用等方面的工作。结构设计事关建筑结构的受力安全,设计师负有终身的责任。”

见我不明白,父亲接着又说:“我的工作是建筑结构工程设计。一旦我参与了某个建筑项目的工程设计,凡是它们进入施工阶段,我都要抽出时间亲临现场,监督指导,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果发现设计图纸中存在问题,还要修改设计方案。而建筑结构自身的改动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所以设计者不能离开工地。”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经常呆在建筑工地了,那是责任与担当。

父亲看我对他从事的建筑学有兴趣,就笑着说:“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出名的是建筑设计师,如美籍华人贝聿铭……;在中国著名建筑中,出名的女建筑师有清华王炜钰教授(我小学同学阮忠慈的母亲)……而作为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师,一辈子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还要总跑建筑工地,非常辛苦,所以女孩子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那时生长在“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我,在父亲的影响下确实有过长大后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想法。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父亲与清华土木建筑系的部分老师参与了北京十大建筑的工程设计。此后那批建筑,作为北京市的地标性建筑,载入了中国建筑史的史册,我为父亲能够参与那些建筑的工程设计感到骄傲与自豪。后来随着那场浩劫的到来,我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1969年春天,我与姐姐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久父亲也被发配到江西南昌鲤鱼州清华实验农场劳动(简称“清华干校”)。此后我们再见到父亲时,谈论的话题就从家庭教育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工作谈论的更多,父亲对他参加的几项建设工程所谈的感受,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0年主政江西省的程世清,要在江西德安县(现隶属九江市)修建一个化肥厂,拟解决江西农业急需的化肥问题,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起承接这项工程设计,父亲被抽调去。是年秋天我与姐姐到清华干校看望父母和弟弟,大家一起聊起了各自的工作。我问父亲:“一座小小的县化肥厂,还让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搞建筑设计?不是大材小用吗?”父亲看见我不屑一顾的样子,告诉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化肥厂的设计要比电站设计复杂的多,因为化工生产比别的生产复杂,要靠外面供应很多原料,需要交通、运输、包装容器等配套设计,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与轻心。否则设计中的一个低级错误,就可能造成人命关天的大事故。”一席话使我明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持有认真的态度,抓铁留痕。后来我在工作岗位上,无论任务是轻是重,均一视同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地完成。由于坚持了这条原则,我在工作中没有出现过差错。

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因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致使包括2座大型水库以及58座中小型水库漫坝垮塌,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被世界历史列入“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溃坝事件发生后,父亲承担了国家重点工程~驻马店卷烟厂的建筑工程设计,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当时河南水灾造成的损失属于国家秘密,父亲只是简单地跟我说:水利工程设计比其他建筑工程设计更复杂,作为设计人员,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相应的地质条件,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来设计,不能被所谓的“多快好省”来左右。

1976年7月,河北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那时我们家的楼房也出现了裂缝,全家人住在学校的操场上。在这危险的时刻,父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临危受命,冒着不断的余震,亲临唐山地震灾区,开展城市建设与地震灾害的课题研究,实地考察各类建筑物遭受震害的情况和倒塌的原因。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当地建筑物遭受地震破坏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城市建筑必须增加预防地震的各项措施》的建议。此建议后来被北京市、天津市以及一些城市的建设部门采纳,并在一段时间内,对所有的危险房屋和建筑物进行了加固改造,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日后我翻看父亲拍摄的唐山地震照片,在一片废墟中,只有一栋医院的房屋完好无损,依然屹立在原地,我问起原因,父亲说:“这栋房屋的建筑结构设计合理,所以能抗拒7.8级的大地震。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职业道德不可小视,它关系到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在搞设计时,设计师不光要注重建筑造型的美观与靓丽,更要注重建筑结构的坚固与结实,这样才能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这次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就是设计时没有注重建筑结构,盖房时又没注重建筑质量,所以损失惨重。它对建筑设计工作者是个教训,也是警示。”

父亲说:“职业道德是在日常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它既是保证工作质量必备的品质,也是担负工作责任必备的素质。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恪守职业道德,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丧失自己做人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我在物资部门和统计部门工作了30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生产资料极其短缺,我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国家一类物资的调拨权,面对各种物质利益和金钱的诱惑,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忠贞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没有为了个人利益放弃过原则。

父亲一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实践活动,负责过多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工程经验丰富。他坚持严谨认真、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主设计和参加设计的主要建筑工程项目有:1965年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化学大楼工程设计,1972年清华大学机械厂工程设计,1974年北京第二构件厂钢筋车间的建筑设计以及实验楼的扩建改建工程,1975年河南省驻马店卷烟厂建筑工程设计,1976年河北省唐山陡河电厂附属车间复修工程设计,1977年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工程设计,1978年山东省泰安火车站工程设计等。父亲用自己的学识才干、不眠之夜和辛勤汗水,努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土木建筑工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父母在清华照澜院

五、父爱决定了家庭的格局与高度

我外公郑天挺先生(1899-1981)(字毅生)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生前在郑氏家族的几次聚会上,说在他的四个孩子中(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扬),郑晏的丈夫黄熊实施的家庭教育方法最好。在我走入社会之后,看到、听到的多了,才知道自己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实属难得。

父亲和母亲一生相亲相爱,从没有吵过架,甚至连小拌嘴都没有发生过,他们和谐的夫妻关系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奠定了基础。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从我们出生起,就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知道自己是孩子的榜样,是母亲的依靠,是家庭的希望与寄托。在家里他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凡是不允许孩子做的事情,他自己绝不做,为人示范。作为人民教师,父亲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方式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他懂得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直接影响着孩子人生目标的实现。父亲从不说教,而是用自己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潜移默化地对我们施以“为生之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的影响,使我们终身受益。

父亲对我们最常用的教育方法就是沟通与交流,他经常利用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机会,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各抒己见,交换看法。遇到意见不一致时,父亲从不以家长的权威来定论,而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份知识的礼物馈赠给我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我们受到教诲和启迪。

在最高学府工作的父亲,一向很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他从不以功课必须门门满分来衡量我们的学习成绩,他认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宗旨应该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使我们在德智体各个方面均衡发展。他利用周末和假期,陪同我们观看各种演出,参观游览北京的各个公园和博物馆……为了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他训练我们打羽毛球、游泳和划船,我们大部分的暑假时间是在昆明湖上度过的。冬天下大雪,他带我们堆雪人、打雪仗。看到我们吃饭不珍惜粮食,他骑车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买回农作物的种子,带领我们在楼前空地上种植向日葵、老玉米和白薯,通过栽种、施肥、浇水和松土等劳动,使我们体会到农民劳作的辛苦,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在这些欢乐、亲切、无拘无束的家庭活动中,父亲与我们的代沟消除了,感情融洽了,家庭的凝聚力和生活的情趣增强了。

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游园活动(后排右一母亲,右二父亲)

父亲带我们在颐和园划船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从清华园进城,父亲经常带着我们从新街口下车,之后穿过护国寺街。父亲告诉我们说:北京的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是老北京人生活的象征,是北京古老文化的体现,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胡同里行走,你可以感受老北京的民风。那时护国寺街汇集了京城各种有名的小吃摊,每到周末的傍晚,摊主们支起摊子,亮出字号,摆上条案与长凳,拉开阵势叫卖。豆面糕、驴打滚、年糕、灌肠、扒糕、凉粉、爆肚、茶汤等各种小吃应有尽有。我对北京胡同和北京小吃的了解,就来自那时。

有轨电车曾经作为北京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存在多年,因为车头挂有一个大铜铃铛,被北京人俗称为铛铛车。而家居西郊的我们,很少有机会乘坐铛铛车。为了让我们姐弟认识老北京这个第一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父亲特意带着我们从前门到天桥乘坐铛铛车,感受老北京的那种风情。

天桥曾经是老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历代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都在那里施展绝活,京剧、评剧、曲艺,魔术、杂技等艺术精湛高超,个个出类拔萃。

天桥的杂耍表演是一大特色,项目繁多,诸如拉洋片、数来宝、单口相声、顶碗、耍中幡、胸前开石、银枪刺喉等各有特色。不同的演出分散在不同的圆圈内,一场演出结束后,按规矩,观众应该往白圈儿中扔钱,表示赞赏,也算门票钱。但每场演出结束后,只有少数观众扔钱,多数观众转身就走,父亲每次都扔毛票。这时负责敛钱的伙计就大声喊:“毛票子啦!谢谢您啦!请前排坐!”事后我问父亲:“那么多观众都不给钱,你不但给钱,还给毛票,为什么?”父亲的答复我至今记忆犹新:“天桥是这些艺人施展技艺的地方,是他们出卖血汗赖以生存的场所,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出来挣钱很不容易,遇到刮风下雨可能一分钱也挣不到。今天他们演出那么卖力气,咱们四个人看演出给毛票是应该的。”父亲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了解和他待人的宽厚,使我后来对这类人也能诚恳相待,从不歧视。

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时间安排很紧张。但是他对社会公益活动总是积极地参与,从不落空。我们住在白楼的时候,楼宇之间的环境卫生由全楼住户集体承担,每到周日上午,各家都要派出一名代表打扫楼前楼后的环境卫生。父亲不但自己积极参加,还要求我和弟弟参加,说是要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益事业的意识。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家长都利用这难得的休息时间在家做家务,出来打扫公共环境卫生的大都是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在我们中间身材魁梧的父亲就像是羊群里的骆驼,显得格外扎眼。久而久之,楼里的孩子送给他一个绰号“劳动积极分子”。父亲听了只是微微一笑,照样坚持不辍。

清华教授大部分都会自己动手做些小玩意。我多次听到发小的家长说:“你父亲手特别巧。”“清华家属区就属你家的工具齐全。”“你家的钢锯和凿子最好用。”而我真正目睹父亲的手巧,还是在停课闹革命的时候。

一天父亲从同事那里借来一组拼装玩具,外观类似现在的鲁班锁9通玩具,由9条木块组成。木块的尺寸大约宽1CM×高1CM×长10CM,每条木块上带有不同的凹凸,组装在一起类似正方形,是当年香港最流行的动脑动手拼装玩具。父亲与弟弟花了几小时的时间,也没能把拆散的木块组装好。物归原主之前,父亲把每条木块的图形画出来,之后找来木条,与弟弟一起锯、凿、挫、磨、刷油,之后散发着清香味道的魔方式拼装玩具在我们同学中流传起来,我还拿着它炫耀了多日。

清华百日武斗期间我们不能出门上学,父亲就在家里培养我们的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父亲出生在香港,对粤菜情有独钟,而那时北京的粤菜馆很少。为了吃到家乡风味,父亲悉心研究粤菜的做法,将粤菜的用料和选料,烹饪中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等技巧都传授给了弟弟,使他成为烹调粤菜的高手。父亲还教我和弟弟拆装自行车,讲授自行车的原理和构造,我们都学会了清洗自行车前轮、后轮、中轴和补胎的本领。我的动手能力和干活主动性,当我成为汽车修理工后,受到我师傅的肯定。他说我更像是工人家庭长大的孩子,干起活来有模、有样、有眼力。

如果说母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温馨和热度,那么父爱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格局和高度。在父亲阳光的、健康的、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的教育方法下,我们姐弟三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断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复杂社会的认知度不断加深。走入社会后,我们始终都能保持善良的人品和健全的人格,能够融入社会和理解社会,保持着乐观的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人生的世界观,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父爱在我成长中延伸

父亲对我的教育,并不局限在家里。我13岁考入北大附中成为住宿生,17岁去内蒙兵团成为农垦战士,很长时间没有生活在父母身边,父亲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爱护我、教育我,非常注重对我人格的培养。他认为健全的人格修养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影响,是事业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而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是在自己走入社会,遭遇困难、困苦、困扰、困惑、困顿和挫折之后。

1969年4月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6团屯垦戍边。那里地处边陲,生活条件极为艰苦,60多位知青住在一个大羊圈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每人每天只配给少量的淡水,洗脸、洗衣服只能用咸水井中的盐碱水。平日吃不饱饭,寒冬腊月没有煤火,晚上屋内气温降至零下10多度,冻得我脸上、脚上长满了冻疮。生产条件更为艰苦。二师16团是新建团,紧邻蒙古国,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荒凉的草原,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脱坯盖房到开荒种粮,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劳动:脱坯、盖房、种地、割麦、种菜、植树、挖渠、打草、养猪、放牧……其中最害怕的莫过于在海子里打草,立秋时节寒风嗖嗖,女孩子整天泡在没过腰的黑呼呼的海子里,身背40多斤的芦苇行走,一不小心就坐到泥水里……最痛苦的莫过于放羊,一个人在茫茫的草原上跟着羊群漫无目的地走,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孤独与寂寞伴随着我……知识青年的前途是什么?我就这样在草原上虚度年华?……失望与无望,惆怅与苦闷,彷徨与质疑,充满了自己的脑海,意志消沉的我渴望得到父亲的帮助。

当我把这些烦恼写信倾诉给在清华干校接受“再教育”的父亲时,他并没有用“扎根边疆”这样的豪言壮语来鼓励我,而是幽默地提出要与我进行“谁从事的农活种类多,谁解决的生活困难多”的比赛,实际上是引导我要从容地面对困难和坎坷,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通过信件,我感受到父亲在清华干校遇到的困难、遭受的磨难、吃过的苦头比我还要多,但他都以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战胜了困难,给我做出了榜样。父亲还给我传授了一些生活中的小窍门和劳动技巧。在父亲积极地面对困难以及乐观人生的教育下,我顺利地度过了迈向农村的“生活关”和“劳动关”,逐步适应了兵团的生活,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不气馁、不妥协、迎难而上,不断地挑战自我,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成长。

我到内蒙兵团时文化程度只是初中一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家信,信封都被撑破了。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将我写给他的信寄还了我,上面布满了红笔批文,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达20多处,我看后自渐形秽。父亲在信中鼓励我说:“你在草原上不要虚度青春年华,要矢志不渝地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可以通过写家信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通过读书读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兵团每天有‘天天读’)。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树立起自信心,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要随遇而安,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一定有用武之地。”父亲还嘱咐我说:“即使在农村劳动,也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有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不要荒废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华。”鼓励我热爱生活,帮助我树立信心,字里行间浸满了深深的父爱。

1970年我和姐姐去江西南昌的清华干校探望父母,到达鲤鱼州的第二天,工宣队就督促着我们下稻田插秧。鲤鱼洲是中国血吸虫重灾区,清华许多教职员工都患上了血吸虫病,父亲建议我们赶快离开鲤鱼州,利用探亲假去井冈山旅游,增长自己的见识,开拓自己的视野,积累历史文化知识。

那时国内还没有旅游之说,去井冈山的吃、住、行都要自行解决,加上我舍不得离开两年未见的父母,有些不情愿。父亲看到我犹犹豫豫,当即就制定了参观革命圣地井冈山的线路图,让我们沿着秋收起义部队走过的路线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还画了一张图表,上面注明长途客车时间、景点名称和住宿地点,最后把我和姐姐送到萍乡的安源煤矿汽车站,嘱托长途司机一路关照我们姐俩。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罗霄山脉巍峨壮丽、沟壑纵横、植被茂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撼了我。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在倾听了讲解员讲述红军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故事后,自己似乎一下顿悟到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是沧海一粟,是那么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心态一下就平和了许多。回到内蒙后,增长了见识的我心胸开阔,对事物的看法有了更多的理性思维与大局观念,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不再抱怨了,对战友的态度更加友好宽容了,对理想的追求更加自信并且坚定不移了……我非常感谢父亲的这次旅游建议,它使我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视界更开阔了。

1974年我从内蒙兵团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那时社会上对“学习无用论”的批判开始减弱,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清华闺蜜”的影响下,我一会儿学绘画、一会儿学摄影、一会儿学英语、一会儿学日语……反正她们学什么,我就跟着学什么,没有自己的主见。父亲看到我学习上没有长性,用心良苦地与我进行过一次谈话:“你学习兴趣广泛是件好事,但是学习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有从众心理,那样只会‘一举不得,前功尽弃’。你想学有所获,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遇到困难不放弃、不气馁,才能学有所得。”我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学习上开始专一起来。

大学我的专业是统计,毕业后当同班同学都感觉统计枯燥繁琐,纷纷改行时,我牢记父亲的话,坚持遨游在浩瀚的统计数据当中,孜孜不倦地钻研统计数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刻苦努力,我终于成长为高级统计师和综合统计数据专家。我的姐姐和弟弟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强不息,努力拼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和行业专家,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建功立业,成绩卓著。

1981年春节全家在西44楼新居的集体照

1981年3月父亲在云南昆明工作照(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最近我找到母亲郑晏(1923-2018)2003年撰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上面写道:黄熊先生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他心胸开阔,淡泊名利,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他襟怀坦白,心地纯洁,不搞投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一心一意地搞教育、搞科研、出成果,这种品格难能可贵。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外表的风趣和内心的认真并存。他团结同志,爱护同志,对同志的困难主动帮助,有求必应,群众关系可谓口碑载道。他对别人宽容大度,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遇事处理原则是只麻烦自己不麻烦别人,对自己的困难努力克服,表现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的爱留在了人世间,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的骨子里,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中。父爱如山,巍巍高耸。父爱如海,宽广博大。父爱是平凡的、伟大的、无私无畏的,父亲用自己的爱指引着我们的人生!

定稿2019年5月1日于北京后现代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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