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昀

赴美留学期间，陈岱孙（左三）和同学在宿舍就餐时的情景。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1900—1997）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共命运”的典型代表，他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作为清华大学早期领导者之一的从教经历，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中的一段独特经验，从中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沧桑。

生于庚子年的他，成为“庚款留学生”之一员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闰八月二十七日，公历1900年10月20日，陈縂，字岱孙，生于福建省闽县南台岛上的螺洲镇店前村。

陈岱孙出生时，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正在西安避乱。李鸿章则以老弱之躯从两广总督任上赶到满目疮痍的京师，就庚子事变的善后开始与八国联军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签署了《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应付各国战争赔款本金共计关平银十四亿五千万两，按当时汇价（关平一两合0.742美元）合3.339亿美元，年利率4%，分三十九年还清，史称庚子赔款或庚款。

几年后，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多方游说下，美国将中国的赔款本金总数减定为13,655,492.69美元。与此同时，清政府接受美国政府提议，将一部分退款专门用于培养中国留美学生。这项兴学计划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堂，每年派遣一定数量“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以及完成预备课程的学生赴美留学，直至退款用毕为止。这所留美预备学堂最初名为游美肄业馆，后来，于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清华学堂，于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清华学校。

出生于庚子年的陈岱孙，在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二十岁时，在清华学校完成预备课程，经过甄别取得官费留美资格。由此，他成为清华1911至1929年间，九百六十七名“庚款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民国七年（1918年）8月，陈岱孙接到清华学校录取通知，坐船北上，经上海到天津，再换乘火车进京报到。

清华学制八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陈岱孙插班进的是高等科三年级（相当于大一），尚需在此就读两年便可毕业（完成留美预备课程）。

除了必修课，学校还规定每个学生须有一门选修课，选修课每周不超过五个课时。陈岱孙选的是木工，在学校木工师傅的指导下，他掌握了各种家伙事儿的用法，也尝试体验了各道基本工序。课程结束时，按照师傅的要求，自己设计，亲手打了一个小书架。

陈岱孙各科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在清华园的两年里，令他印象最为深刻、日后最为感念的老师其实是体操课（体育课的旧称）教授马约翰。

清华自从周诒春担任校长开始，形成了重视体育的传统。体育是必修课，若不及格须在下学期补考及格，否则不得升级，不得毕业。这条规定执行得十分严格，陈岱孙有个同学其他功课门门过关，只因为不会在水中换气，游泳总不能达标，当真不予毕业，只好在学校多呆一学期，没别的事可做，天天练游泳。结果换气还是掌握不好，补考时马约翰说，反正测试距离就25米，你干脆一口气从头憋到底算了，这位同学居然做到，补考及格，这才放行让去美国。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图书馆和各处教室里就会响起马约翰那口响亮的厦门官话，这是他在把学生轰出来到操场上去运动。这个钟点的运动不像体育课上的规定科目那么死板，随便怎么玩都行。在这个场合，他经常会教大家一些实用的救生和应急技能，这些让陈岱孙受用终身，特别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都用上过。马约翰还爱跟学生们神侃，网球、高尔夫、马术、打猎，这些陈岱孙后来玩儿得都还可以。自从离开家乡，到民国九年（1920年）夏初，陈岱孙在清华学校已学满两年。这两年里，陈岱孙生活在现代中国历史转型初期的社会巨变的中心，视野大为开阔，情怀更趋深沉。不过，自小开蒙便熟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道的陈岱孙，总觉得“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

清华学校庚申级共有应届毕业生79名，当年派出留美学生81名。留美学生人数超过了应届毕业生人数，也许是由于上一年级有体育不及格的而蹲班到本年级的缘故。

在威斯康星，获颁“金钥匙”

1920年秋，陈岱孙踏上美国西海岸。

在旧金山，学生们将换乘火车沿太平洋铁路一直向东，去往中西部和东部各大名校。那时候，每年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踏上新大陆之后的第一课便是走完这条“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尸骨”的太平洋铁路的全程。这对于陈岱孙以及其他清华、非清华的学生，如同一堂活生生的国耻教育课，且将一切深深埋在了心底。

坐火车旅行可能是观察一国气象的最便捷和最直观的方式了。世界最古老国家的子民陈岱孙来到世界最年轻的国度，他看惯了祖国从东南沿海到京畿地区一路上的景象，压迫者的蛮横，高傲者的凌辱，官僚的侮慢，民众一边默默忍受横暴的命运一边在沉重的苦役中流汗呻吟，支撑起了少数几座大都市的畸形繁荣。尽管清华学校关于美国的风土人情早就向学生们作过反复的灌输，陈岱孙仍然被新大陆的辽阔、富饶、生机勃勃所深深打动，他甚至觉得理想中的祖国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陈岱孙赶到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时，已经将近十月。他就读的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20年入读该校本科的中国留学生有13人，其中，清华毕业的官费生11人，他们是：丁嗣贤（化工）、孔令烜（化学）、甘介侯（政治）、沈熊庆（化学）、余杰（商）、邵家麟（化学）、陈岱孙（经济）、曾昭承（经济）、赵学海（化学）、萨本铁（化学）、萧公权（政治）；另外2名自费生，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张先德（政治经济）和毕业于直隶实业学校的毕祖培（化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园在美丽的Mendota湖南岸，中国学生把这个湖叫做“梦到她”，湖畔是学生们平时流连最多的地方。

清华1920级毕业生最终有近四分之一（21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仅有7人是在五年之内完成，其余则是经过监督处的批准，延长一到两年不等。陈岱孙属于后一种情况，申请延长了一年。博士生在延长期内继续享受各项官费资助，博士论文印刷费还可以向监督处申请报销100美元（学士、硕士论文则无此待遇）。

无论最后读到什么程度，学成后都必须回国效力，关于这一点，学生们在出国之前是签了志愿书的，而且均有可靠人士具保。清华发给每个学生的月费（生活费）是80美元。若是下馆子的话，普通餐馆一份正餐（一汤一菜，一咖啡一甜食，面包随意）需要大概五十美分，同学们平时凑在宿舍里自己下厨，偶尔出去聚个餐，每人每月花上三十块钱就足够吃饭了。做饭是由同宿舍的室友商量好了轮流坐庄，陈岱孙完全不会，只好给什么吃什么，并且每顿饭后负责洗碗。

当然，日常开销远不止是吃饭。穿衣戴帽、社交活动、参观旅行也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每月占去大量预算。因此，到了月底常遇到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的窘境。翘首等待监督处汇来月费的日子十分难熬，于是只好一连几天以热狗果腹。吃的时候，张嘴咬着一头，同时把香肠从另一头拉出一截，如此一口一口把面包吃完，之后“惊喜地”发现香肠尚在，于是留起来下顿再用，这样至少也算是“知肉味”。

1918年毕业于北大、1919年由河南省官费资助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显然有两大派，一派是“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缺点是英文比较差，社交比较差，穿戴比较随便；还有一大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少，对于政治不大感觉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

清华在国内传授的各项留美预备课程质量十分过硬，还有它重视体育的传统，使得毕业生出去后受益匪浅，不存在语言障碍，感觉不到太大的课业压力，而且能够很轻易地融入当地社会。“美国大学本科的功课一般并不繁重，所以，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便可应付裕如。星期、假日经常和同学们到附近参观、旅行，籍以熟悉异国的习俗、风尚”。

在美国的清华学生除了经常举办本校校友的各种聚会活动之外，还是“中国旅美学生会”（The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的中坚力量。这个学生会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大区，每年暑假召开年会。陈岱孙留美六年间，一共参加过四次，前两次代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参加中西部年会，后两次代表哈佛大学参加东部年会。年会一般为期一周，以校际联谊为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像个夏令营，期间可能也开会讨论过一些“正事”，不过具体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

陈岱孙在威斯康星大学平平稳稳地读了两年，节假日到处游山玩水，什么也没耽误。他于1922年夏天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毕业时还有意外收获——跟老同学曾昭承一起，各得了一枚金钥匙。

授予他们金钥匙的团体叫做Omicron Delta Gamma Honorary Economics Fraternity，Omicron、Delta和Gamma即希腊字母Ο、Δ和Γ。这是一个自称为“荣誉经济学兄弟会”的组织，又称“Artus骑士团”，由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校的经济学会于1915年合并而成，会员仅限于两校经济系专业成绩和全科成绩同属优异的本科毕业生。陈岱孙和曾昭承一同被吸收入会，获颁象征会员资格的金钥匙，之后更是借此机缘，一同申请进入哈佛大学继续读研究生。

这枚金钥匙不大，用一根细细的金链子拴着，佩戴于西服背心的前胸部位，乍一看，很像是一件坠在怀表链上的小饰品。它浓缩着陈岱孙对两所美国母校的美好回忆，后来在文革抄家中永远地消失了，令陈岱孙终生想念。

真正的发奋，从哈佛开始

1922年，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层层筛选，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有大约三十人被哈佛大学经济系录取为研究生。陈岱孙和曾昭承本科成绩门门优秀，又有Artus骑士团多名会员的倾力推荐，自然无甚悬念，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全美最负盛名的大学。

志得意满的陈岱孙，入学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要比自己大，不像是刚从本科毕业的。询问之下，明白了他们都是在本科毕业之后从事过若干年教学研究或经济实务工作，为了职业生涯的进阶而重回校园深造的，学习目标十分明确。同时，他们经济独立，工作几年下来都小有积蓄，足够维持未来几年的求学和日用开支——自掏腰包上学，自然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苦读，一切体育、文娱、社交活动几乎全部取消。

研究生当中另外一些从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学的，如陈岱孙、曾昭承、李榦者，俱为各大学本科的尖子毕业生。陈岱孙有生以来一贯轻轻松松当优等生的日子，在入学哈佛不到两个月后彻底结束，他的骄矜之气被彻底打垮，真正开始发愤。

“这情况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发现了。经济系研究生班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一个能容纳三十来人的西敏纳尔（注：Seminar）室。我们这一批第一年研究生，于上课之余，几乎每天都来自修室读书。读书之余，经常相互问难。当论点的分歧激化时，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入西敏纳尔室，关上门，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到自己的学识大不如人。我发现，在争辩时，许多人提出的意见、论点都不只限于课堂所涉及或指定参考书的范围，而经常有更详尽、精辟的意见。我经常感到我自己的眼光太窄了、识见太浅了。这种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

这个班卧虎藏龙，有后来在1933年提出垄断竞争理论的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1899~1967），有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蒂尔·奥林（Bertil G.Ohlin，1899~1979）。这些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与他们为伍，陈岱孙感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迫出来的。从这时候起，在这四年中，我根本没星期日，只有星期七。除了有两个暑天参加中国旅美学生会召集的夏令会，用去了二十天外，这几年的寒暑假也根本取消了。”

在“西敏纳尔室”里熏了一阵子，陈岱孙这才终于明白读书是怎样一回事了。过去只看教材以及教师指定的有限几本参考书，现在则不同——他顺着参考书提供的线索，只要是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凡是能找到的，一概拿来通读。

“在研究生院两年后，由于导师教授的特别推荐，我获得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被批准在校图书总馆的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小隔间的权利。我可随时凭证入库，从此，我就再不去上述的经济系研究生自修室，而每日待在这小隔间里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中的一排排的书架，书这样多，方面这样广，我再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翰而自己是如何浅尝无知。我除浏览和我的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还有时兼及于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等的名著。更方便的是，我可以任意从书架上抽出我要看的书，带到小隔间去阅读。阅读后不要再读的书，只需平放在小桌上，晚间书库内的工作人员，在巡库时，就会把它取回分别还插原架上。如果我要保留这书，以便续看，我只要把它放在我的小书桌旁边的小书架上，插上一‘请予保留’的条子，书库工作人员就不会把书收走。有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实在累了，我就到图书馆另一层的一间名为瓦德纳（Widner）纪念室的阅览室里偷得一二小时的休闲。这是一个罗列欧美文学名著的开架阅览室。入室者不许带书包或书籍，只许浏览本室的文学书籍。在宁静的环境、柔和的灯光下，我有时借此消磨了晚饭前一两小时的辰光，也就消除了一天的劳累。晚饭后，我回宿舍，又恢复正经书的学习了。”陈岱孙如此满怀温情的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也足令后世学人心向往之。

“这四年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最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

博士论文答辩，被考问了几乎一整天

陈岱孙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学习了两年。1924年，他先后通过了法、德两个语种的第一、第二外国语考试（在美国大学，英语自然不算是外国语）以及博士研究生（候选博士）资格专业考试，同时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他选定财政学为专业，开始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题研究。

陈岱孙的导师教授名叫查尔斯·杰西·布洛克（Charles Jesse Bullock，1869~1941），他生于波士顿，1892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1895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03~1934年在哈佛大学讲授经济学。布洛克于1917~1929年在哈佛主持经济研究委员会，1917~1919年担任全国赋税协会的会长，财政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师徒二人反复商量，最终确定下陈岱孙博士论文的选题——“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当时，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令人瞩目的增加，正引起政府官员、纳税人和经济学家的越来越大的关注，人口规模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公共开支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派观点（递减论）认为，人口数增加的自然结果是人均公共开支的降低；另一派观点（递增论）认为上述两个假设不能成立，“事实上”，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需求增长会比人口数本身增长得更快。

陈岱孙觉得，这两派观点都是沿着抽象和先验的路线（演绎法）发展的，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以归纳方法来检验以演绎方法得出的上述理论。这篇博士论文被收录在1989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岱孙文集》中，文章的附录全是统计表格，多达105页。论文既没有支持“递减论”，也没有支持“递增论”。陈岱孙用这样一句话作为论文的结束语——“希望这个研究至少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新的启发”。

1926年3月的某日，陈岱孙被考问了几乎一整天，汗透重衣，一次通过论文答辩，不久，获授博士学位。

念了二十年书的陈岱孙发誓此生再不参加任何考试，果然，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学员出题考教授，他勇敢地交了白卷。

摘编自《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刘昀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