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侯仁之

一

每逢怀念梁思成先生，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他那颗“赤子之心”。这一点，在我的前辈学者中，他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也是最为可贵的。

可是在我亲炙思成先生的教益之前，我又首先是从他的夫人林徽因先生那里，听到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五十多年前，当我还在北平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每个学期学校总要举办几次“大学讲演”，主讲人大都是从校外请来的知名学者，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听讲。我在这一讲座上听过一些名家的学术讲演，如胡适讲传记文学，葛利普讲古生物学等，都颇开眼界。大约是1934年秋天的一次大学讲演，主讲人是林徽因先生，讲题是中国的塔。我决心去听讲，并不是我对塔的建筑有多大兴趣，主要是慕名前往。可是再也没想到，这一次精彩的讲座，却启发了我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受。只是后来我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读到了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时，好像是那次精彩讲座上的回声，又忽然在我耳边重新响起。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妨摘录如下：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其中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物。有的是煊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想法——但是，什么叫做“建筑意”……

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以上这段引文，我曾一读再读。其中使我最有感受的，还是最后的几句话。因为当时我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迹的印证。因此经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亦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此后不久，我大学毕业，作为顾颉刚老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到这时，我才真正考虑到古代建筑在印证“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中的重要意义。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虽一砖一瓦之细，亦多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引人遐思，更不必说什么巨大的古代建筑以至颓败中的遗址废墟了。为此，我特地举了如下一个实例，写在我为这个实习班所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希望对班上的学生有所启迪：

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诚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殿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邱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名著，一百五十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如今回想，这门课的开设，与其说是对当时的学生倒不如说是对我这个青年教师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饮水思源，除颉刚师外，我是更加受益于思成先生和徽因先生的。现在追忆往事，最感懊悔的是我未能在两位前辈健在的时候，亲自向他们诉说：在我青年时代，我是如何受到他们的感染和熏陶的。

二

从我听过徽因先生的讲演之后，一隔十五年左右，中间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我才终于有机会得以亲炙思成先生的教益。1949年秋，在新中国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专程到清华大学访问了思成先生和徽因先生。徽因先生在家中也像在讲台上那样才思纵横，侃侃而谈；可是思成先生看上去却显得格外诚挚而凝静。只是在相继而来的接触中，我才感觉到他那颗充满了热情而又含有几分稚气的心。他对新鲜事物是那样的敏感，又那样的认真。那时我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又回到燕京大学教书。两校毗邻，时相过从。许多细节，无需在此赘述。只是有两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其影响所及，一直到今天，这是在纪念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时，我所绝对不能不想到的，应该简要地写在这里。

第一件事，是思成先生给我一个机会，到他所领导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一门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课，叫做《市镇地理基础》，目的是为建筑系——特别是有志于城市规划专业的同学，提供一些关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城址的选择和迁移，以及城市建设中有关地理环境上的诸问题，作些初步的介绍。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论述，我考虑还是以试图解剖我国历史上一些名城的城市建设为例，作些具体的说明。现在回想，当时自己真有些“初生的犊儿不怕虎”，竟然敢如此大胆地去设想。然而更为大胆的是思成先生，他居然同意并且大力支持我去开设这门课。他凝神睇视着我，用真挚的感情安详而略带幽默的语调鼓励着我。在这一刹那间，我感觉到他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把晚辈的一个教师看作自己的学生那样去对待。我实在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力量促使他这样做，也许就是我所说的他那颗“赤子之心”吧。

第二件事，是思成先生还推荐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一些具体工作。当时他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工作极忙，但仍有一些个人接触的机会，进行一些业务上的探讨。这时他所给予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一方面他既执著于一些个人独到的见解，总也不肯轻易改变；可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他又“虚怀若谷”，善于并且乐于接受别人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在讨论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时，明知保留有困难，他仍然执意去阐述自己的设想，知难而不退；在他写作《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这篇文章时，他又不耻下问，采纳意见，并注明来源。他的这一品质，我是十分钦佩的。至于我个人，我应该毫不踌躇地说：正是建国之初思成先生所引导我参加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尽快地从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狭小天地，转向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康庄大道。自然，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形势，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思成先生的奖掖则为我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条件，促使我走上了一条新的业务探索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一直走到今天。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祖籍山东省恩县，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获文学学位，1940年获文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仁之在燕园教学六十余年。主要著作有《历史上的北京成》、《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燕园问学集》、《奋蹄集》、《侯仁之院士文集》、《晚晴集》，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等。

本文摘自《师道师说·侯仁之》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