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费孝通逝世5周年的时候，我仍然不时能看到他的书籍，并能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力。

　　在上海世博论坛上，我又一次听到国际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郑重地引用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为上海世博会正是这四句话的生动体现，并在阐释这四句话的同时，认为“各国的精彩亮相，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对话提供了条件。这种对话是通向人类和平相处的必经之路”。

　　在对比许多先贤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思考之后，我认为，费孝通的思考要高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这是人类未来能够和谐发展的最好方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也使我不由得想起费孝通生前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能为下一代做些什么呢?我可以让他们知道，在我这一代，我们的自我认识、自觉性达到了什么水平。我将通过我的头脑留下一些东西给后来的人们。那就是文化。文化是寄寓在个人的头脑里的。个人的头脑会死亡，但是通过社会，个人头脑里的东西会积累起来，成为公共的财富。每一个人必须有助于文化的绵续和增积。因此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的。”诚哉斯言!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在他的肉体没有真正消亡之前，他其实应该已死过三次了。

　　“第一次我应该死在瑶山，那次极少有机会活着出来，碰巧有人发现了我，背我离开绝境。我应该死而未死。”费孝通这样对美国学者巴博特说。那是在1935年8月，25岁的费孝通获取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后，与王同惠结婚，然后一起赴广西瑶山做特种民族实地研究。12月16日，在艰难的行程中，因向导失引，费孝通误掉捕虎陷阱，身负重伤。王同惠在求救途中失足溺水而亡。

　　费孝通继续说:“第二次在昆明，国民党打算杀害我，想不到有位朋友来把我从特务的枪口救了出来。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那是在1945年11月25日晚，已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西南联大教授费孝通参加一场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时，枪声响了。费孝通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勇敢地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他成为黑名单上的人。1946年，在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成为特务们下一个目标。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费孝通最终在美国领事及其他人的帮助下保住了性命。

　　第三次是在“文革”中。费孝通回顾:“‘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认为我应再活下去。我考虑过自杀但没有去做。”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费孝通处于非正常状态，遭受了无数的屈辱，并亲眼看着老师潘光旦因受迫害而死在他的怀里。对这段历史，费孝通的看法是:“对我没有多少正面的东西，主要是损害。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可宝贵的二十年，四十七岁到六十七岁。然而，这段经历的确使我逐渐更好地了解人呢，逐渐了解真正的人。”“我们相信中国最后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我确是活着看到这场大风大浪的结束。我的许多朋友没有看到这些变化就去世了。中国仍有困难，但我真正相信我们会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尽管一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少干扰。”

　　费孝通在“文革”后迅速地恢复了状态，更加珍惜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在从事学术活动的同时，他也成为政治家，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位……但在众多的光芒面前，他有自己的定位，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

　　他最看重的职务是教授。

　　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行行重行行”，“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为了“富民”这一心怀天下的追求，费孝通的学问始终与深度的社会调查紧密相连，他的著作《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等等，无不建立在丰厚的田野调查之上。即便他成为国际第一流的学者，即便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他都是“身先士卒”地行动在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中间，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思考，得出别人未能想到的具有前瞻性与建设性的见解。他提出的“边区开发”、“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理论已被或多或少地运用于国家建设当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些理论同样长期地影响着国内外理论界。

他的一生走遍大江南北，直到2003年93岁的时候，他仍然工作在第一线。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长辞人世。这一辞世，只能代表费孝通肉体的消失，而他的智慧和精神则永恒地留在人间。

张建安 写于费孝通诞辰100周年之际

转自 检察日报 2010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