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研究孟子，绕不过杨朱、墨翟。现代人如何看杨、墨？就得提到四川金堂籍大学者贺麟（1902—1992）。再刨根究底，于是发现了“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贺麟发表于1941年的《论假私济公》有云：

近代哲学家之对待自私，大都采取梁任公称赞费希特哲学思想的话，所谓“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以墨子之兼爱为归宿”的策略。这不仅代表了一种新观点，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另具有一番教导世人，打破人我界限，假私济公的苦口婆心。

1944年12月，《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发表贺麟的《杨墨的新评价》又云：

利己与利他（杨子与墨子），虽说失之偏执，似应设法调解，而不可一味抹煞。现代的中国，旧的儒家思想，特别关于家庭、国家、礼教方面的思想，业已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破坏摧毁。杨子的思想已随西洋个人主义的输入而抬头，墨子的思想，亦随西洋的宗教思想、人道教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而复兴。故今后新儒家思想的发展，似亦不得不部分的容纳杨墨的精华，而赋予新的意义。且西洋近代注重社会理想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梁任公称费希特语），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出发点，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归宿点，便可说是得到相当可取的调解，而值得我们的借鉴了。

以上两段话，录自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的《文化与人生》第67、205页。此书乃新版，盖因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过，而且把所编文章分为上、下篇，如《杨墨的新评价》收入上篇，《论假私济公》收入下篇。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2编第43册，收有1947年版的影印版。

仔细对照旧版、新版，以上两段话仅有个别文字的差异，如新版说的“费希特”，旧版译为“费希德”。“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究竟出自哪里？新旧两版均未具体说明。到了晚年，贺麟才关心起这个问题。

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中国哲学》第2辑，刊有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文章介绍梁启超（1873—1929）与康德哲学时说道：

他也曾写了一篇《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他强调费希德注重自我，是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准确，也有一定道理。

贺麟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并易题为《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它叙述梁启超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文字略有改动：

他也曾写了一篇“费希特人生天职论述评”，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他强调费希特注重自我，是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准确，也有一定道理。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的出自《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吗？梁启超把费希特译为“菲斯的”，这篇文章收入《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70—84页。我极其细心地读过此文，竟然不见“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这句话的踪影。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分两次原载1915年4、5月出版的《大中华杂志》（The Great Chung Hwa Magazine）第1卷第4、5期。梁启超担纲主任撰述的《大中华杂志》不难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出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影印了1915—1916年全部24期的杂志，计12册、3015页。《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见第2册第661—671页、第3册第875—889页。遗憾的是，这个原始版本同样不见贺麟说的“梁任公称费希特语”。

《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5期刊登的《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续）》末尾有段话：

述者案：以上所述，为菲斯的对公众极有名之演说词，其影响于德国百年来之人心者颇大，不识吾国人读之能受用否？若其不能，则是吾之学与吾之文不足以达之也。菲氏尚有论士君子之天职一篇，其言更锐入使人奋发，吾更将述为余论，登诸次期。

以上这段话，《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未录，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亦未收。梁启超说的“吾更将述为余论，登诸次期”，并未兑现。因为《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6期（1915年6月20日出版）有梁启超的《论理学与心理学之关系》等文，但无有关费希特的余论。

梁启超一生留下的文字太多，《饮冰室合集》凡12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凡3册。他是否说过“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笔者无力确证。如今网络发达，可搜寻的结果亦令人失望。至此，只得断定贺麟说的“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是个问题了！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倒是说过：

菲斯的之教义，常谓我为我而生，我为我而存，骤视之，若与杨氏之说同一根柢；而其感化力所及，殆率天下而为墨氏之徒，此无他故焉。彼其于人我间之沟通，别有所悬解，深察乎非兼用他爱，则无以举自爱之实，故其倡导他爱也；常根据自爱主义以立言，未尝陈高义，厉畸行，而自能鞭辟近里。此菲氏社会观之所为可贵也。

难道这就是贺麟的蓝本？笔者以为，它跟“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毕竟出入太大。因而，所谓“梁任公称费希特语”，既必须承认它是贺麟的误记，更该视为这位新儒家创造性转化杨墨之道的理性追求！

写到这里，想起陈寅恪（1890—1969）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乃1929年的话，影响深远。更想起《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说过：“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一切道德律皆导源于是。”此乃1915年的话，当时又以字号增大、字体加粗排印，分外醒目。假如两者存在某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关联，那就是笔者写这篇杂记的意外收获了。（杨海文）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