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85级

我生命的五分之四是在清华度过的，清华的水木人文造就了我。

夜阑，在异国的月光里抱影无眠之际，心里不禁又咂磨起清华的往事来了。半醒半梦之间，零散纷杂的景物和人事相互交融，竟显现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关联和缘分来。于是赶快披衣提笔，录下了这三篇……

礼堂

如果说主楼和各个系馆代表着清华的智慧，东西两个运动场显示了清华的活力，那么，礼堂在我心目中，则凝聚了清华的精神。这些年，清华园新楼新院层出不穷，老屋老景渐渐淡出。而礼堂却在新水、学堂、科学馆的侍卫中，在水木清华的映衬下，依然穆清醇和地昭示着清华传统。在离开母校的岁月里，每想到古典庄严的礼堂，我的心里便会涌上一股踏实的暖流。

从出生到工作，在清华整整25年，进出礼堂不知多少次。在她那穹隆之下看过的电影、演出不计其数。然而，最牵动我心的，是从附小、附中到大学的那些开学和毕业典礼。在大红条幅高高挂的礼堂里，领导和师长们端坐在主席台，白布罩起的长桌上，摆着一摞摞诱人的奖品和证书。记不清目送过多少同学上台领取各种名目的荣誉，望着他们在激昂的乐声中，英姿勃发地走过长长的过道，稳重地领过奖品的样子，心里真是羡慕万分。也无数次地期待过自己的名字被发奖人念到，可是，在清华当了整整十五年学生，就硬是没荣幸过一次。

至今，一闭上眼，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置身礼堂之中的情形。每次去看电影，前后左右总会坐有相识的同辈和长辈，因为票都是工会按系分的。这倒是难得的社交场合，大家少不了寒暄问候一番。铃响三遍，灯光渐暗，心跳却立刻加快。多少个经过艺术再造的人间故事，在这里灌溉了我们的心田。记不清小时候曾看过多少遍《闪闪的红星》和《海霞》，里面的歌曲至今会唱。吃过欢庆“四人帮”倒台的三公一母的螃蟹后，经济条件逐渐好了，去照澜院抢购鲜鱼或西红柿的激动场面越来越少了，但是要买到礼堂放映的“十七年”老片子的票，还是要排长队。记得放映《洪湖赤卫队》时，无票硬闯的人海几乎把礼堂的铜门冲破。《东方红》、《冰山上的来客》、《青春之歌》、《五朵金花》等影片如一阵阵精神复兴的浪潮，从这里冲遍了清华，唤醒了我父母那一辈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也启蒙了像我这一辈对美和爱的追求。

礼堂的舞台也不乏名家名团的光顾。光我所亲身体验的就有姜昆、盛中国、胡松华、中央民族乐团等等。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才旦卓玛在礼堂外面平台上的露天演出。当时盛况空前，草坪和马路上站满了人，她的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把清华的夜空也照亮了。说起来可笑，从小就缺乏歌舞细胞的我，竟也两次有幸地登上礼堂的舞台“献艺”。第一次是4岁时，与家属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登台合唱。那时我们都刚同父母从清华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来。才摘下带了两年的“五七小战士”的桂冠，就投入了新的“战斗”——“批林批孔”，合唱的歌词至今记得。唱的时候，站在最后一排，心里哪管它什么“克己复礼”，只顾和吴晨（吴良镛先生的公子）嬉笑打闹，没有完成规定动作。现在回过头看看，那时的顽皮倒好像隐含着那么点“难得糊涂”的超然呢。

第二次登台竟是14年以后。那是1985年，刚考上汽车系，春风得意，马蹄儿正轻。热能和汽车系的新生及部分老生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在礼堂参加每年一次的新生歌咏比赛。唱的曲目是《黄河颂》。这次我倒是全力以赴，不仅为了歌的优美，而且也为了新集体的荣誉。可是这歌的难度对我实在太大，幸亏我上面一排有位高年级的男生，用他洪亮的男中音完美地“掩护’了我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嗓门儿。也许就是因为这点儿缘分，八年后，我俯首帖耳地作了他的夫人。

礼堂虽然没有给过我所渴望的荣耀，却赠与了我意想不到的缘分，还有那些数不尽的欢乐和启迪。

新斋

“王”字形的新斋是我在清华的第一个家。1971年，我们家刚从鲤鱼洲回来时，就被分配住在一楼靠东的一间。记得那时清华像个大公社。附小前头有一大片稻田，很多食堂后面都有自己的猪圈。用作军营的三院教室，后面开有一块菜地。清晨，伴着西大操场的大喇叭里播放的“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爸爸骑车将我送到位于甲所的家属幼儿园。天气好时，阿姨就把我们当小羊一样“放牧”在甲所周围的草地小丘上，我们可以一直跑到工字厅前去爬那两个石狮子。清华对于4岁的我，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百草园”。

那时，新斋住满了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有校医院的大夫，机械厂的师傅，各个系的教职员，不论资历高低，人口多少，一户一室，绝对平均。家具都是现成的。对于住过大仓库，在藏有血吸虫的鄱阳湖的湖泥中改造了两年的“老九”们，新斋大概相当于“豪华宾馆”了吧！？筋疲力尽地走完了“五七”道路的人们，个个满面沧桑，肤色黝黑，外形上，同农场当地的江西“老表”们已相差无几了，可以说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才从江西的烈日下回到清净的校园里，人们又被俗称“小虫”的血吸虫的阴影所困扰，于是纷纷打锑剂，吃南瓜籽，指望消灭肝脏里的那些小虫，使“枯木”得以“逢春”。可是，有不少叔叔阿姨因为被小虫蛀蚀得太深，终于没有等到那个“春天”。

那年，我是头上顶着化了脓的大疮，发着烧，从农场回到北京的。途中在上海，妈妈还带我到一家医院作了急诊手术。这些苦难没给一个4岁的孩子留下任何印记。一旦在新斋落了脚，我就又和一帮“五七”小战友们野起来了。我们在楼道里疯跑，在楼梯上猛追，完全没有对学府文明的理解和尊重。不过，当时有很多高高在上的人，比我们这些毛孩子还缺乏这种理解和尊重。

人的记忆系统是个奇妙的过滤器，当生命的小溪一天天流过去后，留在滤网里的只有一些金灿灿的东西。记得，夏夜里，三院后面的空场上经常放映电影，好像有《地雷战》、《地道战》、《红色娘子军》等等。夜幕初降时分，全家拿着板凳、清凉油和蒲扇兴致勃勃地出去，看电影兼避暑消夏，那份跃然的满足远远胜过了电视音响所提供的现代刺激。看完了，回到家里，如果暑气未散，爸爸妈妈就会让我睡在宽大的窗台上。星光点点，微风淡淡，那叫痛快！

在新斋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到专为从干校回来的人们盖的新林楼去了。从此我们家一直住在清华的南面，我也再没去过新斋，几乎把它彻底忘了。没想到1985年考上汽车系，分配的宿舍竟恰恰在新斋。我又一次迈进了它那清凉幽深的过道。放眼四望，一切都似曾相识，好像是走回了梦里的童年一样。不同的只是这次爸妈不和我在一起了。而且，清华对于我也已不再是逍遥的“百草园”，而已是紧张的“三味书屋”了。

不过，比起当年的情形，这时的新斋，倒多少找回了‘斋”字的静雅本意。来自五湖四海的女才子们，云集在这青春的驿站里，实现着她们各自少年时代的梦。楼道里，从清晨一直到熄灯时分，总能听到她们带有各地口音的说笑声，和轻声哼唱的家乡小曲。楼中的姐妹们来自建筑、水利、热能、汽车、电机等系。不仅同步起居，有时还一起上课。晚上下了自习之后，大家或者串门聊天，或者在水房里洗衣服兼练嗓儿。楼里上上下下流动着的青春气息，常常让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在新斋里，虽然外观上我也和其他女生们一样端庄淑然，但是在心里隐蔽的地方，14年前那个头扎羊角辫，鼻涕邋遢，指甲里藏满黑泥的疯丫头，却时常淘气地冒出头来嗤笑自己“假正经”。我心里那长不大的童年自是无人可以察觉，只有这饱经沧桑的斋楼会无言地向我投来会心的一笑。

我们家14年前住过的那一间，那时正由汽４班的学姐们住着。我常常去她们那儿串门，也曾暗地里四下打量这间“故居”，竟很难找出记忆中的“豪华宾馆”的痕迹。就连那个窗台也显得那么小了，想当年我一定是小得像个猫，才能在那上面安睡一夜吧！？

汽车系

我对汽车系的印象是从气味开始的——那是爸爸身上特有的汽油味儿。这个印象恐怕也是我最早的记忆了。说起来也很自然，就像教书法的老师家里总少不了墨香一样，教汽车工程的老师家里若没有点儿汽油味儿，就好像说不大过去。因为父亲在汽车系教书，所以我从小虽谈不上书香浸染，却也受了些汽油香的熏陶。

在江西的干校时，我常常去机务连的大车库里玩。这个机务连是由清华汽车系改编的。在那里，不仅可以找到爸爸和很多亲切的叔叔、伯伯，还可以闻到那种让我感到踏实的汽油味儿。那时汽车系的老师们，不论是学士还是博士，助教还是教授，人人身穿油渍斑驳的粗布工作服，用拿惯了笔的双手操作维护着各种农用车辆和机械，用站惯了讲台的双脚跋涉在围湖造出的烂泥地里。放弃了学院的围墙，告别了教室的屋顶，他们不分昼夜地劳作在苍天与大地之间。

记得一个初夏的早晨，我正和干校托儿所的小朋友从一片金黄的稻田边走过，远远地从大田深处开来了个恐龙似的庞然大物——那是代表全农场最高科技水平的“康拜因”。大家立刻激动得欢叫雀跃，我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执龙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爹！看着父亲高高地坐在驾驶室中，熟练地操纵着畅饮稻浪的巨龙，嗬！那份自豪呀！

当时劳动与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我印象不深了。只知道干校的苦活儿连当地的“老表”们都不愿沾边。可是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和机务连里的大人们总是不乏孩子气的幽默。几乎每个人都被亲切地加封了恰如其分的外号。大家互相叫着外号打哈哈还不过瘾，一位爱开玩笑的叔叔还将一位教授的漫画像画在一个硕大的鹅蛋上，供大家鉴赏。汽车系上上下下的这种实在与幽默是我在刚开始懂事时，对它产生的第二个印象。这个印象在我上大学后被进一步强化了。在我所上的各门课程中，汽车系的老师最会使用形象的比喻，也最爱讲一些与课程有关或无关的玩笑来活跃课堂气氛。我的父亲也是三句话离不开玩笑的人。在被同事们恭维曰“长得像姜昆”后，他竟真格地在系里的联欢会上说起自编的单口相声来了。

小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中学毕业后，我也会走上这条充满汽油味儿的路。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一夜之间成了我的系领导和老师。曾玩过捉迷藏的那间摆满汽车零件的大屋子，一下子变成了庄严的专业教室。右脑发达而左脑简单的我，乍一接触专业课，什么离合器、同步器、转向器、变速器，个个冰冷而诡秘。多亏了系里老师那生动幽默的授课风格和那到处弥漫的亲切的汽油味儿，渐渐拉近了我和汽车的感情联系。

仔细想来，我和汽车系的这些缘分竞始于五十年代一个穷困少年的梦想。解放初，在北京西城的武王侯胡同里，有一个十多岁的东北孩子，边上中学，边织袜子养家。在学习和打工之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察街上的汽车。每一辆汽车从他面前驶过，都激起他心里好奇的浪花。日复一日，一个大胆的梦想悄悄地升起在他的心里。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真是作到了彻底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么，考上清华汽车系；要么，就去当汽车司机。也许上苍被这个一颗红心向着汽车的孩子感动了，不仅成全他上了汽车系，而且使他作了汽车系的老师，让他在实践自己的汽车梦的同时，将这梦延伸给更多的人。

前不久，我试探我那三岁的儿子的志向：“恺鸿，你将来是当医生，当画家，还是当老师？”他倒早就另有了答案：“我要当开汽车的！”哈！半个世纪前，他外公的那个梦不仅征服了他的妈妈，现在又在向他微笑了。我仿佛在这孩子的身上又闻到了那熟悉的汽油味儿。

梦，也是可以遗传的吗？

后记

读到过这样一条俳句：“是落地的花瓣又飞回枝头吗？啊，没有，那只是一只蝴蝶。”淡泊平静的背后是美丽的失落。想起了年少时的暮春，呆坐在清华老图书馆侧门的台阶上，看迎春鲜黄的花瓣已经开始卷曲飘落时，心里的那个祈盼——时光啊，你就在此永远地定格吧，让花瓣永远安栖枝头，让这美好的瞬间永远不从我身边溜走。

可是时间分秒不息地走，带着恋恋不舍的我一步步远离少年，远离故园，让我在频频回首之中踏遍世间的沟壑。也不知是几年异国的奔波流浪让人宽宏了，还是学会了随遇而安，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醒悟——落地的花瓣其实是可以与枝头重聚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时间。就像未来的某一天，我又将放步于中午空寂的清华园中，那未改的故园情致（永恒的枝头）就会与我的童年、少年（落地的花瓣）重聚了！好像分别的时光被一笔勾销了一样。其实，即使我的身体和感官尚未回去，我思乡的心情已和故乡的记忆在梦中拥抱了。超越时空，终于在万般的变化中，找到了那份不变的默契——花瓣就与枝头重聚了。

对吗，清华，我心中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