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宗璞:迤逦三十年,四卷写沧桑

2019-03-22 | 师文静 | 来源 《齐鲁晚报》2019-03-17 |

从“南渡”到“东藏”,由“西征”到“北归”……迤逦三十年,90岁高龄的宗璞以顽强毅力终于完成了《野葫芦引》四卷本的收官之作《北归记》,并于年初出版。《北归记》距离《西征记》已过去11年。宗璞在眼睛渐渐失明的状态下,仍口授完成了这部读者们以为等不到的长篇,其著书立说的铿锵傲骨让人敬佩。

西南联大文学院师生合影

《北归记》宗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写小说,不然对不起历史

作家宗璞1928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冯友兰,母亲是任载坤,姑母是冯沅君,姑父是陆侃如。她的成长、学习、工作、生活都在知识分子家庭和高校机构中度过。因家学渊源得天独厚,外加研究西方现代文学,使得她的创作独具特色。宗璞的文学写作跨越半个多世纪,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散文《西湖漫笔》《三松堂断忆》等都产生过广泛影响。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文革”等时期的曲折阅历,让她本身成为一座历史与思想的宝藏,创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以及未出版的《接引葫芦》。

宗璞出生后在北京生活了十年,抗战爆发后,全家人跟随冯友兰离开北平,“南渡”云南昆明,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宗璞在昆明待了8年,这也是西南联大正式设立,到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回迁原址的8年。西南联大可谓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也是最为彰显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一段历史。这段沧桑往事,深深刻入少年宗璞的心中,也为她埋下了书写父辈历史的种子。

虽然动笔于上世纪80年代,但宗璞表示,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有了创作《野葫芦引》四卷本的想法,且在构思中,前四卷完成后,还要创作《铸心记》等“后四记”,可谓皇皇巨著。宗璞写这段历史的心如此强烈,正如她所写,“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1988年,冯友兰也曾为爱女撰写对联:“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对宗璞以小说写历史寄予厚望。

古老民族的青春叙事

《野葫芦引》系列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那批穿布衣长衫的读书人有爱、有善、有恨,更有无私的牺牲精神。

“百年耻,多少合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呼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像《红楼梦》开篇就给每个角色写判词一样,热爱元曲的宗璞给每一卷小说都写了“判词”,用序曲定下小说的基调。《南渡记》描写了“七七事变”后北平明仑大学(原型是清华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生活遭际,以主人公随学校南渡长江,避战乱于滇首府昆明为情节主线,写了国祸战乱中高知阶层的百态。

《南渡记》出版于1988年,彼时宗璞已年近花甲。后记中,她说,长期处于创作状态,身体吃不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疏亲慢友,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怡悦自得的时候。”

但在当时,文坛兴起的是争先恐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古典主义艺术趣味浓厚的《南渡记》不可避免地被文坛所冷落。直到《东藏记》出版以及文坛风向转变,该主题小说才开始备受关注。

《东藏记》写得更难,且一写就是七年。1990年冯友兰去世,接着宗璞大病一场。1993年她才开始动笔,因病魔的折磨,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东藏记》。当时,宗璞的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虽未失明,却已不能阅读,写作全凭口授。2005年宗璞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东藏记》描写的是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以及大学里的修学之苦,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和情感,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部小说有妙趣、有真情。到了《西征记》则重点描写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历史。宗璞笔下的滇西之战别有气势,在硝烟炮火里,青年学子们为国捐躯,真是“壮哉书生”!

《西征记》成书于2008年,写作之前,宗璞访问了多位从军学子和军界人士,他们不同角度的故事和感受,让宗璞有了足够的材料和认知去写战争。宗璞说,她的胞兄、自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的冯钟辽,也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亲身经历,对写小说有很大帮助。

《北归记》则再现了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烟又起,小说把历史巨变前夜,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都凝聚在一起,温暖而沉重。这部小说是宗璞在和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写后半部分时,她患过一次脑溢血,虽缠绵病榻,仍是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口授一会儿,每天都会创作一些。

《北归记》距离《西征记》已过去十多年,很多跟随宗璞几十年的读者,以为再也等不到这部收官之作,小说的出版让人高兴、欣慰,又很悲伤,因为故事走到了结尾,书中许多人物已逝去。

30年岁月,追寻知识分子精神之旅

《野葫芦引》四卷本涉及数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变迁与聚散,其中个性鲜明、清晰的人物角色近百位。这部长篇最大的看点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群体肖像,她用细节呈现了知识阶层在国难中的痛苦和民族气节,他们的谈吐、风貌和举止跃然纸上,呈现了“我辈书生,为先觉者”的精神追求。与此形成对照,小说也写了汉奸形象,呈现了他们苟且求生的懦弱灵魂。小说的另一个看点,是对年轻一代群体的塑造,尤其是对嵋、峨、玮、玹子、卫葑等年轻人浓墨重彩的描写,可谓“出走八年,青春无悔”。

小说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孟樾、生物学家萧子蔚、大学校长秦巽衡、物理学家庄卣辰以及吕老太爷吕非清等,这批人尽管出国留洋受过西方文化熏陶,但骨子里依然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人格操守和家国情怀。历史学家孟樾,时刻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当有人问明仑大学能否顺利开学时,他坚决地回答:“站着也要上课,在昆明我们在坟地里都上课,在炸弹坑里也上课。”宗璞塑造的吕非清也非常成功,他说庾信的《哀江南赋》看着心痛,“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为人不能再见故国,活着有什么意思!亲人们发现他不只咳嗽厉害,有时夜里还大声哭,说要下地练拳,大家都知道是南京陷落之故,他心里酸痛。甚至在练拳时,吕老太爷都大声念诵:“前三后二,还我河山。左七右七,恢复失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这些人时刻心怀国家,追求和平。

《东藏记》中知识分子群像丰富,除了一派正气的,小说还塑造了个性鲜明、有点儿邪气的白礼文等人,还有一对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他们的出场写得很精彩。宗璞对虚伪刻薄的知识分子夫妇极尽讽刺,显见了作者推崇的是心性正良、学术精湛、忧思社会的传统正派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意思的是,因为小说中涉及的知识分子与现实有诸多勾连,很多读者精心考据,将小说人物与西南联大那批名家大咖一一对照,竟然能拉出一份长长的对应名单。

《西征记》《北归记》故事重点转移到詹台玮、孟灵己、庄无因、玹子等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和生命选择上。他们出生于“五四”时期,在新思潮影响下长大,有豪气也笃定。在明仑大学,年轻人有弃笔从戎的报国机会,本不在应征之列的詹台玮(玮)和孟灵己(嵋)则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一个到美军联络组工作,一个在伤兵医院做护士。通过他们的故事呈现了当时年轻人成长的责任,因为“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应该在战争中投进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是血和肉”。

年轻人站在历史的关口,唯有做好自己才能报效国家。小说中,卫葑、玹子走上革命道路,孟灵己等在学校传播知识与思想,还有人出国留学研究科技……青年人的选择,是一首青春之歌。乖乖女成长为独立女性,热血少年成长为顶梁柱。

作家张抗抗曾在文章中写到,宗璞用后半生三十多年时间,从容不迫、气定神闲地完成这部大书,从“渡”到“归”,由“藏”到“征”,四字箴言寓意深远;“渡”是劫难中的历练、“藏”是隐蔽的斗智迂回、“征”是出击与抵抗,而“归”,不仅是地理概念上劫后余生的回归故园,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危难之中苦觅归途、于迷惑与彷徨中寻找灵魂归宿的精神之旅。张抗抗认为,如此庞杂的故事结构、浩大的小说体量、纵贯半个中国的地理空间、长达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故事起伏错落、云卷云舒,其驾驭难度可想而知。

宗璞在《北归记》的后记中向大家作了告别,告别时代,告别书中人物。她说,希望所有的人,书中的、书外的,都快乐地勇敢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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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原名冯钟璞, 1928年7月生于北京。幼时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璞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主要作品:《红豆》、《弦上的梦》、《后门》、《知音》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等。2018年10月,凭借《北归记》荣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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