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兆武先生

2014-07-25 |

○ 耐寒

1982年的秋天,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做鲁斯访问学者。有一天余英时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大陆学者何兆武先生,不知你认识不认识。  1982年的秋天,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做鲁斯访问学者。有一天余英时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大陆学者何兆武先生,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也是中国社科院的。晚上他要来我家便饭,你如有时间也来吧,一起叙一叙。”

  晚上我去了。我不认识何先生,但听说过名字,他是历史研究所的,在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何先生笑眯眯的,体态略胖,颇有我佛弥勒之喜庆福禄之相。他是湖南岳阳人,但一口京腔,因为出身官宦之家、在北京生长之故。何先生说认识我,是社科院开大会时经人指点认识的。我问道:“为什么要在背后指点?而且只是指点不能算认识。”他解释说:“听说社科院有个女同志在孔子讨论会上说,因为孔子骂了女人与小人,她是不会对孔子鞠躬行礼的。我想见见这位同志到底是谁。”大家的闲聊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天晚上余先生和何先生两人谈兴甚浓,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士,我只有洗耳恭听虚心受教。他们谈了许多西南联大以及一些学者的往事,谈及何先生的挚友王浩先生(他既是顶级的数学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余先生也是好友)。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七年之久,从1939年到1946年,读了四个系。他和王浩结有深厚的友谊。王浩先生在国际上极为有名,但国内知道他的人并不多。那天晚上我听了余、何二先生的谈话,才知道王浩的学问、经历以及个性等情况。据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王浩和美国一些学者来大陆访问,许涤新先生对王浩说:“可以留下工作,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大意如此)对此王浩先生耿耿于怀,十分不快,打消了回国搞计算机的计划。王浩是热爱新中国的,但他很自负。许先生的说话似乎也失考虑,不很妥当,于是产生了不愉快的结果。

  何先生还谈了许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抗战时期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操和奋发图强、朝气蓬勃的一些事情,我听了十分钦羡和向往。

  那次以后,和何先生还见过两三次面。因为耶鲁大学在纽黑文,距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纽约不过两三小时的火车路程,何先生往来访友、学术交流都很方便。有一次我去纽约游玩,顺便去看何先生,同往的还有我们研究所研究美国史的陶文钊先生。何先生住的地方有点简陋,而且有点脏乱差。原来何先生从未做过家务,不会也不习惯收拾房间,长期如此,夸张地说,就不免让来访者感觉如入鲍鱼之肆了。后来陶先生告诉我,何先生每天吃很多水果,但不吃蔬菜,因为洗蔬菜太麻烦,还要炒、煮、烧,干脆不吃,免去麻烦,用水果代替,既方便又好吃云云。陶先生说,水果和蔬菜的营养是不同的,对人体各有各的作用,还是要吃点青菜,维持身体营养的平衡。不知道后来何先生是否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

  有一次和何先生闲谈,说起一些社科院的往事。何先生是个很通达开阔的人,世面也见得多了,对各类问题都能有所判断和洞察,所以看得开,放得下。只是有一次谈到一件事,我发现他虽然过去很多年了,心中还是装着疙瘩。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斗私批修、批判各类资产阶级思想,几十年来是很平常不可或缺的事情。何先生说,他的一位同事总是给他扣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一提崇洋媚外何先生似乎就是代表人物。他觉得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斗争气氛中成长的,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祖国的独立自强,是自己人生的根本信仰,怎么就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人物?那位同事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何先生的出身有海外关系,如此而已。何先生有两位姐姐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毕业后留学美国,后来留在美国工作。何先生说解放后并没有和她们有什么联系,没有找他们要美元或者帮他偷渡过去,也没有向别人炫耀有姐姐在美国,如何如何。更想不通的是,那位送他帽子的同事,改革开放后,帮女儿找了个外国丈夫,见人就吹嘘他的洋女婿,仿佛大同世界就此开始……看来何先生真是生气了,为了缓和情绪和气氛,我调侃着说:“随波逐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总会有力量使一切去伪存真的,你就消气吧!”

  前两年何先生出版了他的《上学记》,出版后好评如潮。听说他的第二本书——《上班记》,已经写好,即将问世。又有一说,《上班记》尚未动笔,即使写成也不会付梓,先藏于山。为此我还打电话询问,何先生回答:“怕得罪人,先不能出版。”从这话听来,似乎已经写成。我想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界同仁莫不希望此书早日问世,大家早已引颈企盼,何先生还是走群众路线吧!——这不是我们几十年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项目吗!

  在美国见过两三次后,几十年过去了,直到前年的暑假才有了再次碰面的机会。之前我女婿在清华大学开会,顺便到何先生在清华的家中,我也结伴而行拜访了他。何先生还是像过去那样,胖胖的笑眯眯的,还是很像弥勒大佛的样子,只是多了白头发,而且很稀少,走路也有点蹒跚,需要手杖相助。他说他已年过九十,记忆力衰退,很多过去的朋友,原本很熟悉的,现在名字都忘了。我笑着问他:“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大概想了一两分钟,终于得出正确答案。他的脑子很清楚,思维方面似乎与旧日相仿。我们都喜欢和他聊天,聊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和联大的学术、校风、精神;还有解放后一些人的经历和学术界的一些情况,他也很有见地地娓娓道来。

  何先生谈到一件使我们很感意外的事情,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戴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最后不了了之,算是一场虚惊。这个我们听了都非常惊诧,因为何先生为人温良恭俭让,与世无争,潜心学术。本人历史简单清楚,学生出身,解放后即入华北革命大学接受革命洗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顶大帽扣在他头上,似乎尺寸不符。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只有请他详述其原委了。

  原来“文革”前不久,何先生接受了一项任务:翻译英文版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送书来的人对其身份含糊其辞,只说是中央有关部门交的任务,很重要,希望半年内完成全稿。此事由来人和何先生单独联系,不通过院、所人事系统,也不得对外声张,全书译成后,届时有人会来取走。

  是谁派人来布置的工作,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为什么不许声张告人?这些何先生一概不知,也不想多做种种揣测,既然是中央有关部门交来的任务,总觉得这决不会是什么坏事,至少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吧!半年过去了,全书译成,不久出版,何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没想到,“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研究所的领导军宣队和工宣队来找何兆武,向他十分严厉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要老实交代,你是如何配合刘少奇、周扬等资本主义当权派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一书,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并且将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何先生听了一头雾水,明明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什么配合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集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哪知道呀!反正怎么说也说不清楚,最后就戴上了一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批斗,要何先生交待此事的策划、阴谋、联络等情况,并明确地告知他,抵赖是抵赖不了的,现在他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只有彻底认罪、交待、批判才能有一线生机,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何先生真是陷入了困险之境。

  批斗时,何先生无法回答以下各个问题:

  什么人送来的书?答:确实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是什么上级,只知道是中央来的。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答:确实不知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为什么接受了不明不白的任务都不向组织汇报?答:那人不叫说。这不是明显的反革命活动?鬼鬼祟祟的,你那么博学多才,难道还不明白?答:确实不明白。

  接着是群众声嘶力竭的一片打倒声:“何兆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每隔几天就这样开会批斗,要他交代问题——什么目的?如何策划?重点是什么?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中?……何先生实在是编造不出来,他说他从来都不说瞎话,不会编。“这是我从年幼开始就接受的一条家教,我不会违背。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我说的都是实话,真话,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多年过去了,何先生被批斗的情况连他自己都渐渐地淡忘了。有一天顾颉刚老先生告诉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不间断。“文革”中的日记还保存着,记述还比较详细,其中有几十篇都记有何先生当时被批斗的情况,包括方式、主旨、语言、场面、结论等方面,现在重读,有点意思。这才勾起了何先生的回忆。

  何先生说,最后这件事情的处理很突然——有一天(日期忘了,我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应忘却。何先生笑了一笑)军宣队召集大会宣布“批斗帮助”何兆武的大小会议一律暂停,何兆武回原学习小组继续参加学习,改造思想。何先生想问个究竟,无人相告,多问几次,对方就不耐烦地回答:“还在研究,着什么急?”结果也没人把研究的结果通知他,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何先生的“反革命”大帽子也不知为什么戴上?又为什么让人取走了,消失了,何先生又归回群众的队伍中。

  这是悲剧,还是闹剧?很多年过去了,何先生才知道一点内情。原来送书来的人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位机要秘书,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身边的亲信外,无人知晓。“文革”之前,毛主席大概思考不少历史、政治、思想、民生等各个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他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发展和改变。毛主席的思想向来十分活跃,常有出人意料的奇想异招,他希望读欧洲方面的哲学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当时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争时代,所以军训队、工宣队在不知道何先生翻译罗素一书是主席的意思时,习惯地认为这必定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一场搏斗,所以和反党集团、两个司令部相联系,希望揪出大黑鱼,效忠毛主席,立大功。大概后来得知这是毛主席交办的任务,不啻五雷轰顶,赶忙收兵,不留痕迹加以掩盖。一般给人戴了帽子,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的大帽子,戴或摘都有严格的程序,不能不了了之、随意而行。军宣队、工宣队当然是要极力回避“整到毛主席头上去了”这一滔天大罪,故而偃旗息鼓。

转自《东方早报》20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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