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 如

《王佐良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二十余部北外学者选集作为校庆七十周年的献礼即是佐证。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纳忠，这些名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可被冠之以“先行者”、“开拓者”和“奠基人”的称谓。正如比较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乐黛云教授所说，那个年代的大师们既对外国文化研究精深，融化无碍，对中国固有文化更有通透之了解，因此他们不但是语言大师，更是沟通中西的文化大师，而王佐良先生正是其中的翘楚。

王佐良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师从闻一多、燕卜荪、钱锺书，与穆旦、李赋宁、许国璋同门。和那个年代的诸多大家一样，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无论在中西比较文学的探索与拓展、英语文学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是在自我创作上，他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成为我国著名的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从《王佐良选集》收录的文章中，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不同领域的学术造诣，并从这些文字中得见一位学者“荒江野老，素心学问”的风范。

作为学者，王佐良先生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西方思想文化的评介、英语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的史论与撰写等方面，他都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学术造诣蜚声国际，并对后继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虽然是西方语言文化的专家，但中国文化造诣也极为深厚，因此更能够抱定立场，以超越的态度通观中西文化。他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的序言《一种尝试的开始》中写道：

中国文学史家既不追随西方时尚，也不抱残守缺，而是注意收集信息，不放过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但又用我们的观点加以审视。比较而言，我们倒是能有英美学者往往缺乏的全面观——西方中心论就遮住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则力求把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总图景里来看……

可见在研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他一直以超越的视野心念中国问题，在外国文学史的写作中思索着中国特色。除了框架、思想与内容，甚至在写法上他也强调“要有点文学格调，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套话术语，不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点文学散文格调”。他举例说：“所有中国文学史家，从刘勰到钱锺书，都在写法上为我们示了范。他们写法各有特点，但有两点相同：一是简练；二有文采。他们所写的文学史本身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史要脉络清晰、文字紧凑、大事无遗漏已经难能可贵，不枯燥甚至有文采则是更高挑战，而王先生是认真地把这个原则贯穿于他为学为文的始终。他的文章，无论是严谨的研究著述、翻译作品，还是散文随笔，都用笔独到，深具格调。

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彭斯诗选》、《雷雨》（英译本）等作品广受赞誉，他翻译的培根《论学习》，语言精炼、优美、传神，被誉为最权威的版本，广为流传。在《选集》收录的《严复的用心》一文中，我们可以一瞥他的翻译思想：

严复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点——“信”——紧密相连的。换言之，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来不典雅的文章译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

而严复之所以选择“以汉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有深刻的疑惧；只是在多次败于外夷之手以后，才勉强看向西方，但也无非是寻求一种足以立刻解决中国的某些实际困难的速效方法而已。严复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但他又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

由此他得出结论：“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这一创见无疑也体现在他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他的优美译作也正是这一翻译理论的绝佳注脚。

作为教育家，王佐良先生的成就可以从他弟子们的身上得到验证，张中载教授在《秋天，想起了王佐良》一文中写道：“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最爱听王先生讲课。培根的随笔，英诗和莎剧……他让我们爱上了英国文学，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横溢的才华。‘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他上课，有时带讲稿，有时空手而来，在讲台站定，从西装口袋掏出两三张卡片，放在桌上，却也往往是‘不屑一顾’，就如数家珍地讲起来。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依赖文本，能成段引用英诗和莎剧。这使人想起他的老师燕卜荪。”

燕卜荪作为教育家的学识与敬业让王佐良印象深刻，他在《怀燕卜荪先生》中如此自述老师对他的影响：

那时候，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选编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的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 赫胥黎的《论舒适》等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而且他总是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地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总是那样平平常常、一声不响的。

燕卜荪的言传身教塑造了王佐良的教育理念与态度：“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里遇到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作为诗人，王佐良一定更能理解他翻译过其著作的那些西方诗人，他的创作、翻译和研究都隐含着一个诗人的敏锐与感受力。在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一书撰写的《济慈》一文中，他评价济慈所写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说：“崇拜希腊古文明的人多的是，却要轮到这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医学生来给这种崇拜心情以最动人的表现！也许，这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学院人士，不是用做学问的方式来看待古文明，而是用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活力和全部敏感，因此才写得那样新鲜。”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投射和写照？

在怀念穆旦的文章中，王佐良写道：“良铮过早地走了，但我们还在读着穆旦的诗。”诚哉斯言，一颗诗心，万古文章，正是王佐良和他那一辈人留下的不灭风华。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