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所作《背影》《荷塘月色》等文长期被收入海峡两岸中学语文教科书。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朱自清好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等都曾撰文追悼,但一直未见朱自清的纪念文字。他俩之间其实是有些文字交的,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鲁迅主编《小说二集》,朱自清主编《诗集》,即为代表性的一例。以朱自清为人之忠厚,与鲁迅又从无过节,他怎么会毫无表示呢?
这个长期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最近找到了圆满的答案。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刊出“追悼鲁迅先生专页”,专页首篇就是署名“佩弦”也即朱自清的《鲁迅先生会见记》。此文虽不到千字,却颇有意思,也颇具史料价值,因此,照录如下:
和鲁迅先生只见过三面,现在写这篇短文作纪念。
第一次记得在十三年的夏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有一天听郑振铎先生说,鲁迅先生到上海了。文学研究会想请他吃饭,叫我也去。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呐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两桌客。自己因为不大说话,便和叶圣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上一桌鲁迅先生外,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诸位先生。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们这桌也谈得很起劲——因此却没有听到鲁迅先生谈的话。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纺绸长衫,平头,多日未剪,长而干,和常见的像片一样。脸方方的,似乎有点青,没有一些表情,大约是饱经人生的苦辛而归于冷静了罢。看了他的脸,好象重读一篇《〈呐喊〉序》。席散后,胡愈之、夏丏尊几位到他旅馆去。到了他住室,他将长衫脱下,随手撂在床上。丏尊先生和他是在浙江时老朋友,心肠最好,爱管别人闲事;看见长衫放在床上,觉得不是地方,便和他说,这儿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他没理会。过一会,丏尊先生又和他说,他却答道,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的。丏尊先生第二天告诉我,觉得鲁迅先生这人很有趣的。丏尊先生又告诉我,鲁迅先生在浙江时,抽烟最多,差不多不离口,晚上总要深夜才睡。还有,周予同先生在北平师大时,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讲得神采奕奕,特别是西王母的故事。这也是席散后谈起的。
后两回会见,都在北平宫门口西三条他宅里,那时他北来看老太太的病。我们想请他讲演一次,所以去了两回。第一回他大约刚起来,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象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再一回看他,恰好他去师大讲演去了,朱夫人说就快回来了,我便等着。一会儿,果然回来了,鲁迅先生在前,还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问讲的是什么,他说随便讲讲;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与穿草鞋的人”。(原题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说没工夫给我们讲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谈了几句话,告辞。他送到门口,我问他几时再到北平来,他说不一定,也许明年春天。但是他从此就没有来,我们现在也再见不到他了。
朱自清说的不错,他与鲁迅一共只见过三次。查鲁迅日记,时间分别为1926年8月30日、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只不过他把第一次见面时间民国“十五年”误记作“十三年”了。首次见面往往印象最为深刻,《鲁迅先生会见记》的追忆也以首次最为详细,正可与鲁迅日记互证。当时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从北京南下途经上海,而朱自清也正好过沪北上。是日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在沪文学研究会骨干几乎全都到场了,真是一次重要的聚会。与朱自清的回忆对照,可知当时席设两桌,主桌有鲁迅和发起者郑振铎等,朱自清则在另一桌,以至未能听到鲁迅“谈得很起劲”的谈话而略感遗憾。席终人散,去鲁迅所住旅馆继续畅谈的是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章雪村四人,胡愈之并不在内,朱自清记错了。但事后由夏丏尊转述的鲁迅脱下的纺绸长衫该不该搁在床上的细节,朱自清的描述确实生动。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1936年11月《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对此也有所提及,称鲁迅与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时一直穿“一件廉价的羽纱——当时叫洋官纱——长衫”,“这洋官衫在我记忆里很深”,这次见面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而接下来更有趣的“洋官纱”的挂与不挂,就只有朱自清的记载了。
正如朱自清所述,他后两次在北平拜访鲁迅,都与邀请鲁迅到清华大学演讲有关。当时朱自清已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恰值鲁迅北上省亲,北平各高校争相邀请鲁迅演讲,朱自清当然不甘示弱,亲自出马恳请。鲁迅日记的相关记载是,1932年11月24日,“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11月27日,“下午静农来。朱自清来”。朱自清两次努力均未果,未免沮丧,虽然此文中未明显流露,但他的学生吴组缃后来对此有更为具体的回忆:“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1948年9月《文讯》第九卷第三期)
不过,朱自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细节。一,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刚在1932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鲁迅自己对此书较为满意,曾经说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所以对朱自清有此一问,而朱自清的回答“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也有弦外之音,《二心集》后来果然被国民政府查禁了。二,鲁迅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的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讲演中确有“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皮鞋先生”“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等话(王志之:《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前后》)。三,“T先生”当指台静农。鲁迅此次到北平,对鲁迅执弟子礼的台静农一直伴随左右,11月27日鲁迅日记也有明确记载。一年之后,台静农被捕,获释后被迫离开北平,所以朱自清在文中以“T先生”代之,由此也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在汗牛充栋的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朱自清此文可能并不起眼,但他的文字是朴素的,平实的,他用平视而不是仰视的眼光打量鲁迅,连鲁迅晨起“抽着水烟”都写到了,自有其真实感和亲和力,难能可贵。最后必须说明的是,《鲁迅先生会见记》为《朱自清全集》所失收,是朱自清的佚文。(陈子善)
转自《东方早报》201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