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于光远——

　　1915年7月出生于上海，曾用名“郁钟正”。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宣部科学处、理论处处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中科院院士）。1964～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77～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经济学，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2013年9月16日逝世。

　　“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就可算相当理想的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

　　9月26日凌晨，这段话的作者于光远辞世，98岁的他兑现了愿望，更难得的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写作与思考，从1986年起每年年底还给亲友写一封贺年信，汇报过去一年做的事与来年计划。

　　于光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横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党史及各种杂学领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中顾委委员等要职。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其理论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堪称一时国士。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在弥留之际写就的《守身为大》一文中写道：“他（于光远）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

　　翻开于光远在古稀耄耋之年写作的一系列回忆文字，跌宕起伏的人生叙述，充满和煦的趣味。

　　国之策士

　　以经济学和哲学研究名世的于光远并非科班出身。1934年从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师从物理学家周培源，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窗，由于成绩优异，于光远深受导师器重，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还被周带给爱因斯坦审阅修改。然而在1935年，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不断扩张，爱国学生运动高涨，究竟是做物理学家还是革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于光远最终选择了后者。他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救亡运动，并在1937年后正式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其实在“一二·九”之前，于光远已是一位自发的革命者了。在1935年暑期，他与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一起在上海为工人开办识字班，还在杭州附近的农村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一二·九”之后，找到革命伙伴的于光远异常兴奋，大学一毕业即投身革命活动，并在1937年入党后，正式将原来的名字郁钟正改为于光远。

　　为了彻底弄清楚革命的道理，于光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1936年，他选修了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课，花大量时间仔细钻研了两本英文参考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从此服膺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1939年到延安后，于光远又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延安出的书，我弄到一本就看一本，看得很认真；看过一遍又一遍，看了还做笔记”。此外，他还做了大量的笔记，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成为新哲学学会会员与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于光远找到李四光等自然科学家酝酿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于1956年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兼任研究组组长和杂志主编。此后几十年，在于光远的带动下，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所谓“自然辩证法”，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于光远创立的这一学派在自然辩证法学派中，特别重视“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

　　早在延安时期，于光远就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与柴树藩、彭平合著《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研究当地农村经济问题。此外，他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职期间，还指导编写了多种农业和工业生产教材。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于光远将研究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他一改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叫法，提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旨在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统一在一个科学理论基础上。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写作班子，准备撰写一本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可惜因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流产。1958年，在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后，由于于光远被打成右派无法正常研究，及至他近20年后恢复学术研究时，却发现体系化的研究难以开展，剩下的资本主义部分最终没能完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使于光远后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扫除文革理论障碍，解冻社会思想的过程中，大放异彩。

　　1975年6月，被发配到宁夏“五七干校”9年、刚回北京的于光远，接到胡乔木来电，正式出山，成为对邓小平直接负责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名负责人之一。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研究资料，撰写系列文章；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准备出版毛选第五卷；代管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刊物等。于光远主要负责联系学部经济研究所和筹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中央工作中“左”的倾向依然积重难返。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稿的意见征求中，于光远为“唯生产力”正名，在他看来，“‘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于光远的坚持下，一个月后，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中，果真删去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

　　然而很快，“两个凡是”的言论又出台了。于光远联合冯兰瑞、周叔莲和吴敬琏等人，组织了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小组，决定从理论上进行揭批。邓小平在阅读讨论小组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后，专门约谈了于光远等人。随后，政研室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6天后，《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

　　当时，于光远组织的多次“按劳分配”与“唯生产力论”的大讨论，大大推进了杜润生牵头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落实，催生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萌芽，大大活跃了社会思想。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到家中谈起草闭幕讲话稿的问题。带着邓亲笔写下的500多字提纲，于光远又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抓紧起草稿子，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在历史重大转折中，回答了“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此外，在于光远的多次提议下，最终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其基本特征的论述写入中央文件。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于光远无疑是幸运的，他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许多重大历史时刻，真正成为国之策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退居二线后，于光远并未停止对经济学的思考与探索，拓展了消费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他1987年完成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被一些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世事皆学问

　　“对什么人吃糠的情况，我也调查了一通，大地主家不吃糠，小地主和富农家吃，不是这几年，过去一直都这样……小地主和富农也吃一点糠，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这是于光远回忆1942年那次绥米调查时所写的一段文字。早在读书期间，于光远就经常采用调查方式增长社会知识。他和同学去大戏院的门口访问各个阶层的人，观察居住大杂院的人。

　　除了调查访问，于光远的许多知识来自图书馆的自修，每到一地，他首先要找的就是图书馆，延安时期更长期担任图书馆的主任，得享阅读的便利。更难得的是，他喜欢理论联系实际，将学到的东西很快运用到现实中。

　　那还是他在上海读高二的时候，父亲辞职以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由于他之前用学过的知识，帮伯父的一个亲戚解决了牙膏生产中的一个技术问题，伯父就与他的父亲商量一起成立一个化学工业社，请于光远担任技师，生产一些日用化工产品。就这样，于光远半天上课，晚上在实验室做实验，陆续生产出“土耳其红油”、“固色灵”等产品（均为染料媒染剂），取得不错的市场销路。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期间，女儿小东来看他，他还做了针孔照相机、五彩冰灯等实验，增长女儿的知识。

　　于光远自称“无时不在思考、无时不在写作”。在女儿小东出生后，于光远又将她作为一个实验物，从出生起每天为她写观察日记，想一直写到女儿能自己动手写日记为止，从而记录一个人的“终生日记”。他坚持写了两年后，这本日记却被造反派抄没去，遗憾不已。后来，等他的外孙女出生后，他又开始观察分析，了解儿童心理，多年积累，俨然成为儿童教育专家。

　　由于对史料天生的敏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于光远记录、保留了许多珍贵的一手材料，也使他成了党史专家。有一次，于光远在山西临县的一个理发店里，发现有个理发员在读一本马列著作。攀谈之下，发现这位理发员读的竟是一本毛泽东批注过的书，理完发后，他马上用一本新书换来那本书。透过书中圈圈点点的批注，学习毛泽东的思路和治学方法。

　　还有一次，于光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艾思奇处理稿件的纸篓里，发现一篇他写的、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社论草稿，上面有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大量修改，于是这篇草稿又成为他的收藏。

　　还是在干校的时候，有一位原来在教育处工作的同志很喜欢喝酒，他有天突发奇想，为了给这位同志寻找喝酒的理论依据，动手编了一本《马恩论喝酒》。

　　到了晚年，于光远从打牌等日常游戏受到启发，提出“休闲学”问题，还专门著述讨论休闲学的价值。

　　“处处皆学问”,正是始终浓郁的求知欲与游戏心态，使于光远成为谙熟各个领域的通才，他很喜欢别人送他“大玩家”的称呼，加一个字变成“大玩学家”。

　　“喜喜”哲学

　　“喜喜”哲学是于光远的一个发明。前一个“喜”是动词，后一个“喜”是名词，意即只记住有趣的人事，不回忆那些苦事。

　　打开他写的回忆录——《“文革”中的我》，里面没有太多惨烈的回忆，反倒充满各种趣事趣闻，即使描写挨打抄家的场面，也保持着一份淡然和调侃。为避免引起误会，于光远特意在引言中写道：“因为我现在写的只是一些琐事，我不希望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不主张去对‘文革’做极为严肃的研究，因此在这个小引中我不得不作这样一番声明。”

　　在一次批斗中，于光远事先告诉对方不用押送了，自己走着去。结果等他走到木樨地政法学院的批斗会场时，看门的人并不认识他，告知他进门要收票。于光远有心与他们开玩笑，说好话磨着要进去。结果收门票的人始终不放行，争执之下，最后于光远对他说：“没有我，你们的会开不成！”对方一时懵了，当于光远告诉自己就是批斗会的主角时，周围的人一下炸开了，这时他大摇大摆走进去，仿佛一个“胜利者”一样。

　　于光远将这种乐观的心态命名为“革命的阿Q精神”。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审干甄别期间，“特别班”的人情绪普遍都不好，只有于光远整天乐呵呵的，别人开始都以为他是在装。后来，他讲了一番自己的道理：“既然组织上要进行甄别工作，而且有专门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有问题的人解决得越多，剩下的人就越少，研究我的问题的力量越强，我的问题就解决得越彻底。因此，我的阿Q精神不但是革命的阿Q精神，而且是科学的阿Q精神”。

　　这自然是自我安慰的话，事实上，即使他再乐观，当文革中顶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三顶帽子，9年多无法参加工作、虚掷光阴时，仍难掩伤痛。但是，这份通达却足以使他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迎来一施抱负的机会。（记者 钟晓武）

转自《英大金融》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