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杨联陞曾被称为“汉学第一人”、“汉学警察”,在大陆,知道他的人反而不多。
他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以后留校任教,代表作有《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国学探微》、《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等。杨联陞与胡适先生往来甚殷,胡适预立遗嘱时,指定杨为其英文著作的整理人。杨先生桃李满天下,弟子中最有名的是余英时。
杨联陞著述多用英文,选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东汉的豪族》一书,虽是早年著作,却是杨先生的成名之作,是研究汉朝史不能错过的名著。
为深入解读杨联陞先生的学问与治学,本报携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请杨联陞先生的亲属、音乐评论家蒋力先生讲述杨先生的风采。
会十八般武艺的汉学家
所谓汉学家,是从英文单词转过来的一个概念,如果不是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海外(主要是在美国)留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大学里面教学、研究的人出现的话,汉学这个词恐怕就没有了。
关于汉学家的定义,有个笑话:余英时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到哈佛成为访问学人时,见到杨联陞,还陪别人到杨家拜访了一次,没过几天,费正清主持了一个下午茶会,费先生的下午茶会很有名,参加者都是汉学界名人。余先生竟懵懵懂懂地问杨联陞:“您在汉学领域专门研究哪一门学问?”
对于这样突兀的问题,杨联陞却很宽容地笑了笑,说在美国教的学生来自方方面面,希望学到的东西也是方方面面,作为老师不得不顺着学生的路子,方方面面都要尽量有所掌握,所谓十八般武艺。这说来简单,实际上这十八般武艺在身上,在脑子里,在关键时刻能够冒出来,能够不掉链子,能够起到作用,其实很难。
余英时后来在书中写到了这件事,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很后悔。
杨联陞的杂
杨联陞在同辈人中,兴趣和爱好相对偏多。中国文人喜好琴棋书画,杨联陞除了琴之外,都很精通。
杨联陞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诗人,但一生留下许多诗,各种体裁都有,而且有相当不错的作品。中国现当代文人基本已不太会画了,杨联陞的绘画成就不能说很高,一直到晚年,主要是在模仿古人绘画的作品,但他画的小品实在很精彩,就是专业画家,估计也就那个水平了。
杨联陞还很喜欢戏,即京剧,在京剧很辉煌的时候,杨联陞这辈人正在求学、长知识,他在师大附中上中学时,和6个很好的同学结拜成六兄弟,老大就是杨联陞,老六后来当了京剧演员,是程派中非常重要的表演艺术家。放学后,这6人常坐在一起唱戏,有专门拉胡琴的,有专唱老生的,有专唱旦角的。
还有下棋,杨联陞非常喜欢下围棋,1937年抗战爆发时,清华园已经待不住了,教授们基本都搬到城里来住。杨联陞当时刚毕业,就天天和浦薛凤教授下棋,以此消磨时光,其实他俩不是一个系,但浦薛凤先生是清华学报的主编,杨联陞的论文《东汉的豪族》就发表在学报上,在今天,这种事恐怕不太可能发生了。
杨联陞和何炳棣
何炳棣比杨联陞小3岁,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退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一生出版的书不算太多,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比杨联陞晚一年。他们两人关系非常要好,何炳棣的弟子黄仁宇曾提到,1965年,杨联陞到何炳棣家拜访,晚饭后他们唱起了京剧《四郎探母》。
何炳棣自视甚高,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做一流的学问,从选题目就要选好。他认为自己做学问、选的题目,一直都是一流的学问。前两三年,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奖,何炳棣给他打了一个长达20分钟的电话,没说一句祝贺的话,反而来回抱怨:这个奖其实在多少年前就应该发给我了。
何炳棣就是这个个性,余英时对何先生的评价是“才大如海”。杨联陞曾当面对何炳棣说,你是专门家,我是开杂货铺的,不一样。
而何炳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连我这样自认为很专的人,在杨联陞这样的杂家面前,也不免还要表示我的敬佩。何炳棣在上世纪60年代做一些选题时,因为日语不行,不太了解日本人相关的研究,他说,幸亏有了杨联陞的提醒,才不至于走偏路,或者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
周一良帮了杨联陞
在清华时,杨联陞非常崇拜萧公权先生,因为他古诗词写得好,工整中能写出时下的感觉,萧公权号迹园,杨联陞到晚年也总是称赞迹园的诗如何如何。
在学校时,杨联陞没听过萧先生的课,1937年夏,杨联陞毕业,带着自己当时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去萧公权家求教。萧先生也把自己新写的词拿出来给他看,当时日军已兵临城下。
杨联陞在清华上学时的成绩,他自己说平平,中间可能偏上一点,他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能平平就不错了。按成绩,他没有机会去美国,恰好有一位来中国的美国访问学者,叫加德纳,他准备回国,想带一名助手走,要求中文、日文都好。加德纳看上了周一良,可周先生考上了公费留美的名额,就把这个挺好的机会转给了杨联陞。
为什么杨联陞能杂
成为杂家,与在清华里头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
杨联陞学的是经济系,可看看他当时的课程表,就明白了:国文课是朱自清先生教的,中国通史课是雷海宗先生教的,秦汉史、通史也是雷先生,隋唐史是陈寅恪先生,中国经济史是陶希圣先生,词是俞平伯先生,楚辞是闻一多先生,学术史是张荫麟,说文解字是杨树达,古文字学是唐兰,中国音韵学王力,中西交通史张星烺……
知名度如此之高的教授们汇聚于一所高校里,在中国,可能只有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可以相提并论了。
其实这还没写全,当时教杨联陞日语的是钱稻孙教授,教英文的是叶公超,即使是当年清华国学院,也没聘到这么多名教授。此外,杨联陞还到北大旁听了钱穆先生、孟森先生的课。
那时老师和学生关系非常近,杨联陞曾去清华大学教授宿舍看叶公超先生,叶先生的竹子画得是最出色的,想求一幅画。没想到叶先生说,我听说你会画画,先画一幅给我看看。结果求画没求到,反而是老老实实地画了一幅山水中堂给叶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杨联陞在美国才得到一幅叶公超的书法,写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与胡适先生笔谈19年
在海外,杨联陞受两人影响最大,一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另一是胡适先生。
杨联陞先生和胡适接触最密切的10多年,是胡适一生中最低谷的时期。那时胡适不能回大陆了,没有什么学校聘他做教授,便专心去做学问。
胡适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鼻祖,他对诗兴趣很浓,虽然写得不是太好,但是他愿意聊,谈他的想法,谈他对诗的认识。杨联陞也是一个很愿意聊诗的人,跟胡适先生最早的接触,是从诗歌开始的,在《论学谈诗二十年》中,收集了两人大约19年的往来书札。后来胡适先生去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隔得远了,通信相对少一些。
我觉得,杨联陞从中获益,比直接上课和研究生跟什么导师,恐怕还要多,现在研究生一个月也未必能和导师见几次面。
为钱穆先生争取赞助
钱穆先生跟杨联陞的通信有多少?我不知道。钱穆先生的全集里有《素书楼余沈》,收了他的书信,其中数量最多是给杨联陞的信,有40封。
钱穆先生晚年写了《朱子新学案》,这是他辞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的职务之后开始工作的,原以为三两年就能写完,结果用了7年,这7年吃什么、喝什么啊?钱穆先生希望得到哈佛大学的支持和赞助,杨联陞认识到选题很重要,在审批会上,他长时间发言,向大家说明这个道理。经费是按月寄的,钱穆信中,里面一定会写到我收到钱了,书的进度如何。
书完成后,杨联陞看了,跟余英时说,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先生恐怕还写不出来。
上世纪50年代末,杨联陞在香港见到钱穆先生时,说30年代在北大去听过您的课,钱穆已经不记得了,钱穆那时的中国思想史课在北大很火,一堂课有300多学生,座位不够,不少人站着听。钱穆怎么可能还记得住杨联陞这个学生呢?
(陈辉/整理)
转自《北京晨报》2012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