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寒风呼号,落叶飘零,仿佛在送他最后一程!
11月21日上午,上千人汇集八宝山,在呼啸的寒风中挥泪送别中国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
告别大厅入口处垂挂的巨幅挽联,是对他新闻人生的最好总结:先忧后乐采编评凝心香一脉哀社稷骤失大笔;掖幼领新诗书画继翰墨三绝恸江山长忆斯人。
报人老范
沉到基层,呐喊时代
范敬宜,字羽诜,193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他是中国当代备受尊敬的新闻前辈,新闻界都叫他“老范”。
老范与新闻有不解之缘,在“最可爱的人”的感召下,1951年大学毕业奔赴白山黑水,进入东北日报,即后来的辽宁日报当记者。然而,命运跌宕起伏,6年后被错划成右派,记者生涯中断20年。“文革”再遭厄运,被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建昌。
建昌10年,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的浴火重生。他说,正是沉到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年,才让他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也才真正意识到,“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1978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到辽宁日报社,重新拿起笔。他熟悉农村,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了解农民的实情,在农家炕头点灯披衣,挥笔写下著名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回击了对农村改革的错误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村改革才刚刚开头。该文在辽宁日报首发,被人民日报作为头版头条全文转载,有力地推动全国农村改革的加速和深化。从此,他迈上新闻事业新境界,辗转历任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1998年离任后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追忆与老范共事的时光,十分怀念。他说,作为报人,老范有两个长处,一是会办报,二是爱办报。办报很辛苦,常熬夜,他那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对办报兴趣浓厚,一心扑在上面,生活却很简朴、不讲究。
“那段时间我们共同完成多次重大宣传报道任务,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配合默契,被称为‘黄金搭档’。”10月18日,邵华泽前去北京医院探望老搭档,“那时他精神状态不错,他对我说,在人民日报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他强调编辑记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把握全局的能力,他说“人民日报能不能办得高出一筹,关键在这里”。
早在辽宁日报和经济日报工作时期,他就提出过“经济改革呼唤新闻改革”,并脚踏实地从读者最不满意之处改起。他说,读者最不满意什么?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他积极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锐意改革,曾将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农民呼唤日用品市场“返朴归真”》,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他不遗余力抓精品,要求每一个编辑部门“把创精品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全社上下逐步树立起“精品意识”,报纸上涌现出越来越多引人入胜的稿件。
他十分珍惜时代赐予的宝贵机遇,从重返新闻队伍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停下过手中的笔,即使记者写稿的“蓝笔”换成编辑改稿的“红笔”,也没有停止参与采写,而且不择题材大小,不论文字长短,乐此不疲。他说他的动机很简单,既然改革开放的时代把“笔”还给了他,他就要不遗余力地用这支笔为时代讴歌,为时代呐喊。他常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
新闻界大多都读过老范的《总编辑手记》,这是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利用午休写下的值班手记,手记有感而发,点到为止,论述的却多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共性和一般规律,成为许多编辑记者的案头参考书。
记得老范写过这样的诗句,“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那是早在1981年他第一次出国考察时写的,以表只争朝夕的决心。蓦然回首,时光流转,人们多么希望还能“再乞华年”!
清华范爷爷
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几天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沉浸在一片悲哀中,学院大楼入口处,摆满了鲜花,贴满了留言。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说,听到范院长去世的消息,好多同学想写点悼念文章,可坐了一晚上,悲伤得写不出一个字。在学生们心中,范敬宜不是“范院长”,也不是“范总编”,而是敬爱的“范爷爷”。
2002年,范敬宜以古稀之躯,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也是当时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的院长。他说要把这里看作是新闻事业的延续,把自己一辈子的感悟、经验和教训,讲给学生听。他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评论”、 “新闻与文化”等课程。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讲稿;对每一位同学的作业,他同样一字一句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
《乡村八记》的作者、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硕士、人民日报记者李强说,“范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说过的话,了解国情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平方公里,要经常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喜怒哀乐。”
经济日报记者乔申颖,曾是范院长的第一任助教,2001年到清华读研时,已经在一家省报工作了3年。新闻是她唯一的选择,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她迷茫。她说如果在清华依然找不到对新闻事业的归宿感,毕业后就不再当记者了。听了范老师的新闻评论课,她清楚地感觉到这就是她来清华要找的东西,懂得了新闻工作值得期待也需要坚守。乔申颖说,范老师或许不知道,他于生活的信仰,就像光源一样,对身边的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党委书记胡和平在致范敬宜先生家属的信中说:先生不仅是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
在近百年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报人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范敬宜当之无愧名列其中。
文场敬宜兄
诗书画相伴新闻人生
冯其庸先生得知老同学去世的消息,不胜悲恸,“敬宜兄去世的那天上午我还与他夫人通话,说医生讲目前不宜手术,老年人的癌变,发展缓慢,可以延缓很久。哪里想到,当天下午就发生了突变。”
冯其庸说,他与敬宜兄是1948年在上海无锡国专的同学,从王蘧常、顾廷龙、童世业、周谷城诸先生学,遂成莫逆之交。敬宜兄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国专毕业后,他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攻外语,所以他的学问中外兼通,在同学中是很突出的。
在文化界,范敬宜被称为“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2001年,《范敬宜诗书画》出版,选录了他从13岁起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由此,许多人才知道,他于新闻之外,还有这样的“余事”。冯其庸先生对此大加推崇,称“范君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季羡林先生更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古人难以望其项背。
范敬宜自幼多病,不能正常上学。母亲担心他一生虚掷,就让他拜师学画,延请著名画家樊伯炎先生为他开蒙,又拜著名画家吴湖帆为师,在老师的熏陶教导下,他在山水画方面打下基础。他天资聪慧,技艺进展神速,已故著名画家王簃惊叹,“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他自谦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他说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新闻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经常在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以灵感和启发。
他对文风的追求是“感人之处在平易之中”。他说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他的文集《敬宜笔记》大多为千字文,收集的主要是他1999年以后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敬宜笔记”专栏写的随笔,读来清新自然,犹与老友交心。
《范敬宜文集》也正在编辑中,目前已出版两本,《新闻作品选》和《总编辑手记》。后者已是一版再版,前者则是他在盛年期的代表性新闻作品。重读这些篇章,不仅能从中再次汲取新闻写作的养分,也更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
本色范君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周来,到范敬宜家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鲜花摆满了他的书房。人们心中的悲伤,像河水一样流淌。
范敬宜的夫人吴秀琴老师告诉记者,老范走的时候比较平静,没有痛苦。医院的护士说,这么平静安详离去的老人不多。女儿范悦也说,父亲走得很安详,很有尊严,面部表情都没有改变。
吴老师说:“我们1951年一起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60年患难与共,我们俩还是在1978年的同一天入的党。”她说老范是个很普通的人,经过了很多风浪以后,也没有脱离本色。记者看到,家里的确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睡的床和客厅里的一只长沙发,还是从建昌农村搬往沈阳时买的,床是上海产的棕绷床,一直不让换,沙发也还在使用。
范敬宜的儿子、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范迅回忆说:“有一年,我在建昌农村的一个同学的儿子得了脑瘤,危在旦夕,到北京找我父亲想办法。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不仅自己掏钱,还发动经济日报的同事捐了好几万元,终于看好了病,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学富五车的宿儒到街边修车的小师傅、村里的农民,都有他的朋友。”
在范敬宜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对他称赞有加,而他自己却仍是那样温和谦慎,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总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而给别人以最大的宽容,有人向他讨字画,他几乎有求必应,有人约他写文作序,他也不推脱,因此一年到头总是“文债如山”,每天都要写写画画到很晚,他不仅不烦,还说感谢人家对他“压、逼、榨”。
在79年的人生征程中,范敬宜越陌度阡,孜孜不倦,迈上了一个又一个事业的高峰。他于几个领域都有建树,在报界为翘楚,在学界为名师,在文坛为大家。而他最痴情的,还是办报,历经磨难也割不断这一生一世的新闻情。
俯仰之间,我们在大地,老范已到云端。我们相信,他会在白云深处注视着我们,像从前那样用和蔼的目光鼓励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们仰望天空,就会看到一颗永恒的星辰。(温红彦)
转自 人民日报 201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